社会批判理论的任务

34.2社会批判理论的任务*

A.——社会研究所的工作长期以来主要围绕着六个主题而展开，直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曾在纽约聚会的学术界开始解体时为止。出现在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显著位置上的先导性理论文章反映了这些研究兴趣。它们包括(a)在后自由主义社会中社会整合的形式，(b)家庭社会化与个人自我发展，(c)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d)反抗中止背后的社会心理，(e)艺术理论，以及(f)对于实证主义和科学的批判。1这一系列主题体现了霍克海默(Horkheimer)所提出的跨学科社会科学的概念。2这一阶段探究的主线——被我描述为一句流行语“如物化般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as reification）——要借助不同学科有所区别的方法勾勒出来。3在“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将物化过程又一次压缩成历史哲学的话题之前，霍克海默和他的同事们已经把“真正的抽象化”作为经验研究的对象了。从这个理论视角看来，不难看出在上述列举的主题的多样性中所包含的一致性。

(a)首先，在自由资本主义发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变化后，物化的概念需要具体地予以说明。4首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被证明刺激了对经济与国家之间业已变动了的关系的考察，也刺激了对以下疑问的解答：伴随着从魏玛共和国到专制独裁国家的转变，是否出现了社会组织的新的原则；法西斯主义究竟是显示出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更强的相似性，还是考虑到其政治系统的极权特征而与斯大林主义有更多的共同之处。波洛克(Pollock)和霍克海默倾向于认为，纳粹政权类似苏

*原文选自Jürgen Habermas著,(Thomas McCarthy, tr.)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 ol.2 (Coston: Beacon Press, 1987),pp.374-403.

维埃政权，因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秩序已经建立起来，在这一秩序中，生产资料私有制徒有其表，对总体经济过程的调控已经从市场转移到计划行政系统；在这一过程中，对于大宗事务的管理似乎已经与政党和行政领导层融为一体。从这种观点看来，与专制独裁的国家体制相应，我们有一个行政极权的社会。社会整合的形式是由有目的的、理性的——至少是有意图的——中央调控的行政统治的运作所决定的。

纽曼(Neumann)和基希海默(Kirchheimer)则反对这一理论，他们认为专制独裁政体只是代表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未遭破坏的极权主义的空壳，因为市场机制仍像先前一样起作用。按照这种观点看来，即使是发达的法西斯主义也没有取代经济规则在与国家的关系中的优势地位。经济、政党和行政领导层之间的妥协是基于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产生的。从这一观点看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在结构上的类似性——无论是极权政权的还是大众民主的政治形式——都清晰地显示出来了。既然极权主义国家并不被视为权力的中心，社会整合便不仅仅以技术统治一般化的（technocratically generalized ？）、行政理性的形式发生。5

(b,c) 行动的经济系统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关系决定了社会如何整合，而个体生活情境的理性形式便受制于这种整合。然而，把社会化的个人（sociated individuals）纳入某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控制模式和物化过程本身之中进行分析，这需要在其他领域进行研究：在家庭中——家庭作为社会化的机构，使下一代为适应职业系统的规则做准备；在政治-文化公共领域中——这个领域通过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

产生出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遵从。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只能解释社会整合的类型。另一方面，分析社会心理学——继承左派弗洛伊德主义传统6的弗洛姆(Fromm)7将其与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问题相联系——应该解释个人意识按照系统的功能要求进行调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垄断经济与独裁国家互相融合。

研究所的人员调查了资产阶级核心家庭的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导致了父权功能的缺失和其专制地位的削弱，与此同时，也削弱了家庭作为避难所的功能，并使下一代越来越受到家庭以外的力量的社会化控制。他们还调查了文化工业的发展，这一发展使文化变得庸俗（desublimated culture），剥夺了它的理性内容，并为了实现对意识的操纵性控制而将文化职能化。同时，正如卢卡奇(Lukacs)所言，物化仍然是意识哲学的一个范畴；它可以在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模式中被觉察出来。借助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物化了的意识现象需要在经验层面上加以解释。独裁者往往以各个时代的典型形式出现，他们的自我由于虚弱而具有易于被控制的特性；与此相应的超我的形成则可以回溯到社会结构与本能变化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这里又出现了两种解释的路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坚持了弗洛伊德的本能理论并激起内在本性的动力，尽管内在本性确实对社会压力做出了反应，但它在内核里仍然保持着对社会化暴力的抵制。8另一方面，弗洛姆接受了自我心理学的观点，并将自我发展的过程转化为社会互动的中介，而这种社会互动则渗透并构造了本能冲动9的自然基础。另一阵线则是围绕着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特性形成

的，在这一阵线上，阿多诺和本杰明各执一端。阿多诺（与洛文塔尔和马尔库塞一起）坚决地将真正艺术的经验内容与消费文化对立起来，而本杰明则坚定地把希望寄托在对文化的世俗解释上，这一解释来自被摘去了光环的大众文化。

(d)这样，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研究所成员的狭小圈子里发展出了有关所有这些主题的一致立场。一个在完全的行政管理之下、如铁板一块的社会图景出现了；与之相应的是把内在本性排除在外的社会化的压制性模式，和通过大众传播渠道起作用的无所不在的社会控制。相比之下，纽曼和基希海默、弗洛姆和本杰明的立场并没有被简单地看作相同。他们对于后自由社会的整合形式以及家庭社会化和大众文化的形式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持有相当不同的评价。这些互不相同的方法也许为关于仍在抵制意识物化的潜在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研究起点。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历史上的德国流亡者的经历，促使他们宁愿去研究那些可能解释反抗的潜在因素中止的机制。这也是他们研究工人和雇员的政治意识的方向，并特别是对由在德国的研究所发起、后在美国一直继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反犹太主义的研究的方向10。

(e,f)意识的物化过程只有在价值理论失去其基础性地位之后，才有可能被作为广泛的经验研究项目的对象。当然，与之相伴随，在价值理论中得以保留的理性自然法理论的规范性内容也失去其地位。11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的位置被源自卢卡奇的社会理性化理论占据了。现在，物化概念的规范性内容不得不从现代文化的理性潜力中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