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宗教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试论宗教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 杜小军 ※

任何政治系统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中活动和运转的，①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宗教是一种远离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广泛性、复杂性、群众性、国际性特征的社会生活的现实存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论从历史抑或从现实来看，宗教与一国的政治制度和公民的精神生活紧密相联：其一，剥削类型的国家一般都利用宗教来维护和巩固其政治统治地位，皇权或王权与神权融为一体，形成“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其二，宗教可以成为影响政治系统机构设置和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因素。譬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既是国家元首，又是世俗宗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其三，宗教在一定的条件下可对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国家社会政治生活起积极促进作用或消极破坏作用。反之，政治系统对宗教有制约作用。②本文即从上述几种关系出发解读宗教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一、天皇权威的神道教基础

在日本的政治系统结构和政治社会生活中，天皇始终被作为精神权威，号称“万世一系”。与此同时，在日本历史上，天皇还多次成为绝对政治权威。上述权威的取得是有其深厚的神道教基础的。

在古大和国统一日本前后，最初以自然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的日本原始宗教便通过吸收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义或思想，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神道教。神道教号称日本有八十万神、八百万神或一千五百万神，而天照大神（太阳神）是日本的“皇祖神”。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及其在人间的代表，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从而为天皇权威提供了宗教依据。

大化改新时，在天皇之下设两官（太政官、神祗官），太政官之下设行政八省。③ 神祗官掌管全国宗教事务，职位与最高行政长官太政官平行，直属天皇，不受中央行政官吏的干涉和影响，负责调度各种祭祀活动及对各地方神社进行联络和协调。与此同时，神道设施、官职和祭祀活动也成为皇权的象征，并深入日本政治社会生活的内部。646年，多

※ 杜小军：男，1970年12月9日出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南开大学博士。

① 刘然：《政治环境要素解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傅树政、雷丽平：《俄国东正教会与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③ 赫赤、谭健等：《日本政治概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0页。

气、度会两郡被定为伊势神宫的神领。天武天皇时，伊势神宫的各项制度逐渐完备，祭祀逐渐国家化、定型化。据此，天皇牢牢地掌握了全国的祭祀权。

在随后的律令时代，日本统治阶层派专人以正史形式将日本列岛形成和神武天皇东征的神话进一步完善，使神道教思想及理论进一步系统化，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确立天皇政治权威“神代”的合理性。而这种神话后来成为神道教的主要组成部分，使日本宗教与政治关系进一步密切。也正是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日本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律令，建立了中央集团的封建政治体制。使奈良、平安时代成为皇权至上的时代。①

及至外戚专权的“摄关政治”时期，尽管天皇政治权位被虚悬，但其“神代”地位依然延续。而在幕府独持朝政的武家时代，虽然以将军为代表的武家政权已可以与以天皇为代表的公家政权分庭抗礼，甚至压制公家政权，但获得世俗权威的历代将军仍然不得不到天皇教庭去请求加冕，以获得神授的合法性。而且，神道的祭祀权一直掌握在天皇家族手中。

正是由于“神代”权威的稳固性，不管风云如何变换，京都的皇宫都安然无恙。即使在日本政局最为混乱的“应仁之乱”后的“战国时代”，京都盗贼横行，所有有钱人的住宅仓库都受到威胁，但盗贼们从来没有侵入过只有一道围墙的皇宫，连作为天皇家属的公卿贵族的家也没有被侵扰。

二、佛教的二重性影响

公元538年，朝鲜百济的圣明王遣使向日本钦明大王献释迦摩尼铜像一尊，经论若干卷，佛教自此传入日本。②此后，佛教成为影响日本政治社会生活的另一支重要宗教力量。

佛教初传日本便向政治生活领域渗透，引发了日本苏我氏和物部氏两大政治势力的崇佛拒佛之争，结果主张崇佛的苏我氏获胜。自圣德太子之后日本朝廷更大力提倡佛教。③佛教之所以能取得突破，其一是它由文化先进之中国输入。先进的宗教信仰不但有其说教哲学上的先进，更伴随先进的文物制度。此外，佛教有繁缛的规章仪式、深奥的教义说法，颇能满足当时日本公家贵族附庸风雅之精神需求。更加重要的是佛教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对统治者言，他们本身即相信佛教能护佑国家太平。而佛教的某些主张，又能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促进社会安定。

为调解神佛信仰差异带来的政治矛盾，并使新思想与传统观念结合更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天皇和各氏族在神佛之间没有单纯的赞赏一方而排斥另一方，而是为两者的接近创造条件。从而使日本出现最初的神佛融合，其表现形式是神宫寺。神宫寺是神道教神宫与佛教寺院的结合体，最早见于7世纪中叶，8世纪时，越前、若狭、丰前、肥前、常陆、伊势、近江、下野、大和、山城等地出现了神宫寺。9世纪时，建神宫寺的地域更为扩大，

① 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② 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③ 魏常海：《日本文化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60～61页。

如筑前、山城、尾张、能登、出羽等地。神宫寺出现后神佛融合更进一步，甚至出现在神前念佛现象。

为进一步促进神佛融合，出现了“本地垂迹说”。佛教认为佛陀（本地）为拯救众生而降临人间，他的化身就是释伽摩尼（垂迹）。“本地垂迹说”则推而广之，说佛是神的“本地”，神是佛的“垂迹”。平安时代中期，又出现了“佛神同一”主张，认为“本地（佛陀）在印度为佛，为普渡众生而垂迹日本就是神”。如天照大神是观音菩萨或大日如来的垂迹、八幡大神是阿弥陀或释伽摩尼的垂迹等。而神道教派中也出现了神道与佛教天台宗结合的“山王一实神道”、神道与佛教真言宗结合的“两部神道”。①

镰仓时代，经保元平治之乱、源平两氏之争及承久之乱，日本政治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社会上下层都深感不安。这种社会背景，最需要宗教关怀。而日本旧有佛教已不能满足大众需求。一方面，旧佛教教义繁琐，对一般大众而言，过于深奥且不切实际。另一方面，研修佛学需要良好学问基础和大量时间精力，这些只有贵族才能做到。此外，佛教繁琐仪式对物质上的要求亦是百姓力所不能及。在上述背景下，讲求因信称义，省略繁复仪式的佛教新宗派——禅宗、净土宗、净土真宗、日莲宗相继崛起。在神道界则出现了反对神道教依附佛教的神道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伊势神道②和吉田神道③。但另一方面，随着佛教传播的深入，民间神佛融合则有所加强。

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以后，幕府对宗教实行严格控制，但出于政治需求，对神道教和佛教采取了保护政策。这首先起因于基督教的传入和发展。16世纪中叶，天主教从欧洲传入日本。至17世纪初，据说拥有60万信徒。江户幕府初期为了对外贸易，曾对天主教实行默许政策。可是，天主教提倡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与幕府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是相对的。这种宗教思想还唤起了下层民众的觉醒，尤其是动摇了农村统治的基础。在日本西部还出现了天主教大名，影响了幕藩体制。为此，幕府打出了维护传统信仰的旗号，

① 两部神道：亦称两部调合神道或真言神道，主要用佛教真言宗（密宗）来解释神道。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单指真言神道。两部指真言宗的金刚界、胎藏界。根据真言宗的教义，世界万物的基本要素是金刚界（心法——识）和胎藏界（色法——地、水、火、风、空），大日如来是统一金、胎两部的本体。伊势神宫内宫所奉的天照大神为胎藏界大日如来；外宫所祀丰受大神为金刚界大日如来。国立常尊、国狭槌尊、丰云野尊是三密（口、身、意）相应的三身，三密相应即身成佛。广义则把凡是由佛教和神道融合成的神道，都泛称为两部神道。

② 伊势神道：14世纪由伊势神宫外宫祀官度会行忠、度会常昌等创立，故亦称外宫神道或度会神道。否认本地垂迹说，提出以神道为主体，以儒、佛、道为从属的理论。认为宇宙的本原神是国常立尊，创造万物的神为天御中主神，二神共为一体。宇宙本原神具有五行之首的水德，伊势外宫所奉的丰受大神是水神和食物神，与天御中主神是同体；伊势内宫所奉的天照大神是日神，具有火德，与丰受大神相依存。并强调神皇一体思想，认为“大日本者，神胤也…神者君之内证，垂慈悲而同尘；君者神之外用，昭俭约而治国”。

③ 吉田神道：室町时期文明年间（1469～1487）由京都吉田神社的祀官吉田兼俱（祖姓卜部）创立，也称卜部神道或唯一神道（谓日本自古唯有神道，“纯一无杂”）。反对“佛主神从”的神道学说，认为宇宙根本神是太元尊神，即《日本书纪》所称国常立尊，它是万物的本体；不是神为佛的化身，而是佛为神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