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批辨证法

康德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批辨证法

2011-01-03 16:23:08 来自: 幼儿园看门大叔(with a wild heart)

我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心灵有一个极大的震撼：就是觉得康德的哲学，不是为他那代人而写的，而是为我们这一代人而写的。并且觉得，他是为我们这一代——中马列唯物辩证法毒素很深的中國人而专门作解答的哲学家。

“物质决定意识”，我们对馬克思这个唯物论哲学是多么坚信不疑呀。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开章也说过，一般来说，人类的知识，是经验后得出来的，没有经验，就谈不上什么知识。而经验的来源是什么？不就是客体给予我们主体的东西吗？没有客体进入我们的脑中，就无知识可谈。这也是唯物论者坚定物质意识的论调。可是，康德把话语一转，他说并不是一切知识都是验后的知识，他要说的知识，是验前的知识。康德这个说法，打破了我们惯常的两分法思维模式。康德称他的哲学为哥白尼式的反转（革命）。很多人简单地将康德归为唯心主义者，说康德不就是说出我们人类有一个天生会思维的脑袋而已。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到康德的哲学，就会发现，康德已了解到人认识功能背后的形式（Form），这就奠定了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的理论基础。在康德的先验论还没有出来之前，人们要么怀疑我们的知识是否是真的，要么独断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康德给我们的认识论来个突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洞见。我们拿当今常用的电脑来说康德这个认识论，你就觉得康德是多么伟大了：我们每一个人生，就如打开的一台电脑，我们的知识，都是由客体输入到我们头脑中的东西。这样，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争论不休了：是物质（康德称为“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物质？这个争论就如同“输入的东西决定电脑呢还是电脑决定输入的东西”？这时，康德的先验论就站出来说，你们不要再争论了。在现象还没有输入到我们的脑袋之前，我们为什么不研究研究一下脑袋有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之前，我们要研究电脑有什么东西？我们一般会认为，我们没有向电脑输入东西，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反应，也就想当然电脑什么都没有。康德的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他在没有知识里面看到有知识。他说还有一种知识是验前的，这就等于说，电脑没有打开输入东西之前，它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康德的哲学，说的就是人脑思维的程式。在我们还没有接收外界事物之前，人脑本身就有一套程式在那里。所以我称康德为电脑发明的鼻祖。他的先验论，说的是我们的知识如何可能，也就是电脑如何可能的理论基础。原来，我们人能够认识这样那样的事物，是我们人的头脑有一个认识事物的形式（Form）。康德说“知性是自然的立法者”，这话是很有哲学意义的。早在200多年前，康德就指出人认识背后那个形式了。后来的馬克思主义者，不知为什么，捡起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弹起“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论调来，我们生活在现代的许多中國人，也懵然不知，还在作辩证法的两分法，非此即彼甚嚣尘上，使得中國人生活在一个平面上，“宁左勿右”政治划线就是两分法的恶果。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一书的一段注脚里说，“有人曾对我的纯粹哲学的划分几乎总是得出三分法的结果感到困惑。但这是植根于事物的本性中的。如果一个划分要先天地进行，那么它要么是按照矛盾律而是分析的，而这时它总是两分的（任何一个存在要么是A，要么是非A.）要么它就是综合的。而如果它在这种情况下要从先天的概念（而不像在数学中那样从概念相应的先天直观中）引出来，那么这一划分就必须按照一般综合统一所要求的，而必然是三分法的。这就是：1、条件，2、一个条件者，3、从有条件者和它的条件的结合中产生的那个概念。”（康德：《判断力批判》33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二版）康德的哲学为什么总是三分法而不是两分法，其原因就是在现象和意识之间，还有一个先验逻辑的形式在那里。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到是现象决定意识，还是意识决定现象，它们的后面还有一个先验逻辑形式在起作用。这对我们信奉黑格尔辩证法的中國人来说，不是当头一捧吗？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先验逻辑论”一章就对辩证法作出严厉的批

判。他说，“古人在使用”办证术“这个名词作为一种科学或技术的名称时，不论其意义怎样各有不同，我们从他们实际使用这名词的用意来看，可以断言，就他们来说办证术始终不过是幻相的逻辑而已。这是一种诡辩的技术，使无知和诡辩手法有其真理的外形，其方式就是模仿逻辑所规定的、按一定方法所得到的彻底性，以及用逻辑的”辩论常识“来掩盖其主张的空洞性。

“现在我们可以注意下一点作为可靠而有益的警告：如果把普通逻辑看作一种工具，它就总是一种幻相的逻辑，即办证术的逻辑，因为逻辑所教人的并没有任何关于知识的内容，而是只规定知识和知性相一致的形式条件。而这些条件却不能告诉我们任何关于所谈的对象的东西。那么，想要用这种逻辑作为一种推广和扩大我们的知识的工具就势必以空谈为其结局——在这种空谈中，我们可以用某种貌似有理的话来坚持任何可能的主张，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又来抨击任何可能的主张。”（《纯粹理性批判》99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二版）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共执政一甲子的乱源，不正是康德指出的幻相逻辑的办证术在中國横行霸道的结果吗？他要说刘少奇、林彪、趙紫陽反黨，证据确切，要为刘少奇平反，也可说振振有词；他要说黨如何把人民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黨的功劳大大的，他也可以罗列出一大堆事实来。翻云覆雨，指鹿为马，没有那个主张不是不正确的。正如人们调侃说的“领导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黨的领导没有不正确的”。辩证法治国，国将不国！这就是康德指出的“办证术”悖论。

康德的哲学，不仅为人类的知识奠定可靠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指出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实际上，欧洲当今讲所谓的“宽容”文化，康德的贡献是很大的。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就指出人在获得许多具体的知性概念以后，并没有结束他的求知欲望，纯粹理性会要求给出一个绝对的理念。康德称之为“无条件者”。就是说，人要有一个绝对的理念来统摄所有具体的知性概念。有神论者，无神论者都是如此。康德列出四大悖论来证明理性的二律背反。他说有神论者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无神论者也可以证明没有上帝。两者血战到最后还是分辨不出胜负，原因是理性这个总概念、理念都是由逻辑的三段论推导出来的。它是个假设的命题，用理性去推理证明是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由此我们就会明白，中國大陆很多唯物论者，觉得信上帝很可笑，可是他们不想一想，说世界是物质的也同样是可笑的。如果我们追问下去，“物质是什么？它又是哪里来的？”我们也找不到它最后的因子是什么？故康德说“所以在纯粹理性的领域内，假设只容许用作争斗的武器，而且只能为了捍卫一种权利来使用，而不是为了建立这种权利。但是我们总得要在我们自己里面寻找敌方。因为思辨的理性在其先验的使用上，本身也就是办证的；我们所惧怕的反对意见也就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必须把它们寻找出来，正如我们在权利的诉讼中所做的那样，因为关于权利的种种要求，虽然它们是陈旧的，但绝不会丧失其时效，所以我们必须将它们寻找出来，以便使它们宣告作废，这样才可以建立一种持久的和平；表面上的沉默只是徒有其表而已。必须清除处在人类理性本性深处的那些骚扰的根苗。但是我们怎能除去这种根苗呢？除了给它以自由，给它以滋养，好让它发育长大，而显现在我们眼前，然后再予全部毁灭以外，此外别无他法。所以我们必须想出一些任何论敌所绝未想到的反对意见，实则将我们的武器供给他，并且让他有尽可能想要得到的最有利的地位。在这一切上面，我们绝不惧怕，而是大有希望；那就是，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以后再没有争论的产业。”（《纯粹理性批判》652页。韦卓民译，华中师范出版社出版，2004年1月版）所以，今天的欧洲讲民主、宽容，是有其文化理论根据的。你不要以为你的信仰就绝对是真，别人的就绝对是假。如果我们能认识到康德这个纯粹理性的二律悖论，我们就能宽容地看待一切争论了，非此即彼的绝对是不可靠的。而且我们也可看到那些原教旨的独断主义者何以如此猖狂妄作，容不得别人的意见和非议，就是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