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的人性美

论沈从文小说的人性美

作者：冯兴运

来源：《陕西教育·高教版》2012年第08期

在宽松自由的时代氛围中，以平和宁静的心态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小说，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描写革命斗争的主旋律小说之外，还有一类反映人生百态的小说，它们与主旋律小说相得益彰，相映生辉。在这类小说中，尤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小说为代表。他从人性和道德的角度去观察人生、体验人生、表现人生，创造了极富人性美、人情美、自然美的“湘西世界”。以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地位。

湘西世界——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

沈从文崇尚人性，他曾这样表述自己的文学主张：“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重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它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基于此，他的小说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透视人生，以表现人性为中心内容，以探讨民族品德的重造为宗旨，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工业文明玷污、侵染，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他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追求？这来源于他与“城市人”相对照的“乡下人”的心理素质与思维定势。他以湘西人淳朴的眼光观察喧嚣的城市，看到了黑暗的现实，腐败龌龊的政治交易，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以及扭曲变态的丑恶灵魂，不禁惊呼：这是“神之解体”的时代！虽然这样，他仍郑重声明：“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由此可见，他的“神”即是人性，人性与神性相通。他以虔敬的心情描写和歌颂人性美，用充满诗意的湘西小说供奉他心中的神。他所构筑的湘西世界，可以说，是他驰骋想象、弘扬美好人性的精神舞台，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没有压迫，没有歧视，只有尊重、宽容和理解。走进这一世界，受伤的精神会得到安慰，垢污的俗念会被清除，世俗的灵魂会经受洗礼而升华。且不说叔远的母亲那“宽厚慈善”乡下老太太的“母性的体贴；且不说卖梨老妇人不计较斤两价钱，待买主如久别的客人金子般的心地；且不说老船夫忠于职守，宽厚大度，古道热肠，屈己待人……就是妓女和土匪的灵魂中也有美的闪光。在他笔下，妓女少了世俗之气，纯粹交易，铜臭之味，而多了份重义轻利，守信自约；就是土匪也并非一群莽汉，粗俗不堪，社会渣滓，而是透过外表，去发掘他们身上美好的人性。《在别一个国度里》的山大王为娶守家大妹妹做压寨夫人，不惜屈尊多次送信，软硬兼施，甚至为情不惜向官兵妥协，而婚后对妻子一如既往，百般爱护，宠爱有加。以致大妹妹向朋友称赞说山大王年轻、标致，驯善如一只羊。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们，以他们的直爽，率真，赢得了人们的青睐和尊重，这是一个不同于虚伪城市生活的全新的世界。

清纯美丽的少女形象——审美理想的化身和再现

沈从文把创作看成是自我生命意识的自由表现。对人性的讴歌与表现，是其一贯追求的审美理想，他把表现人性看成是美之极致，视作文学表现的终极理想。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少女形象，她们清纯如水，楚楚动人，如美玉，似鲜花，这正是他审美理想的化身和再现。如天真纯洁、好奇任性的“碾坊”女儿三三；单纯质朴、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温顺乖巧、多情执着的“边城”精灵翠翠；谨慎细心、热烈大胆的阿黑、机敏无畏的黑中俏夭夭……不同的身世和生活环境，又造就了她们不同的生命形态；原始蒙昧的三三，自在形态的萧萧，自为形态的翠翠、阿黑、夭夭。这三种形态交织成一个庄严神圣、活力充盈、和谐优美的生命世界。翠翠等一组少女形象集纳了湘西自然山水、古老民俗、世故人情中最优美的成分，体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这正是沈从文精神世界的外化形态。同时，这些形象也为那些所谓的都市上流社会的高等人造了一面镜子，映照出她们的精神空虚，生活糜烂和虚伪作态。使那些所谓的“绅士淑女”的灵魂受到一种撞击和警醒。

爱情是沈从文抒写人性美的载体。题材新颖，思想内容独特。他的爱情描写包括两类：一是原始民间传说，二是现实题材。前者多是写男女主人公超凡脱俗的灵魂，他们把爱情看得至尊无比，愿以生命换取爱的纯洁，神圣和完美（《月下小景》）；后者侧重表现人的自然本性，男女主人公爱得真挚、热情、活泼、勇敢，跃动着旺盛的生命力（《连长》、《柏子》、《雨后》）。沈从文从他的人性观出发，一直肯定人的自然健康的情欲是人性美的体现，任其小说的主人公生命本能尽情地恣肆，导演着生机勃勃的爱情场面。这两类题材虽不同，但都表现了湘西人天生的恋爱观:爱情必须以爱为前提。湘西人的爱情不受权势、金钱等物欲污染，具有一种自然的爱与美的情感。现实生活中的男女，都不分尊卑贫富，不饰任何假面，甚至不受一般“道德”、“婚姻”的拘禁，勇敢无畏地袒露赤裸裸的一颗爱心。他对湘西人爱情方式的展示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呼唤、恢复爱情的纯洁、真诚、神圣，向以金钱、权势、地位为内容的“城市人”的违反自然人性的恋爱观提出了挑战；二是包含着作者的民族忧患意识，希望如湘西人“勇敢”、“发狂”地追求爱情去塑造起一个自有强大、生机勃发的民族。爱情在作者笔下得到了酣畅淋漓的抒写和展示，闪现出一种人性自然美的光辉。

总之，沈从文以抒情的笔调，创造了一个无比淳朴、自由、充溢了旺盛生命力的精神王国。他的小说就像一股股清纯的泉水，滋润着人们的心田，陶冶着人们的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