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

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

吴晓东①

从时间、空间的维度看，小说首先可以说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表现为小说是用语言文字的媒介先后叙述出来的。小说存在于叙述时间的一个先后的时序过程之中。从物质存在的意义上看，它表现为一本书的形式，是从前到后的一个有顺序的过程，这就是小说作为时间性存在的一种外在的形式。而从文学本体的内在意义上着眼，小说也同样表现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尤其体现在以故事和情节取胜的传统小说中，故事是沿着一条内在的时间链和因果链展开的，情节和故事的发展也正是建立在一种因果关系的时间链中。这种小说往往迫使你一口气读下去，你想知道故事会怎样继续发展，最终结局如何，你想尽快揭开小说的悬念和谜底，就像读柯南道尔或金庸古龙的小说，刹不住车，通常是通宵达旦地一口气读完。支撑这种阅读体验的就是小说的因果逻辑，而其背后则是一种时间逻辑。

但是小说同时也可以看做是有空间性的。小说既有时间维度，又有空间维度。比如帕斯就有类似的主张。他认为，空间在文学中显然是一个不亚于时间的核心因素。文学因为是一种语言的艺术，因此，文学的呈现的形式也是语言的呈现的形式——表现为时间的延续。但是，帕斯说，“语言之流最终产生某种空间”。“用时间媒质——相继说出的词语，诗人构造空间”。尽管帕斯并没有具体谈论小说中的空间到底指什么，但至少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空间在小说中（也可以说在文学中）是与时间同等重要的因素。起码小说在物质形式上表现为一本书。刚才说一页一页地翻一本书是一个有顺序的时间过程，但每一页的同时并存结构成一本书，它的并置的结构方式又是空间性的。

我们都能直觉地感受到小说中有空间维度，而且这种空间性似乎比时间性更具体可感。但实际上追问起来却很麻烦。小说中的空间因素表现在哪些层面？什么是小说的空间想像？时间与空间在小说中是怎样结合的？提出小说的空间形态或者空间性命题对于小说学有什么具体的意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很难回答的，也是目前的小说诗学没有能力彻底解决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过一本书《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专门谈小说中的空间问题，最早是由约瑟夫·弗兰克在1945年提出了空间形式的理论，引发了后来学者持久的讨论。但参与的人越多，越没有最终的结论，反而使问题更加混乱，真正的意义恐怕还在于空间形式问题的提出和诘问本身。但即使提出了这个问题，也不意味着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的存在就是一个自明的命题，甚至也有学者认为，“克服时间的愿望，是与字词的时间上的连续互相抵触的。”就是说，时间与空间在小说中可能是不兼容的，是悖论关系。在《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一书中，有研究者指出：是否有可能完全实现小说的空间形式？他认为在小说中完善一种空间形式，与其说是一种现实，倒不如说是一种理想。空间形式“永远与小说叙述的和连续的趋势相抵触，因为顾名思义，这些趋势是反对作为一个重要的结构因素的空间的”。就是说，小说中的叙述和连续性与作为结构性因素的空间形式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纯粹的空间性是一种为文学所渴望的、但永远实现不了的状态”。这就像法国大诗人瓦雷里的“纯诗”的范畴。“纯诗”也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无法真正达到的境地。如果谁敢站出来说我写了一首纯诗，肯定有更多的人会指出他的纯诗并不纯，离24K的纯度还远得很。因此，纯诗只是一种追求和可能性。我本人认为顾城的相当一部分诗和欧阳江河八九十年代之交创作的《最后的幻象》，还有万夏等人的一部分诗，都是有“纯诗”的质地的。但无论是哪一个诗歌评论家都不敢断言说某个诗人的哪首诗是“纯诗”。

与“纯诗”的范畴相似，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也正是一个理想的状态，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境地。但或许正因为它无法彻底实现，对小说家才更具有长久的吸引力。这也许是与小说的

①这篇文章节选自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的《小说中的时间与空间：<

喧哗与骚动>与福克纳》。

某种“克服时间的愿望”相联系的。但是，小说毕竟生存在时间之中，生存在叙事者历时性的叙述之中，那么，小说中这种“克服时间的愿望”究竟是怎么来的呢？熟悉传统小说的人一般都能感受到其中的叙事者充满自信地存在于叙述时间之中，他并不需要去克服什么时间，也不会有这个愿望。如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拟说书人，他有着上帝一般的宰制时间和因果的权力，在叙述时间中他永远感到进退裕如。当然说书人有时也会受到空间化因素的挑战，譬如同一时间里两个地方都有故事发生，这时该怎么办？他自有办法，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一切就迎刃而解了。两朵花的存在，其实是空间性的，“各表一枝”的叙述方式其实也是对并置性存在的某种体认。但是叙事者对每一朵花的叙述，仍是时间性的，从而使小说在总体上最终仍表现为时间的统摄性。所以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叙事者很难真正产生克服时间的愿望。到了晚清的小说，叙事者面临的世界则就复杂多了，大千世界呈现出一种共时性状态，晚清小说家们也到处溜达，笔下的叙事者也就同样强烈地感受到并置的空间性生活的冲击。但晚清小说仍然无法产生空间性小说，叙事者总有一种结构长篇小说的统一的时间性线索。我们北大中文系的陈平原老师在《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曾总结出晚清“新小说”的一系列结构方式（“珠花式”、“集锦式”等等），并充分重视“旅行者”这一特殊的以旅行的历时进程串联小说的叙事者形象，都可以证明晚清小说家仍在试图寻找一条统一的时间线索来贯穿整部小说的叙事。赵毅衡曾这样描绘晚清小说的叙事者：

然而，也会有这样一种时期，会有这样一批小说，其中的叙述者无所适从，似乎动辄得咎——当整个社会文化体系危象丛生，当叙述世界也充满骚乱不安，而叙述者却除了个别的局部的修正外，没有一套新的叙述方式来处理这些新因素。此时，作者可能自以为是在领导新潮流，自诩革新派，小说中人物可能热衷于在全新的情节环境中冒险，而叙述者却只能勉强用旧的叙述秩序维持叙述世界的稳定。这样的小说中，新旧冲突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层次同时展开。叙述者此时就会苦恼。①

用我的话来说，晚清小说家们面对的是空间性的世界对时间叙述的冲击，但他们无法找到“克服时间”的方式，小说中的叙述者便只能继续沿袭旧的叙述秩序。可以说，只有在西方现代小说这里，才真正产生了克服时间的愿望和克服时间的具体的小说手段，这就是“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的生成。而“克服时间的愿望”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原因则是我们现代世界的空间化的属性。用福柯的话，“眼前的时代似乎首先是一个空间的时代”。杰姆逊甚至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范畴也倾向于变成空间性的，语言也生成了空间性的语言。比如有人概括我们这个时代为“影像化”的时代，影像的语言主要是空间化的。这一切对人类的空间感知能力的要求超过了时间感知能力。而空间想像也似乎越来越占有主导位置。这一点尤其反映在现代化的大都市的生活中。香港浸会大学的教授（以前是我们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三个作者之一）黄子平来北大中文系开过一次关于香港文学的讲座，非常有启发。第一个问题就是谈“空间”。后来我问了一个问题：香港的空间想像是不是比时间想像更占有主导位置？他回答的很精彩，认为香港的空间意识比大陆更强。香港人一般对空间有兴趣，对时间无兴趣，而且尤其没有中国历史方面的概念，汉武帝和乾隆在大多数香港人那里看不出区别，没有朝代概念。我觉得就像有观众反映电视上乌鸡白凤丸的广告，里面的归亚蕾（《大明宫词》中演武则天）穿的是唐代服饰，可是伴

①赵毅衡：《苦恼的叙述者》，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