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俞邃

今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90周年。二十世纪初，7发生的这一场史无前例的、被称作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社会主义革命，曾经给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带来了莫大的喜悦、鼓舞和希望。二十世纪末，由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在原苏联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出现了对十月革命伟大意义的质疑，乃至酿成了世界共产党人队伍中的迷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和壮大，则又极大地振奋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前途的坚定信心，并且在观念中逐渐恢复十月革命的真相。历史就是历史，我们应该郑重地予以对待。

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关系

衡量十月革命价值的基本尺度，是要看它发动的条件是否成熟，选择的目标是否得当，执行的纲领是否切实，运用的手段是否合理，取得的成效是否公正，产生的影响是否积极。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十月革命发生的背景非常清晰，在国内，二月革命没有能够解决和平、土地、面包和自由等一般民主主义任务在国际，持续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给俄国造成空前的灾难和饥荒。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做出决策，牢牢掌握领导权，在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社会各阶层不同程度参与下，掀起了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鉴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将会在欧美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和共同胜利，而十月革命却发生在资本主义发展非常落后、小农占绝大多数的俄国，加之面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破产的严酷现实，于是所谓的历史“超前性”便成为引发对十月革命看法争议的诱因。其实，列宁并非“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不一定是工业发达国家)获得胜利的理论，确认在落后国家，在国家被战争和经济破坏推向灾难深渊的时刻，应当是也可能是采用革命的方式改变通常的历史程序，不必拘泥于期待社会主义物质前提完全成熟，首先把旧政权推翻，然后在新政权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列宁的这个科学构想和革命创举终于获得了成功。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突破，也正是他的高明之处。

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现实的飞跃，起到了推动西方工人运动与被压迫民族之间联系的桥梁作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示范作用和斗争经验，引发了德国等欧洲国家无产阶级的革命浪潮，推动了中国等亚洲国家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促使一系列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至于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进程中的某些策略运用，还可以商榷；常言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如此波澜壮阔的革命行动，焉能没有瑕疵!过去苏联在宣传中把暴力革命绝对化，说成是普遍规律，有时过分夸大十月革命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并借此作为奉行大国沙文主义的历史依据，这些都是值得批评总结的教训。

更为重要的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取得政权之后，务必要及时地、妥善地解决好如何通过恰当途径和有效方式，来继续完成民主主义的使命和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十月革命开辟了新道路，但它本身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问题。后来被称作斯大林模式的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管理体制，是在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而又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在党内外、国内外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逐步探索出的一种模式。它曾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产生过辉煌业绩。可是，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化，面对科技的迅猛发展和资本主义表现某种活力的严峻挑战，以思想理论僵化、经济管

理凝固化和政治生活不民主为特征的这种模式，弊端日益凝重。加之，苏共长期以来在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犯有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严重“左”的错误，这些错误与体制弊端相互作用，恶性循环，造成的后果越来越深重，于是改革也就变得越来越迫切。可是，战后苏联历届领导人，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没有能承担起领导改革的使命，结果在戈尔巴乔夫手中葬送了苏联，葬送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成果。

总之，苏联模式的成效与挫折，都不能直接与十月革命挂钩；时隔数十年之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更不应归咎于十月革命本身。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与改造十月革命推动了中国革命，唤醒了中国有识之士，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认识马克思主义和探索社会主义的志向。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从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到毛泽东的“走俄国人的路”，都是要学苏联。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引进苏联模式，有其历史必然性与不可避免性。关键在于如何把握国情来运用别国的经验。“师傅领进门，修行靠自身”，能否切实根据本国国情办事，能否洞察时代特征而自觉地加以适应，就要看执政共产党人的真本事。历史证明，外国再好的东西(何况还有缺陷)，都不能生搬硬套。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有自身方针路线方面的失误，不能说完全是十月革命带来的。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有一个认识过程。随着在实践中对这种模式优劣点的体察和检验，随着对时代主题、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互关系的认识一步步加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国持续不断地对这种管理模式作了根本性的改造。

毛泽东最早看到苏联模式的弊端。他在《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一文中明确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他还就农民问题、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等方面，具体阐述了苏联的深刻教训。后来，他在许多场合，又一再提出了对苏联模式的看法，表示对苏联的东西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避免重犯苏联的错误(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提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家，都要根据新的需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

囿于历史条件等多种因素，毛泽东没有找出克服苏联模式弊端的切实办法。这项任务便历史性地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肩上。

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我们不妨借用这段话的意思说，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推动，中国革命还不知道要推迟到什么时候，我们党也许还在黑暗中苦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十月革命业绩的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