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翻译理论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提出的背景
二、功能派主要理论
1、卡塔琳娜·莱思的文本类型理论
2、斯·威密尔的翻译目的论
3、贾斯特·霍斯-曼特瑞的翻译行为理论
4．诺德的“功能加忠诚”的翻译观
三．对功能派理论的评价
四、对功能主义目的论在中国研究现状的分析及反思
1、反思之一:功能主义目的论研究现状分析
2、反思之二:功能主义目的论“中国化”的途径
五、结语:对国内功能主义目的论今后研究的展望
功能翻译理论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德国。

它既继承了传统翻译论的合理成分，又突破了其束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意义，为整个翻译界提供了一条新的研究发展思路。

一、功能派翻译理论提出的背景
翻译早在公元前就已成为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从罗马帝国的翻译家们对“词对词”翻译与“意义对意义”翻译展开辩论至今，翻译理论领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功能派翻译理论虽然直到20 世纪70 年代在德国才首先产生，可综观历史，翻译的功能观却在翻译实践中早有所表现。

无论中外，翻译的标准往往更多强调的是译文与原文本字面上的严格忠实，因此在翻译的意图、目的和译本所起到的实际效果之间往往会产生一定的距离，这样翻译活动的执行者就常常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

然而，从20 世纪50年代起，西方翻译理论基本上被圈定在语言范围之内，翻译理论家没有认识到翻译的本质，它不仅是纯语言方面的转换，而且还是建立在语言形式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

随着翻译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语言学派也逐渐意识到其内在的弱点。

此时, 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翻译活动成为一种必然，功能派翻译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尝试。

二、功能派主要理论
功能主义理论将翻译定义，从翻译即把原语文本一一对应地转换为目的语的观点中解放出来，扩展到翻译行为，把翻译研究纳入跨文化交际研究，指出翻译涉及跨文化的一切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转换。

功能派理论中对等原则的位置与语言学派大相径庭。

对等原则是语言学派翻译理论的基础，而功能派只将其视作特定情况下采用的原则。

功能主义理论是以目的论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更符合翻译实践。

目的论是功能派翻译理论中最重要的理论，20世纪80年代由德国两位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弗米尔(Hans J．Vermeer)和莱思(Katherina Reiss)创立。

翻译目的论有三个重要原则：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与忠实性原则。

其中，目的性原则是翻译目的论的首要原则。

目的性原则认为，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考虑到译文接受者的文化背景，译文期待以及译文的交际目的。

因此，翻译目的决定着翻译策略及翻译手段。

连贯性原则要求译文应该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译文应该与译文读者的交际情景及文化背景相一致，使译文读者对翻译结果容易接受和理解。

忠实原则要求译文应忠实于原文,要充分表达原文的意义，但忠实原则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对等原则”，忠实反对严格按照原文进行翻译，认为翻译效果可以优于原文。

德国素有研究功能翻译理论的传统，卡塔琳娜·莱思( Katharina Reiss ) 、汉斯·威密尔( Hans. Vermeer ) 、贾斯特·霍斯-曼特瑞( Justa Holz Manttari ) 、诺德( Christiane Nord )为其代表人物，他们为功能派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卡塔琳娜·莱思( Katharina Reiss )的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
莱思的功能主义翻译批评理论，是指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

卡塔琳娜·莱思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翻译家和翻译培训家，威密尔和诺德都是她的学生。

早在 1971年，她在著作《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中，就提出了功能类别的问题。

该书严格说来仍以对等论为基础，却可以视为德国翻译学术分析的开端。

莱思试图创立一种基于源语语篇和目的语语篇功能关系的翻译批评模式。

她理想中的翻译是“目的语篇和源语语篇在思想内容、语言形式以及交际功能等方面实现对等”。

她称此类型的翻译为“完整的交际行为”。

但是，莱思也意识到，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译文所要实现的目的或功能不同于原文的目的或功能，因此翻译并不要求对等。

例如将一篇散文改写成舞台剧，把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成外语课堂教材，将一首阿拉伯诗歌逐字翻译出来作为不懂阿拉伯文的英国诗人意译的基础，把《格列佛游记》翻译成儿童读本，或是由于宗教、民族或商业的原因将之编辑成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版本等。

莱思把这些例外情况排除在“翻译”的范围之外，并建议将其称之为“转换”。

在这些情况下，翻译的功能优先于对等论的标准。

翻译批评家不再依赖对原文特征的分析，而是要根据翻译的环境来判断译文是否具有功能。

后来，莱思把自己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和翻译策略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具体的理论，放在她和威密尔的合著中讨论。

按她的观点，文本类型理论可以帮助译者确定特定翻译目的所需的合适的对等程度。

她对文本的两种分类形式作了区分，一是文本类型：按照主体交际功能（主要有传意、表情、使役）分类；另一是语篇体裁或变体，按照语言特征或惯例常规分类（如划分工具书、讲演稿、讽刺作品或广告所依照的标准）。

在她看来，每种文本类型都可能包括多种不同的体裁，但一种体裁（如书信）不一定只涉及一种文本类型：情书可为表情，商务信函可为传意，求助信可为使役。

由于语篇体裁特征是约定俗成的，因此体裁分类对翻译策略的确定有重大意义。

“所有类型的翻译在具体情况下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逐字翻译在对比语言学研究中非常有用，语法翻译对外国语言习则很有帮助，不同语言中特定的表达方式的翻译对学术研究尤其有用。

”可见，对文本类型分析有助于译者选择合理的翻译策略。

在她发表于1971 年的《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一书中，莱思首次将文本功能列为翻译批评的一个标准。

一方面她依然“坚持以原作为中心的等值理论”，另一方面她也认为应该以“原文和译文两者功能之间的关系”来评价文本，并指出“理想的译文应该从概念性的内容、语言形式和交际功能上与原文对等”，她称这种翻译为“综合性交际翻译”。

但在实践中莱斯发现“有些等值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有时也是不该追求的。

这些例外的情况是由具体的翻译要求( translation brief )”造成的。

莱思认为译者“应该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对等，而应该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一种或几种交际功能”。

因此，翻译批评不能仅仅依赖对原语特征的分析，而应该考虑译文在功能上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2、汉斯·威密尔( Hans J. V ermeer ) 的翻译目的( Skopostheory )
汉斯·威密尔曾在卡塔琳娜·莱思门下受过口译训练，学过普通语言学和翻译研究。

他尝试在实践与理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他认为翻译是一种转换，也是一种人类行为，而任何行为都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

而且，一种行为会导致一种结果，一种新的情景或事件，也可能是一个新的事物。

这便是弗米尔将其理论称为目的论的原因。

汉斯·威密尔进一步打破了等值理论的束缚，主张以文本目的为翻译活动的第一准则，创立了功能派的奠基理论：目的论。

他根据行为理论提出：翻译(包括口译) 是一种交际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从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其他情况下则也包括把图片转换成音乐，或者把设计图转换成一幢大楼)。

因此，翻译有是人的一种行为。

根据行为理论，威密尔进一步指出，人的行为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发生的有目的的行为，它既是构成具体情境的一部分，又对情境有一定的影响。

而且，情境是根植于文化背景的之中，对任何一个特定情景，以及在特定情景中的语言的和非语言因素的判断，都取决于情景以及情景中具体因素在特定的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因此翻译也并非一对一的语言转
换活动。

翻译时，译者应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的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进行有选择性的翻译。

威密尔称自己的理论为skopostheory，即翻译“目的论”。

Skopos 这一术语通常用来指译文的目的。

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

这个目的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比如为赚钱)，译文的交际目的(如启迪读者)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如为了说明某种语言中语法结构的特殊之处而采用按其结构直译的方法) 。

但通常“目的”是指译文的交际目的。

也就是说，翻译过程的发起者，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发起者出于某一特殊需要，在理想状况下，他会给出需要译文的原因，译文接受者、使用译文的环境、译文应具有的功能以及与原因有关的细节等。

所有这些构成了“翻译要求”。

翻译要求向译者指明了需要何种类型的译文，而译者并非被动地接受一切。

他可以参与决定译文的目的，特别是当发起者因为专业知识不足或其他原因对译文的目的不甚明了的时候，译者可以与发起者协商，从特殊的翻译情况中得出译文的目的。

除了“目的法则”外，威密尔的理论中还包括另外两个法则：连贯性法则和忠实性法则。

所谓连贯性法则指的是必须符合语内连贯的标准。

语内连贯指译文必须能让读者理解，并在译语文化以及使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有意义。

根据目的论，翻译法则实施的可行性取决于译语文化的情况，而非原语文化。

既然翻译是涉及原语文本的行为，原语也应该是准则中的一部分因素。

而原语文本不可能只指涉原语的词汇和句法结构，因为文本的意义和功能并非语言符号就能完全表达的。

文本的意义和功能指向文本接受者，并通过文本接受者得以实现。

换言之，任何文本都只是信息提供者，译者根据翻译的目的法则只选取其中让他感兴趣的信息，再通过语言加工，译入目的语使之成为新的信息提供者。

在这种信息转换过程中，译者首先就应遵循语内连贯的原则。

既然翻译是通过信息加工提供给译语读者信息的，译文就应该是忠实于原文的，此时译者就又要遵循忠实性法则，即原文与译文间应该存在语际连贯。

这类似于通常说的忠实于原文，而忠实的程度和形式则由译文目的和译者对原文的理解程度决定。

翻译过程中，语际连贯次于语内连贯，这两种连贯性原则又同时从属于目的原则。

当忠实原则失效时, 翻译过程的标准则是“充分”。

“充分”是相对于特定目的的充分, 即译文应充分满足翻译要求。

这是一个动态概念，译者应该斟酌译文，选择恰当的符号，并以完成交际目的为导向。

3、贾斯特·霍斯-曼特瑞( Justa Holz Manttari ) 的翻译行为理论(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n Action )
贾斯特·霍斯-曼特瑞是德国籍芬兰专业翻译家、翻译学者以及培训专业译者的翻译教师。

她是一位论著甚丰的理论家，可惜的是她的著作极少翻译成英文，因而未能让更多人了解她的理论。

在翻译理论方面，霍斯-曼特瑞是一位比较前卫的人物。

早在 1981 年，她在其著作《翻译行为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几乎不使用“翻译”一词。

诺德这样评论她：“这使她偏离了传统意义上‘翻译’一词的概念
及其所包含的读者对‘翻译’一词的期望值。

”在她的理论模式中，翻译被解释为一种“为实现某种特定目的而设计的复杂行为”，其总称为“翻译行为”。

翻译行为的目的在于传递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的信息，这些信息由专家培养出的信息传递者发出。

霍斯-曼特瑞特别强调翻译过程的行为，强调对行为的参与者（行为发起者、译者、译文使用者、信息接收者）和环境条件（时间、地点、媒介）的分析。

她特别关注的另一点是译者在以劳动分工为特征的社会中的地位。

在近期的作品中，她甚至引进了生物控制论，试图解释促使作为社会成分的个人在合作中能够相互适应的条件。

霍斯-曼特瑞特基于交际理论与行为理论而提出翻译行为理论，目的是为专业翻译情境提供一个模式和指导。

她指出,翻译不是单纯地翻译词语、句子或文本，而是引导意向中的合作，跨越文化障碍，促进功能性的交际。

语际翻译是指“从原语文本出发的一种行为”、一个涉及一系列角色和参加者的交际过程。

这些人员包括发起人(需要翻译的公司或个人) 、中介
人(与译者联系的人) 、原语文本制作人(公司内部撰写原语文本、但最后不一定要参加目的语文本生产的人) 、目的语文本制作人(译者) 、目的语文本使用人(使用目的语文本的人，如将之用作教学材料或用于销售宣传的人) 、目的语文本接受人(目的语文本的最后接收人，如目的语学生或阅读销售宣传的用户) 。

翻译行为非常重视为接受人提供一个功能性的交际文本，即在形式和文体上与目的语文化达到功能性适合的目的语文本。

功能性适合由译者确定。

译者是翻译行为的专家,其角色是确保文化转换圆满完成。

在目的语文本制作过程中要分析原语文本，目的是弄清其“结构和功能特征”，其特征可用“内容”和“形式”来描述。

接受人的需要是目的语文本的决定因素。

原语文本中的术语，对于非专业的目的语文本读者有可能需要解释。

为保证目的语读者的阅读连贯性，单个术语的翻译需要前后一致。

霍斯-曼特瑞特的翻译行为理论区分了“翻译”和“翻译行为”两个概念。

她认为“翻译”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涉及原语文本的使用，而“翻译行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涉及译者为翻译所做的一切，包括在翻译过程中给予文化或技术上的参考意见。

有些学者对该理论赞誉有加，认为其翻译行为的概念适用于所有的翻译，可以指导译者的翻译决策。

也有批评意见，如它不能帮助译者解释实际的翻译现象。

此外，这一理论的目的是为文化转换提供指导，但它没有充分考虑具体的文化差异。

诺德也反对曼塔利对原文的忽视，并强调“功能是翻译最重要的标准”，但这并不是给译者绝对的权利:原文和译文之间需要一种关系，这个关系的性质由翻译的目的来决定。

4．诺德( Christiane Nord )的“功能加忠诚”( function plus loyalty )的翻译观
生于1943年，1967年毕业于海德堡大学，主修西班牙语和英语。

1983年在海德堡大学获（浪漫主义文学研究）博士学位。

1993年获维也纳大学颁发的应用翻译学与翻译教学资格证书。

她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德国海德堡大学（1967-1994），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客座教授，1991-1992），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1994-1996），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客座教授，1996）。

自1996年以来，她一直在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技大学担任翻译与专业化交流学院的主任，1998至2000年任该校副校长。

她曾得到德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到印度、印尼、泰国、阿根廷、巴西、古巴和越南等国家做短期访问教授，并到过西班牙、丹麦、芬兰、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家讲学。

诺德集译者、教师、翻译研究者于一身，发表了约80篇有关翻译教学与研究的论文和专著。

她的论著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翻译中的语篇分析、译员培训、翻译功能类别等。

她曾任或现任多份学术刊物的编委或顾问，其中包括 The Translator(曼彻斯特，圣热罗姆)、Sendebar(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Across(匈牙利布达佩斯)、Cuaderns(巴塞罗那自治大学)及(巴西弗洛里亚诺波利斯)。

她是德国联邦翻译协会会员，德国-西班牙教师协会（DSV）和欧洲翻译研究学会（EST）的会员。

德国功能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一方面开拓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但同时也衍生出了一些激进倾向。

“目的决定一切”的标准指导下，原文作者的意图被排斥在翻译过程中；没有了原文的限制，翻译似乎可以根据目的随心所欲的进行。

针对这些情况，诺德在总结功能派理论自形成以来受到的各种批评并逐一解答的基础上，发现目的论有两个缺陷：一是由不同文化特有的翻译模式造成。

人们因各自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对好译文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希望看到原文形式的忠实再现，有的喜欢译文体现出原文产生者的观点。

如果译文接受者所在的文化要求原文的忠实再现，而译者不能兼顾此要求怎么办? 诺德认为译者对译文接受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向他们解释自己所做的一切以及这样做的原因。

缺陷二由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的关系造成。

虽然翻译准则中有忠实法则，但忠实法则从属于目的法则。

倘若目的法则所要求的译文的交际目的与原文作者的意图相反，译者如何处理？
针对功能派翻译理论的不足，她提出了“功能加忠诚”原则，作为对目的论的补充。

“功能”指使译文在译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

虽然，曼特瑞把文本视为交际功能的纯粹工具，认为其固有价值完全从属于其目的，译者只需对目的环境负责，目标文本可以完全独立于原文；但是，诺德则认为“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译者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
责，对原文信息发送者(或发起人)和目标读者负责”。

她把这一责任称为“忠诚”。

诺德认为，“忠诚”使译者双向地忠于译源与译入目标两方面，但不能把它与“忠实” ( fidelity / faithfulness)混为一谈，因为“忠实”仅仅指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而“忠诚”是人际范畴的概念，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忠诚原则”限制了译文的功能范围，要求译者既要尊重发起人和译语接受者，也要尊重原文作者；要求译者在翻译行为中对翻译过程中的各方参与者负责，竭力协调好各方关系，即当发起者、目的语读者和原作者三方有利益上的冲突时，译者必须介入协调，寻求三方的共识。

简言之，“忠诚原则”理论框架是为了兼顾发起人、目的语读者和原作者三方利益,避免译者随心所欲地改写。

诺德的“功能加忠诚”概念在《翻译中的语篇分析》一书中首次提出。

当时她主要是针对霍斯-曼特瑞有关翻译的论说。

霍斯-曼特瑞把文本视为实现交际功能的纯粹工具，认为其固有的价值完全从属于其目的，译者只需对目的环境负责，目标文本可以完全独立于原文。

诺德则认为自由重写（free rewriting）不属翻译的范畴，因此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没有原文，就没有翻译。

”“译者应同时对原文和译文环境负责，对原文信息发送者（或发起人）和目标读者负责。

”她称这一责任为“忠诚”(loyalty)。

诺德把忠诚原则引入功能主义模式，希望解决翻译中的激进功能主义问题。

她的功能主义方法论建立在两大基石之上：功能加忠诚。

功能指的是使译文在译语环境中按预定的方式运作的因素；忠诚指的是译者、原文作者、译文接受者及翻译发起者之间的人际关系。

忠诚原则限制了某一原文的译文功能范围，增加了译者与客户之间对翻译任务的商议。

诺德说，忠诚“使译者双向地忠于译源与译入目标两方面，但不能把它与忠信的概念混为一谈，因为忠信（Fidelity/faithfulness）仅仅指向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而忠诚是个人际范畴的概念，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功能加忠诚是诺德的独特的翻译理论，更确切地说是她的理想。

“翻译是创作使其发挥某种功能的译语文本。

它与其原语文本保持的联系将根据译文预期或所要求的功能得以具体化。

翻译使由于客观存在的语言文化障碍无法进行的交际行为得以顺利进行。

从此,“目的论”把翻译从原语的镣铐下解放了出来, 转而从译入者的新视角来诠释翻译活动, 为翻译理论界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

三．对功能派理论的评价
功能主义翻译理论形成以来，既得到了喝彩也引起了争议。

对于功能派理论争议最大的应是目的和忠实的关系。

功能派以翻译目的为出发点，认为具体的翻译策略应按照翻译目的来确定，追求的是译文的社会功效，即以社会功效或达到的目的为评价译文的标准。

但在译文目的和原文目的不同的情况下，就与传统对等论的忠实原则相矛盾，批评家认为有“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嫌疑。

但是，翻译目的不是随心所欲赋予的，人们在赋予翻译目的性的同时还必须考虑翻译行为本身的特性。

翻译必有蓝本———原作，翻译应亦步亦趋地进行，决不可能因目的不同而译成其他意思。

诺德指出功能和忠诚是翻译的普遍原则，在普遍原则下还有特殊原则，如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

译者根据不同的交际功能决定具体的特殊原则。

笔者考虑应否把忠实法则列为第二性，应否将“目的”视为原则，“忠实”视为标准，而“直译”、“意译”则为标准下可供选择的具体策略。

诚然，功能翻译理论不能解决翻译中的所有问题，本身亦存在不足之处，但它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了解翻译、研究翻译的新思路。

对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阐发和反思研究在经过了初期的译介、中期的借鉴和应用之后,中国学者开始以更冷静的目光来审视、以更理性的态度对待功能主义目的论,考察其不完善性和可修正性。

一些学者在该派理论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翻译实践,对翻译目的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阐发。

有人指出,翻译行动的一切选择都有其内在的目的性,翻译目的具有多层次性,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及翻译行动的目的都要受到文本外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另外,一些研究者在肯定功能主义目的论合理性的同时也提出了反思意见和质疑。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目的学派只是从某一角度上丰富了传统翻译研究的内容,其理论并不能成为翻译学建构中的主干框架,即本体理论,它只可以是多元中的一支。

有人认为该派理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