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双边关系解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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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对外关系史
从敌对到和解之路
——浅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
社会工作学院2010级社会工作一班
20101031111 虞文旗
2011/11/1
从敌对到到和解之路
——浅析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
【内容提要】:中美关系曾经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初的20年中,处于敌对和隔离的状态。从1969年起,出于各自的根本利益,两国开始了关系解冻的艰难历程,并在1972年实现了尼克松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此后又经数年的曲折,两国最终克服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上的深刻差异,跨越了鸿沟,在10年后终于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关键词语】:国家关系
....战略需要
....融化
..正常化
...
..共同利益
....对抗
..合作
..解冻
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推翻了美蒋为首的国民党的统治,在大陆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维持亲美的蒋介石在中国的独裁统治,是美国实现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的成立,使得美国这一设想破灭,其在亚太西岸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动摇。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对内采取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政策、对外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策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维护美国霸权地位,成为美国长期对华采取政治敌视、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的政策的深层原因。朝鲜战争的爆发,恶化了本已紧张的双边关系。因而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美两国关系彼此敌对,忌讳莫深,甚至因越战而再度走到战争边缘。彼时的中美关系,犹如坚冰,冰封不化。然而,历史的车轴总是在不断转动的,覆盖在中美两国关系之上的坚冰,在和煦的暖风中悄悄地融化着。共同的利益和战略需求以及为了适应世界格局的客观发展,中美两国抛开了20年的龃龉,战胜意识形态的分歧、历史的隔阂和苏联的掣肘,开始寻求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否极泰来。中美关系为什么能在40年前开始解冻呢?综合各种因素,中美关系能够跨过鸿沟实现正常化,有以下四个原因:
一、中国为自身安全与内外政策想——“联美抗苏”
首先,到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经历20年的建设,国内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经济上,相对于建国前有了长足进步;国防上,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和革命化建设也有一定成就,远程导弹、核武器相继研制成功,遏制了美苏的威胁。但是,由于“左”的错误长期主导党内的思想路线,彼时的国内也蕴藏着严重危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三年灾害以及1966年开始蔓延的“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处在困顿之中,裹足不前。困厄中的中国,必须谋求出路。
其次,自中苏爆发论战以来,双边关系不断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分离倾向。苏联在对待斯大林的历史功过问题上的全盘否定做法,给维护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稳定上造成了巨大困难;在对待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里表现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苏联在对待中苏关系中的颐指气使的做法,导致中国强烈不满,中苏关系的持续恶化,一度走到战争边缘。
中苏边境摩擦——珍宝岛事件,是促使中国重新调整中美关系以对抗来自北方威胁的导火索和拐点。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在中国北方陈兵百万,直接威胁中国的安全。[1]“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然而,战争并没有到来。但即使在进入到1970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他反复强调:‘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差不多在整个1970年,中国对苏联入侵还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千载一时的外交机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联美抗苏’,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有关珍宝岛事件与中国缓和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中美关系史当中,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今,大概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同意说,珍宝岛事件对中国改变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美国为扭转美苏争霸中处于守势的不利局面——“联华制苏”
美国寻求改善与中国关系,是有深刻背景的。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苏联也凭借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取得了和美国势均力敌的地位。国际格局形成了美苏两分天下的局面,双方展开了军备竞赛。然而,整个争霸过程中,美苏双方并不是完全的势均力敌的,美苏的力量此消彼长。在结束二战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偕胜利之余威,触角伸及世界各地,主动出击,联合资本主义阵营国家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操纵联合国对日媾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显示了美国处于争霸上风,苏联被迫处于守势地位。到六十年代末期,美国的争霸势头减弱。勃氏上台执政后,苏联的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取得迅猛发展。苏联对外采取四面出击的策略,咄咄逼人的苏联迫使美国在新一轮的竞赛中处于下风。再加上严重的石油危机、越战泥潭、欧日的崛起以及国内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都使得美国不得不寻求改变不利局面。恰逢中苏关系处在多事之秋,精明的美国当政者似乎看到了制衡苏联的暗号。[2]美国前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认为,“中苏分裂是冷战时期最富有长远战略意义的事件。既然共产主义世界已经成为多中心的,美国也要实行多中心的政策。要更多地注意中国,因为中美关系对美苏关系产生直接影响,要利用中苏分裂使苏联的战略计划更加复杂化。如果苏联多担心一点我们的对华政策,我们就可以少担心一点对苏政策”。由此不难看出,在当时的美国看来,似乎不能依然把中国自己的敌人了。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可能是帮助美国抗衡苏联威胁的伙伴。在此认识上,中美的坚冰融化只剩时间和机遇问题了。
三、援越抗美与中美缓和——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
[3]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苏两国关系的不断恶化,特别是1968年8月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使毛泽东进一步明确地把苏联作为中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准备完成其从与美国和苏联同时对抗到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外交战略的调整,其间的关键性思路就是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与此相应,中国必然要面临一个难题,即还必须同时调整与美国的直接敌人越南的关系。这样,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大力援越抗美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并存着两种外交方针,一是坚持革命外交,继续援助越南打击美帝国主义,一是确立务实外交,寻求和实现与美国缓和关系。事实就是,中国在持续支持越南的同时,又在同越南的直接敌人美国发展关系。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调整对美政策、实现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应对和处理革命与务实的矛盾,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援越革命外交方针、不以牺牲小国利益打开同大国关系之门,进而通过维护与小国的关系带动了与大国关系的发展。
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美国不得不正视中国的存在
进入20世纪70年代,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世界,经过20年的恢复和发展,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在很多方面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它们不再愿意像过去那样唯美国马首是瞻。此时的美国却深陷危机,布雷森顿森林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