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通史论文

对比奥匈帝国和清帝国的崩溃谈多民族国家的稳定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全球各大帝国面临国家转型，处于同时期西方的奥匈帝国和东方的满清帝国之间，具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性，譬如都是多元政府统治下的多民族国家、国内都具有很深刻的民族矛盾、都是因民族主义运动而崩溃。下面我们就从各方面讨论这两者之间的相似性。

清末出洋考察各国宪政的大臣端方在1901年9月1日的一份密折中曾将满汉关系比作奥地利人和匈牙利人的关系，两族之间的争斗危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一。但实际上，奥匈帝国所面临的问题，远比端方想象的复杂。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奥匈帝国是四大帝国中结构最为松散的，它不仅被奥地利－匈牙利的二元统治结构撕裂，更受到更小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冲击。

奥匈帝国诞生于1867匈牙利贵族与哈布斯堡皇室的协议。1866年，哈布斯堡皇室在普鲁士－奥地利之战中失败，普奥战争迫使它被排除德意志邦联之外；同时它境内的匈牙利对维也纳的统治也非常不满，在帝国的其它许多地区民族主义思想也不断加强、造成了空前的叛乱。匈牙利对奥地利的统治不满出于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奥地利在俄罗斯帝国的支持下对1848年匈牙利革命的镇压。

匈牙利民族是奥匈帝国中第二大民族，而且它的面积占了帝国的三分之一；为了保障奥地利皇帝在匈牙利的地位、和防止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脱离奥地利独立，弗朗茨·约瑟夫皇帝不得不与匈牙利的贵族举行安抚性质的谈判，寻求一个可以使他们支持他的折衷方案。一些政府官员劝告弗朗茨·约瑟夫与所有民族运动家谈判，来建立一个联邦国家。他们担心单独与匈牙利贵族谈判会遭到其它民族更大的反对。但弗朗茨·约瑟夫无法忽视匈牙利贵族的势力，而这些贵族只肯接受一个他们与奥地利传统贵族之间的二元体。当时，罗马尼亚人和斯拉夫人等少数民族亦曾要求参予政权，建立多元（七元）政府，但基于奥地利和匈牙利贵族的反对，此方案被废除，而奥匈二元帝国则正式建立。

与奥匈帝国同时期的满清帝国和奥匈帝国一样是多民族帝国。清帝国建国初期，曾经以武力灭亡蒙古帝国，杀死黄金家族直系后裔林丹汗，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汗位，事实上成为了满洲人和蒙古人共同的统治者。随后清帝国入侵了中国，与被征服的蒙古人汉人合作，建立了与奥匈帝国类似的多元政府，清帝国统治者兼任满洲皇帝、蒙古大汗和中国皇帝，通过联姻巩固和加强满洲和蒙古之间的联系，以孔孟儒学作为主要意识形态整合帝国内部。由于帝国的统治民族满洲人只占帝国人口的少数，睿亲王多尔衮在基本沿袭明帝国制度的同时，为了巩固满洲王公贵族的最高统治地位和对全国的统治，确立了“首崇满洲”或称“满洲根本”的基本国策，即保证满洲八旗在政治权利上的优势地位，这是清帝国分层次的等级民族统治政策的一个体现。

从总体来说，奥匈帝国统治的法理基础完全建立在王朝原则之上：哈布斯堡皇室通过继承、婚姻与结盟，统治着一堆小王国与贵族领地。帝国人口的民族组成相当复杂，德意志人在帝国总人口中占到23%，匈牙利人占21%，捷克人占13%，波兰人占10%，乌克兰人占8% ，罗马尼亚人占6%，克罗地亚人占5%，斯洛伐克人占4%，塞尔维亚人占4%，斯洛文尼亚人占3%，意大利人占3%。尽管皇室的文化是德意志式的，但俾斯麦统治的德国已经捷足先登抢到了对德意志民族的代表权，因而一种泛德意志主义无益于哈布斯堡皇室。天主教作为一种跨民族的文化，对帝国的整合有一定作用，但随着世俗民族主义的兴起，它对整个帝国整合力也处于衰减之中。

这些民族之间积累了复杂的矛盾。比如说，加利西亚的地主认为它们应该统治该省，因它们历史上是波兰立陶宛王国(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统治精英，但该地区的乌克兰人不服。捷克社会与政治精英认为它们的祖国波希米亚应取得与匈牙利一样的自治地位。

但一旦哈布斯堡皇朝对捷克人作出让步，就引起波希米亚的少数民族德意志人的抗议。奥地利讲德语的精英认为它们自己代表了中欧的高等文明，认为给予非德语居民更多权利阻碍了文明进步，但这种民族主义对族群关系起到了很大的撕裂作用。

奥匈帝国国内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语言的问题。哪些语言是官方语言或官用语言总是一个问题。少数民族总是希望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以及教育他们自己的语言。比如1897年4月5日奥地利首相下令在波希米亚将捷克语和德语作为同等的内部官方语言，结果受到整个帝国日耳曼民族主义者的抨击，最后这位首相被解任。而在亚欧大陆另一端的清帝国国内，汉语、蒙古语、满语都是官方语言，其中满语是国语（称为清语、清书）。清朝皇帝发布的诏书、法令都是满汉对照的，几乎没有单独的满文或者单独的汉语的。若是涉及到蒙古以及西藏、新疆的文件，都是满、汉、蒙三种文字对照。到了清帝国末期才主要用汉语很少用满语了。

当然，奥匈帝国国内最大的民族问题是奥地利与匈牙利的行政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引起的问题甚至扩展到帝国的边疆地区。南斯拉夫地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地区被匈牙利控制，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则由奥地利与匈牙利联合控制。但这一地区民族、语言与宗教情况高度复杂，属于同一民族的，往往具有不同的语言、宗教与历史归属。由此出现了不同的民族主义方案。哈布斯堡皇室与奥斯曼帝国在这一地区的争夺，引发了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哈布斯堡皇储斐迪南大公及其夫人被一名波斯尼亚地区的塞尔维亚青年刺杀）出现在这一地区，并不令人意外。

19世纪，奥匈帝国境内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持续推进，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当经济社会分层与民族边界出现重合时，弱势的民族就会发展出对强势民族的怨恨。如乌克兰与斯洛文尼亚小农与佃农对波兰与马扎尔地主出现很大不满。国家官僚机器的扩展，在那些与行政官僚们语言不同的民族那里，也同样引发了疏离效应。受霸权文化教育的人在社会流动中有更多机会，这就引发其他民族不满，纷纷寻求本民族的文化与政治自治。学校教师和教区牧师在大众中广泛散布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但经济上获益的民族也并不因此其经济成功而满足。一个民族资产阶级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人阶级政治意识的觉醒，都会导致提高对自治的期望。比如说，工业化的波希米亚的捷克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极力要求帝国下放行政权力，但哈布斯堡皇室担心权力下放会造成捷克人对这一地区的德意志居民的压迫，因此不愿批准。在1890年左右，这一地区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街头冲突比比皆是，甚至帝国议会中的捷克议员和德意志议员也经常发生激烈冲突。

与奥匈帝国类似，清帝国在其统治时期也长期为这些问题所困扰，由于各种政治和文化上的冲突，在1862至1873年间，清帝国西北地区发生了史称“同治回乱”民族分裂势力暴乱，极大地改变了陕甘两省的民族分布。在战争中，回汉两族在陕西、甘肃两省互相仇杀。战乱初期，回民趁太平天国、捻军在跟清朝开仗，在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带领下，回民以反抗清朝皇权压迫为依据，纷纷举兵起义，期望在清朝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陕西人口在战乱中损失达622万，甘肃人口损失达1455.5万，陕甘合计约2000万，其中汉族损失人口约1500万，回民损失人口约500万。战后陕西的回民仅有居住在西安的两万多人存留。为了避免重蹈宗教极端势力清洗异教徒、分裂中国的覆辙，清廷将许多投降的陕甘回民分散迁移到西部各地。

在20世纪前，奥匈帝国用以整合各民族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哈布斯堡王朝主义与天主教。但到了二十世纪，两种意识形态都出现了很大的缺陷。奥匈帝国和德、英、法等发展迅速、实力雄厚的成功国家靠得太近，臣民们难以避免作国际对比，从而推出哈布斯堡皇室统治能力低下的结论。天主教原先在帝国的整合上起到了粘合剂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初，世俗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发展，迅速降低了这一意识形态的整合能力。哈布斯堡皇室为增加统治的合法性而引入的宪政改革也并没有弱化帝国内的民族冲突，甚至为民族冲突提供了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