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四大争议问题_卢现祥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

摘%要：发展低碳经济是为了防止全球变暖。但科学界在全球变暖的相关问题上尚存争议，争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全球变暖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气候变暖是自然造成的，还是人类活动造成的？人类面对气候变暖是减缓还是适应？面对跨期选择，是积极应对，还是消极应对？科学的不确定性对全球变暖的政策响应产生了诸多影响。本文对国内外有关发展低碳经济四大争议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并作出理性的分析，希望借此能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和提高政府决策科学性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全球变暖；低碳经济；不确定性；减缓与适应；跨期选择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2)10－0005－07

作者简介：卢现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近年来，由气候变暖引发的全球性恐慌有不断加剧和蔓延之势，在部分研究成果的渲染下，这一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已然成为人类文明得以长远流传的重大障碍。为将环境要素对人类发展的束缚控制在科学合理、经济有效的范围内，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政府和有识之士展开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行动，并最终将集体智慧高度凝结在“低碳经济”这一崭新的人类发展模式上，掀起了新一轮的社会革命。

然而，就在低碳经济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议题，倍受部分发达国家和研究机构热切追捧之时，亦有学者针锋相对地指出，低碳经济的政治意图和宣传效应远远大过其切实践行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积极呼吁人类在全球变暖的恐慌下进行冷静审视和理性思考，避免因反应过激而偏离现阶段可实现的、成本有效的最优发展路径；在国际行动方面，主要发达国家在应对全球变暖

问题上的态度和措施上也出现了显著的国别差异性。考虑到气候问题的全球性公共物品性质，应对气候变暖需要国家在政策层面作出协同响应，在理论争议和行动分歧客观存在的形势下，确保政策路径演化的程序合理性和科学性，形成对气候变化及其机制的科学认知事关重大，因此，我们有必要辨识发展低碳经济分歧的根源所在，从而消除发展低碳经济认识上的偏差。

具体地说，如果我们可以有效地解决“全球变暖说”是否已有定论、全球变暖的始作俑者是人类还是自然、人类对全球变暖是减缓还是适应以及面对跨期选择是积极还是消极这四个问题，将为创设科学的、全面的全球变暖应对机制，并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坚实保障。到目前为止，由于不确定性问题的客观存在，理论界在这些问题上尚未形成一致结论，而本文则寄望于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对低碳经济中的争议作出理性分析，以实现深化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从而为政府制定气候变化问题应对策略提供

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四大争议问题

卢现祥%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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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

参考依据。

二、“全球变暖说”是否已有定论：确定还是不确定

英国政府在2003年发表的题为“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的《能源白皮书》中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低碳经济是创造更高的生活标准和更好的生活质量的途径和机会，也为发展、应用和输出先进技术创造了机会，同时也能创造新的商机和更多的就业机会。”①

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全球变暖。现在的问题是在科学界关于全球是否变暖还存在争议。在政策层面对全球变暖问题进行响应，势必会牵动原有的资源配置规模和结构，影响现有社会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有必要率先对全球变暖的真实性和危害性进行科学论证。换言之，我们必须首先验证“全球变暖说”的真假虚实。

哈德利气候预测和研究中心是全球变暖说的重要推行者，该中心的科学家们对历史气温数据进行了整理，揭示了全球气温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持续上升的观测事实，并通过气候模型预估：在一段不可预测的、几乎长达十多年的暂停之后，全球变暖将于2009年左右重新开始。另一个对全球变暖说起核心推动作用的机构就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IPCC”），从1998年成立至今，IPCC陆续发布了四次综合评估报告以及多个专业报告，逐步得出了以下关键结论：全球平均气温不断升高是客观事实，且具有不断恶化的趋势，其负面影响将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重新评估气候变化对英国的影响，以便政府明确对气候变暖的态度和制定应对策略，斯特恩（Stern，2007）在综合了IPCC、哈德利中心和迈因斯豪森（Meinshausen,2006）的研究成果上，进一步强化了全球变暖说。

尽管IPCC及很多研究机构言之凿凿，却依旧无法掩盖其他科学家对全球变暖说的科学解释力的诸多质疑（Singer,1999;Singer,2003；Singer&Anderson et al,2008）。国际上一批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于2007年4月组建了非政府间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NIPCC)，并于2008年4月有针对性地发表了“决策者摘要”，2009年6月出版了长达868页的“气候变化反思”。NIPCC的基本观点是：自然因素而不是人类活动主导了气候变化，继而“气候门”、“冰川门”、“亚马逊雨林门”纷至沓来，一时间IPCC的观点和威信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王绍武，2010）。此外，支持全球变暖说的学者们用以服众的论证方式和方法也接连受到挑战。最先受到批评的便是研究机构所采用的气候模型的科学性和完备性，在哈德利中心有关全球气温持续上升的结论中，接近十多年的暂停成为该模型预测信度和效度的最大败笔，而哈德利中心也在承认并未充分考虑到自然温度的易变性后，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其次，全球平均气温的计算方法及其观测数据的可靠性也成为全球变暖说的弊病之一，Brohan、Harris和我国学者任国玉、王绍武通过对温度推断数据资料的局限性、气象观测站点分布特征、城市热岛效应以及温度插值方法精确度等方面的研究，补充了国际社会对气候变暖幅度不确定性的认识。

后来，斯特恩在《地球安全愿景》一书中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人类活动产生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不能被地球完全吸收而在空气中积累，其浓度的不断增加使得能量在空气中集聚导致气候变暖，气候变暖使得气候和环境发生变化，最后又影响到人类活动。气候变化问题可以简单地用这一关系链条来表示，但其中的每一环节又包含了大量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首先，尽管温室气体排放与产出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但对于不同国家以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一关系并不唯一的，因为自然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工业效率和技术水平都会影响排放与产出的关系；第二，温室气体在空气中积累的速度一方面取决于排放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地球各要素的吸收能力，例如海洋对温室气体吸收能力的预期在降低，森林的类型和地点不同，其吸收能力也有很大差异；第三，虽然温室气体排放引发气候变暖的科学是明确无误的，但现有的科学研究只能根据温室气体浓度水平来计算气温上升的可能阈值（气候敏感度），并在不同的假设条件下计算出阈值不同部分的概率估计；第四，对于气温上升所引起的海平面变化以及气候变化对大陆的影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