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韩国经济增长战略比较

【原文出处】东疆学刊

【原刊地名】延吉

【原刊期号】200003

【原刊页号】5～8

【分类号】F10

【分类名】国民经济管理

【复印期号】200010

【标题】中国与韩国经济增长战略比较

【作者】林今淑/金淑子

【作者简介】林今淑(1957-)，女（朝鲜族），吉林延吉人，延边大学副教授。林今淑金淑子延边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延吉133002

【内容提要】经济学界把韩国的经济增长战略归纳为高速增长型、出口主导型、工业指向型、非均衡增长型。而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增长战略并没有明确的表述。本文通过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所体现的特征的分析与概括，比较中韩两国经济增长战略，找出中韩两国经济增长战略的共性与差异，为今后经济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韩国/经济增长战略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00)03-0005-04

一、中韩两国都采取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

库兹涅茨认为GNP年均增长超过3%就属于高速增长，而战后发展中国家为了迅速赶上发达国家，采取高速增长战略，也叫追赶型经济增长。

韩国经济从1965-1994年之间年平均增长率为7.1%，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62-1966年）GNP实际增长率为7.9%，第二个五年计划（1967-1971年）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72-1976年）期间GNP实际增长率为9.7%，有些年份突破了两位指数。如1973年为14%，1976年为13.4%，1983年为12.6%，1986年为12.9%，1987年为13%，1988年为12.4%，这种高速增长一直维持到1996年(6.9%)[1](P264)。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一直维持高速增长，1979-1997年GDP年均增长9.8%，经济增长率保持了近20年的世界领先水平。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4000亿人民币，1997年达7.5万亿人民币，增长近20倍，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从1978年的684元增加到1995年的2654元，增长了40倍[2](P236)。

中韩两国都采取经济高速增长战略，其主要原因在于两国经济增长起点低。韩国经济开发初期的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3亿美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87美元，韩国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迫使朴正熙政府采取高速度增长战略。中国经济起飞的第二个起点——1981年社会劳动生产率为545美元／人／年，同年美国为25934美元，日本为17634美元，西德为23944美元，英国为21804美元，法国为24092美元，分别为中国的47.6倍、32.4倍、43.9倍、40倍、44.2倍。假定主要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零增长，而中国每年以6-9%的超常速度增长，需要40-60年才能达到1981年主要发达国生产水平；如果他们每年以2%的速度增长，中国就要在2060年前后才能达到他们1981年的水平。如果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超过2%，那么中国要达到他们1981年的水平就需要更长的时间[3](P58)。由此可见中韩两国都采取高速增长战略其背景也十分相似。

当然，改革开放前1952-1979年中国工农业生产年均增长速度为8.6%，但是这种高速度是建立在外延型扩大再生产基础之上的，其劳动生产率低，固定资产浪费大，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增长。1952-1979年中国基建投资6500亿元，形成固定资产4500亿元，而实现投资效益的只有3000亿元，占投资总额的54.5%。所以，高速增长必须建立在经济效益基础

之上[3](P41)。

中韩两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因中有相同点和区别点。相同点之一就是都保持较高的投资率。韩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一直保持30%以上的高投资率。而且固定资本投资的技术含量高，即投资于设备、工具等始终保持在30%以上水平。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力之一也是高投资率，80-90年代中国经济一直保持40%的高投资率，然而，我国投资领域的技术含量不高。“七·五”、“八·五”计划期间我国国有企业投资技术含量始终在25%以下，造成投资技术含量低的主要原因是投资结构中对房地产的投资比重过高[4](P18)。

中韩两国支撑高投资率的因素也有相同之处，即依靠国内的高储蓄率和大量利用外资。国内储蓄率由1960年的6.9%上升到1991年的35%，为了提高储蓄率将银行定期存款的最高利率由15%提高到24%。在经济开发过程中韩国大量引进外资，从1959-1994年引进外资总额为509.68亿美元，1962-1982年期间韩国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外资对经济贡献度是3.3%，即如果不引进外资经济增长率只达到4.9%。利用外资韩国采取引进借款为主，直接投资为辅。1962-1982年期间韩国共利用外资358亿美元，其中借款331亿美元，占92%；外国人直接投资27亿美元，占8%[5](P54)。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城乡居民具有很强的储蓄倾向。1993年我国城乡居民边际储蓄倾向（城乡居民储蓄增加额占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的百分比）为43.7%。以1997年为例，在我国总储蓄中，企业存款、财政存款和机关团体存款仅占各项存款总额的37.7%，城乡居民储蓄占56.2%。改革开放以来至1995年中国利用外资总额达到2015.7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各占50%左右，即中国大量引进直接投资[3](P40)。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高度重视制度和体制性因素，甚至将其视为影响乃至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二、中韩两国都采取非均衡增长战略

韩国经济开发过程中采取非均衡增长战略集中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一）产业发展上采取先工业后农业、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增长战略。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基本上采取先农业后工业战略，而韩国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了一条前人不曾走过的先工业化后农业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先发展投资少、见效快、周期短、效益大的轻纺工业，为发展重化工业积累资金。在发展重化工业时又有选择地优先发展了汽车、钢铁、造船、机械、石油化工等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

（二）企业发展上采取优先发展大企业、后发展中小企业的战略。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韩国为了迅速建立国民经济骨干体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在资金、信贷、税率等各方面对大企业实行倾斜政策。

（三）经济增长方式上采取先外延型后内涵型发展战略。为了迅速发展经济，韩国采取大进大出、高投入推动高产出的外延增长在前，少进多出、低投入推动高产出的内涵增长居后的不平衡发展战略。韩国在高速增长的近30年间投资率通常在25-30%以上。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体现了非均衡增长，集中表现在：

（一）大力发展轻工业，调整轻重工业比例失调。在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各国基本上都提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与农业的经济发展战略，但是，由于把有限的资源投入于重工业，客观上导致轻工业的落后。中国在改革开放前30年时间重轻工业比例为57:43，形成了轻工业过轻、重工业过重的格局。改革开放后中国沿海城市大力发展轻工业，轻工业增长速度超过重工业的增长速度。1979-1991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2.2%。其中轻工业为14%、重工业为10.3%[3](P18)。

（二）经济发展在地区上呈现非均衡发展。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在条件较好的广东、福建二省兴办四个经济特区，开放沿海14个城市，建立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经济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