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约定俗成的。

每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每一种语言都反映出特定的文化现象。

例如，“You are ,indeed,a lucky dog.”意思是“你真是个幸运儿。

”与“狗”无关。

语言是一种社会交际的工具。

交际功能是其最本质的功能
二、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
1、英语教师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

2、语言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应同时并举、紧密结合。

在进行文化背景知识教学时必须优先考虑外语教学的实践性和交际性原则，做到精讲多练，生动形象。

3、随机讲授。

对于教材中出现的具有背景意义的词汇、交际用语要讲清它所包含的文化背景知识，适当扩展其知识内容。

4、中西文化的差异应是教学的重点。

教师要对词语的文化背景知识进行必要的解释，而且同母语进行适当的比较，以便学生了解两种文化的差异，从而掌握正确运用英语的方法。

此外，还要注意英美文化的差异，例如：“足球”英国人叫football ,而美国人叫soccer 。

5、寓教于乐。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调动他们学习的积极性，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和掌握语言基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

从而提高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

三、语言是分不开的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内容。

没有文化就没有语言。

从语言学角度讲，学一门语言是学一种文化，教一门语言也是教一种文化。

语言是分不开的文化，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文化的过程。

在中国，传统的外语教学十分重视语言教学，但忽略了文化教学，文化是脱离其载体语言的。

在跨文化交际中造成了一些障碍。

因此，英语教师应设法培养学生对中外文化差异进行充分的了解并掌握的的文化意识，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中国学生在跟本地人打招呼时往往会说：“你多大了？您要去那里？你收入如何？“在中国，这些问题表明，友爱和关心一个人。

但事实上，在美国，这些问题干扰到人们的私人生活。

有些学生可能会问他们的英语老师一个问题，“为什么代词'我'永远是大写的英文？”，因为在中国，当一个人提到自己在正式情况，特别是在著作的旧作风，他将使用“鄙人”，“在下“的话来降解自己。

对学生说，中华文化是家庭为中心。

通常，几代人都在一起生活。

对比之下，美国非常重视个人主义。

据中国人的传统和习俗，人们相信集体主义。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价值体系。

在中国，老人被习惯称为“老李”，“老王”，他们会感到非常受尊重。

但在英国和美国，老人最忌讳“old”and “elderly”这样的词。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美国不同阶段的经济文化变化都反映在语言中。

随着时代变化，新的词语不断应运而生。

继一次大战后的“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和二次大战后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又出现了“Baby Boomers”、“Yuppies”、“Dinks”、“Sandwich Generation”、“Couch Potato”、“Mall Rats”等等。

文化包罗万象，语言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两者关系密切，水乳交融，错综复杂，在分析其具体现象时，往往发现两者难以完全直接联系。

语言与文化各有互不关联的东西，文化语言学只能涉及语言和文化中互有关系的部分，不能在语言中处处寻找文化内涵。

因此，在论证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必须注意“对号入座”，恰如其分，必须有可靠的、充分的依据，经得起反证或证伪，不能按主观的印象、推测和联想加以挂靠，以致造成牵强附会，不能只抓住某些“似是而非”的例证就轻易下结论，更不能望文生义、张冠李戴、随意引申。

这种主观随意性是当前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

从宏观的角度看，语言与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制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轨，这已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

然而，从微观的角度分析，在寻找、描写和解释具体的语言现象或因素与具体的文化现象或因素的相互关系时，却出现许多复杂的情况。

大体说来，这种相互关系至少有以下几类: 1.互相关联某种文化因素基本上可以解释某种语言现象，或某种语言现象基本上可以解释某种文化因素。

例如，用中国人的“悟性”解释汉语的“意合”，用西方人的“理性”解释英语的“形合”;用中国人的“主体意识”解释汉语的“人称”，用西方人的“客体意识”解释英语的“物称”;用汉语的“形象性”解释中国人的“意象思维”，用英语的“抽象性”解释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如此等等。

汉英语言与中西文化互相关联的现象正是本学科研究的重点。

2.互不关联某种语言现象没有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因素，两者无法互相解释。

这方面常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对应关系。

王宗炎教授(1997)曾指出一些令人信服的例证，例如，英语的单数第一人称“I"处处大写，这不是说英语的人“个人主义和自我存在的象征，带着膨胀了的个人主义色彩”，而是因为“in the o ld handwritten manuscripts a small I was likely to be lost or to get attached to a neighboring word, and a Capital helped keep it a distinct word"。

又如，汉语常用“我们”代替“我”，如“我们认为”、“在我们看来”，其实是“我认为”、“在我看来”的意思，这并不是因为“汉人重社会，表现出集体主义倾向”，所以才“乐意使用集体的字眼’。

再如，汉语喜用缩略语，这不能解释为“汉人注重勤俭节约”。

3.部分关联某种语言现象中只有部分可以找到与之相关联的文化因素，或某种文化因素中只有部分可以找到与之相关联的语言现象，关联中有不关联的部分，或不关联中有关联的部分，两者无法完全互相解释，必须加以分别说明。

论证常常只考虑到问题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因而经不起反证。

例如，汉民族追求和谐的心理常常表现在汉语词语结构排列的匀称性，因而四音节成了汉人喜闻乐见的语音结构，这是有道理的;但为了强调这一点，接着说三音节的词语几乎都是贬义的，这就片面了，因为三音节词语中只有部分是贬义的，如:煽阴风、点鬼火、抓辫子、戴高帽、拍马屁、走后门等，其他的就不一定，甚至可以是褒义的，如:爱国家、有理想、学先进、反贪污、顾大局、攀高峰等。

这个结论应把“几乎都是”改成“部分”，因而很难解释汉语三音节结构的文化涵义。

又如，汉民族的文化传统提倡“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内外有别”、“亲疏有别”，这种等级和亲疏观念常常表现在汉语词语结构排列的次序上，如:君臣、男女、父子、婆媳、中外等，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也应说明还有其他的格式，如:阴阳、雌雄、叔伯、敌我等，这类词语的顺序就难以用上述的文化涵义来解释了。

汉英语言与中西文化互相关联的现象常常有例外的情况，互相关联的现象还常常是相对、相比较而言的，在互相解释的时候应予以充分的注意，以确保论证的严密性和完整性。

在解释和论证汉英语言与中西文化的相互关联时，还应在寻找语言特征或文化特征时，个性与共性、部分现象与普遍现象的界定有个量化和定性的问题。

如果大量的调查研究证明，某种语言现象或文化现象拥有绝大多数的例证，这些例证又足以证明在该语言中或该文化中的本质特征，并经得起例外的反证，这就可以确定其为特征或特点，否则就难以定论。

语言与文化所表现的现象十分复杂，涉及的知识非常广泛，研究其特征及相互关联时应作具体、动态、多角度的分析，并用大量可靠的例证加以论证，不能轻易一概而论，不能为了得出某种预想的结论而采取“一刀切”的态度，忽视可能还有反面的例证。

四、结语文化依赖于语言，语言推动着文化的传播。

萨丕尔甚至断言:“我甚至相信，语言甚至比物质文化的最低级发展还早。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几乎可以说没有了语言也就没有了人类文化。

语言，它构成了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

文化一词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这里主要指与语言有关的精神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语言在文化世界的建构、传承以及文化世界相互碰撞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

不同民族、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环境、社会风俗、历史传统、科学水平有诸多差异，因此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必然有诸多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世界。

从这点上可以说，文化语言学具有很强的人文性。

爱德华·萨
巫尔指出:“语言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民族语言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基本形式，文化对于语言的制约性是显而易见的。

文化之间的差异，文化的发展的轨迹不可避免地会在语言中划下痕迹，文化对语言的制约，至少有两个方面:表达方式、范围。

而语言也时时刻刻忠实地折射着文化内涵。

文化固然对语言有着相当强的制约性，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语言也无时不刻地在影响着使用这种语言的文化。

海德格尔曾说“语言是存在的归宿”。

“不同的语言是不同的文化的造化，同一语言和不同语言的差异不仅本身就是文化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都或松或紧地与不同的文化背景发生相应的联系，或者说，语言差异说到底就是文化背景的差异。

” “五四” 以后中国语言学研究由于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冲击，可以说完全走上了科学主义的道路，其结果是对西方语言学亦步亦趋，虽然解决了些问题，但对汉语的本质、特点却一直没有科学的结论。

从世界范围来看，一个多世纪以来，语言研究明显地出现了两种类型:一是描写型，一是人文型，汉语有其不同于西方语言独特的面貌，因而也应有独特的语言学道路。

我们固然不可缺乏具有强化科学性的描写型语言学，同时也应重视强化人文性的文化语言的研究，其实在描写语言学极其鼎盛的西方语言学界也日益感到描写方法在许多领域已日见技穷，从而纷纷开始探索人文主义道路。

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文化语言学并非是包打天下的无敌法宝，并非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既反对轻视文化语言学，也反对片面夸大文化语言学的作用。

（一）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
特殊在哪里?
1．它是史前时期的产物，是人类无意识的创造——不完全等同于文化的创造性。

2．它既不属于主观世界，也不完全属于客观世界，具有介于二者之间的性质。

3．它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反映，是超时代、超政治、超观念的。

因此，三个层面对它都不合适。

（二）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
说它是最重要的载体，是相对于其他载体而言。

其他载体只能向人们显现文化的一个部分，甚至是文化的一个角落；而语言则全面地储存着文化的整体信息。

语言如果要超越时空，就需要借助于文字。

从现象上看，似乎是文字充当着最重要的载体，但是，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文字的负载功能，是靠它与语言的特殊关系而存在的。

语言由语音、词汇、语法三大要素组成。

负载文化的任务主要是由词汇，特别是实词词汇承担。

语音和语法是超时代的。

有人主张汉语语法体现了汉民族的文化意识，似乎至今缺乏有力的论证。

我们平时说词汇对于社会生活最为敏感，这也意味着许多文化凝聚于词汇。

黄侃先生说一个字就等于一句话，意思是任何概念所包含的，实际是一个定义、一个判断。

而定义、判断则是文化意识的结晶。

当前中国的社会生活变化剧烈，因此在词汇上表现为新词新语的剧增。

但是，这还不是语言对文化产生影响的最好例证，因为大量新词新语是暂时的，它可以构成对文化的一时冲击，多数不能对文化的整体，特别是人的观念产生影响，不见得能成为文化的组成部分。

只有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生活的底层，经过历史的选择和淘汰、进入了民族基本词汇的语言事实，才是语言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标志。

这一现象需要用历史上的事实加以说明。

例如佛教在中国传播了近2000年，对中国三个层面的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

一些词如自在、见地、法门、公案、功课、报应、解脱、因果、地狱、观照、有缘、机缘、投机、印证、化身、红尘等等都来自佛教；佛教词语甚至成为成语进入词汇体系，如立地成佛、天花乱坠、当头棒喝、随机应变、回光返照、不可思议等。

这些词语已经让后人感觉不到是佛教词语，也就是说它们已完全融汇到汉语固有的词汇中，成为汉语的组成部分。

（三）语言对文化的巨大反作用力
文化内容，特别是哲学文化在靠语言进行传播的过程中，由于人们分不清语
言和它所指的事物，于是经常误把语言和其所指混同。

于是语言又反过来对文化产生影响。

最突出的例子如语言崇拜（包括文字崇拜），如汉语的双音节词汇对对称美的观念的形成所起的强化和推动作用，如宗教语言进入全民语言后，语言本身对人产生影响等。

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开拓的领域。

应该承认，对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研究还很不够。

（四）语言理解与文化理解的关系
正是由于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以语言理解就包含着文化理解，同时语言理解需要文化理解；语言理解的层次越高，文化理解也就越高，需要的文化理解也越高。

换言之，对于非汉语背景的学习者而言，三个层次的文化都是需要的，不可只给这个，不给那个，至于课程给予到什么程度，具体内容怎样确定，则是应该进行研究的。

近年汉语教学界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重视，即基于这一原理。

学界在这方面进行的探讨已经不少，意见虽不很一致，但在上述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则是共识。

周思源先生认为，汉语学习初级阶段的文化定位表现为“文化因素”或“文化背景知识”；目的语学习越往中高层次发展，接触的文化越来越高，学习的内容越以专门文化的面貌出现。

“丰富的文化知识为语言表达提供了大量潜在的可能性。

”②
现在的问题是，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文化背景和文化储备应该以什么形式进入教学领域呢?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系统，一个人毕其一生也不可能完全把握，对于来华学习汉语的学生，我们应该给予他些什么，才可以既满足他眼前的需求，又为其以后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打下基础、提供门径呢?这就是前几年对外汉语教学界讨论得很热闹的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也就涉及到了我们学院的建设和老师业务发展问题。

下面我就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