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下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概况

论新时代下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概况

邹月华

摘要：本文从新闻学的学科归属———新闻学或传播学或新闻传播学、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传统继承与学术借鉴、创新研究与学术规范等诸方面, 阐述了对新闻传播理论研究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本文对近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做了简要概述,包括学科各方面的总体，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各学术界和业界广泛关注经典新闻传播理论,并对媒体广大受众的产生深远影响力。

关键词：新闻学; 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

相对于哲学、历史、文学等历史悠久的传统学科，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历史年轻、基础薄弱、积累不多的新兴学科。由于新闻传播学所依托的新闻传播事业及产业正值发展壮大的黄金时期，能够为这个学科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经验资源和人才资源，同时又持续不断地为学科研究拓展新的学术领域和提出新的研究课题，新闻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自立于人文社会科学一百多年来，经过几代学人的深研苦斗，有了长足进展。在中国，由于置身由邓小平所开拓的改革开放学术环境，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突飞猛进的发展，更是举世公认。

按信息论的一个观点，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三部分构成的。传播学就是以信息生成、信息流通及信息传播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现代综合科学。以此界定传播学，比我们目前接触到的由施拉姆等学者撰述的传播学，视域要广阔得多。它既涵盖物质信息的传播，又涵盖非物质信息的传播；既包括客观信息的传播，又包括主观信息的传播，姑且称之为“大传播学”。这一层面的“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人类社会新闻信息的传播。这样的认定应该是不成问题的。用这样的观察与思考来看，现在的“新闻学”可以称之为“新闻传播学”。笔者撰写本文，即是在这层意义上使用“新闻传播理论”一词的。而现在的“传播学”，实际上只是“小传播学”，或者说是“传播学概论”。真正的传播学，应有更大的考察视域，更广泛的研究对象，更抽象的学术概括。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郑保卫教授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闻学要开拓思路，建立起科学的体系，传播学则要避免急功近利的倾向。两者应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他主张新闻传播学研究应加快本土化步伐，更好地服务于实践。对此，暨南大学新闻系吴文虎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闻学发展的相对滞后“不是传播学惹的祸”。传播是母概念，新闻则是子概念。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名称本身多少有点尴尬，因此，未来还需进行学科体系的重构。两位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优雅的风度，赢得了与会师生的赞赏与钦敬。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丁柏铨教授就“新闻传媒的产业属性”阐发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传媒具有意识形态和产业两方面的属性。两者之间既矛盾，又统一。新闻传媒的两种属性，在三种情况下常常会出现一些矛盾——第一种情况：新闻传媒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第二种情况：新闻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被片面强调。第三种情况：新闻传媒的产业属性被错误理解。

此外，邓利平副教授对新闻审美活动中的各种心理因素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杜骏飞副教授分析了虚拟社区的社会属性。林玮副教授就传媒批判理论的发展演进及其逻辑结构作了一番梳理。方延明教授就新闻文化的价值评价体系发表了自

己的观点。丁和根副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中，对荷兰学者关于新闻文本结构研究作了评析。陈堂发老师也对新闻真实的可能性问题进行了研讨。在应对新挑战中创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在其《影响力经济：关于传媒经济本质的一种诠释》的主题报告中提出：研究传媒经济涉及传媒产业的本质，即影响力经济，而影响力凝聚着巨大的社会关注，这是因为文化现象的价值实现不同于实体经济，媒介产业具有社会能动属性。影响力的来源有三个环节：一、通过规模化竞争和技术竞争这两种基本竞争手段来增强传媒与受众之间的接触率；二、在较高接触率的基础上，保持受众的行为忠诚度和情感忠诚度；三、实现价值提升。在电视产业化的大背景下，围绕收视率展开的竞争呈现白热化的状态。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副教授王辉通过对栏目扩容，实质性内涵的解析，提出荧屏新闻大战，从三个方面对传统电视新闻观念发起了挑战，即：现场化挑战信息化、主观式挑战客观式、进行时挑战完成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丁淦林教授则认为新闻学创新既要有理论兴趣，也要有理论勇气。创新的过程是快乐的，同时也是充满风险的。他提出，新闻学科建设应做好几项具体工作，即：界定基本概念、重视原理研究、广采众家之长、积极准备国际对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黄芝晓教授呼吁要重视新闻业务理论的创新、研究。这是因为新闻媒体重实干，但缺少理论研究，因而新闻改革经常卡壳；而在学校的业务教育中，新技能不能及时进入教学程序，即使进入，也缺乏有力的学术支撑，所以，业务教育相对滞后。因此，应力图寻找新闻媒体与院校的交叉点，加深对业务理论的探讨，并吸收传播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以此来提升其学术水平、理论层次，同时加强对复合型新闻人才的培养。

新闻的知识形态现在正在变成什么样子？一位作者指出：新闻将超越对线性时间的追逐，适应于所有时间，从容地提供时代所需要的事实；人们有能力处理更多的事实，提供关于事实的全新理解；新闻不再是职业媒体的垄断性知识，形成更开放、竞争更强领域；新闻知识标准将被突破,面向不同公众群体，更灵活地为社会提供服务。但这不意味着职业新闻的灭亡，职业新闻生产会变得更有活力。另一位作者指出，要警惕不加区别地将公关、广告等学科胡乱与新闻教育和研究嫁接。近年来商业主义、新媒体对新闻的冲击,新闻质量下降，新闻与普通信息、宣传的区别越来越不被重视。需要重申新闻对于民主的重大意义。今天要突破新闻研究的困境,需引入包括政治学范式在内的多元范式。

经过我国传播学界部分学者的多年努力，“媒介环境学”已在学术上立脚。这年有研究者梳理了这一学派思想在中国的引进和认识过程。由于国内学界有人用“媒介生态”之说讨论媒介生存的环境，以致一部分人错误地理解了“media ecology”关于“鱼”和“水”经典比喻，定名“媒介环境学”是要与中国式的对“媒介生态学”的误读区分开来，强调媒介如何构成了人生存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对人的影响。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这一学派为什么重视技术的变革，试图将媒介变迁推向怎样的结论。有人在绘制环境学派的知识谱系，但对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莱文森(Paul Levinson)的“学统”提出了质疑。作者认为，莱文森主张技术向着“自然状态”的“回归”，暗示了回归前的技术是非自然的，这恰恰违背了麦克卢汉“媒介就是自然”的认识；文章提炼了莱文森思想中比重不高的黑格尔绝对精神，认定这是莱氏“人性论”的起点，认为莱文森背离媒介环境学派“作为环境的”的媒介视角，对媒介进化的解释自相矛盾。关于这个学派的未来走向，有研究者认为，技术哲学是其理论源泉，媒介哲学则是其理论归宿，我们需要继承和深挖的是其理论所蕴含的“技术/媒介即控制/权力”的人文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