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研究.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

【毕业论文】

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成就

——论鲁迅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汤存举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末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层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1）同样，鲁迅以他为数不多却惊世骇俗的短篇小说创作，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古老民族在长期历史积淀的重压和外族侵扰下的民族灾难史以及她在历史转折前的思想变革史，表现了“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2)巴尔扎克的“伟大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搀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3)。而鲁迅的作品，则是为旧社会特别是它的意识形态敲响的丧钟，他把所有的诅咒都给了那个行将崩溃的世界，而把深深的同情留给了“下层社会的不幸”。鲁迅小说以睿智的哲理和深刻的思想，完美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为我国现代文学树起了第一面现实主义大旗。

一、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基础

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基础，根植于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倾向之上；同时，也是当时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

在鲁迅的少年生活中，有三个因素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侵扰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现实；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八国联军、庚子赔款，使鲁迅从小就与同代人目睹了统治者的腐败，感受了民族的不幸与危亡。其次是外祖母的纽带关系，使他与农村和农民产生了血肉联系，他因此能以朴素和真挚的心去感受和体味广大农民在精神奴役和经济压迫下所遭受的痛苦与磨难。他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述》中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4)其三，是家境的破落。祖父因科场案下狱，鲁迅不得不避难于舅父家，寄人篱下而被称为“乞食者”；父亲英年染病而早逝，使其从十三岁至十七岁就经常出

入于当铺和药店，在被侮辱受歧视的环境中倍感社会的势利和冷酷，他由此看到了满口仁义道德的圣人之徒的虚伪和腐朽。这一点给鲁迅幼小心灵的创伤尤为沉痛，“有谁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5)家庭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突变，使鲁迅能用新的眼光来观察、认识社会，认清封建旧社会的腐朽与罪恶。

最终促使鲁迅走上进步道路的当然还是社会潮流的驱使。步入青年以后，面对严竣的民族危机，和当时所有的进步青年一样，鲁迅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日本求学期间，经历了“学医（科学）救国”到“弃医从文”的重大转变。辛亥革命中，他首先感受了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鼓舞，不久就承受了这一革命失败的刺激，“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的怀疑起来。”(6)这些生活的磨难和斗争的沉浮，培养了鲁迅冷静观察与思考问题的能力，使他能以哲人的敏锐与深刻去体味民族的苦难和社会的黑暗。

早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时（1902年—1904年）(7)鲁迅便与许寿裳等人讨论“国民性”问题。“改造国民性”是当时较为普遍地存在于先进知识分子中的启蒙主义思想，也是鲁迅个人阅历所应有的朴素思想的自然表现；“从小康坠入困顿”的经历，很容易使他把“国家民族”问题与“国民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进一步从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和现实与历史血肉相联的深度去观察、思考问题，把对社会的思考归结到“人”这一焦点。他深切地感受到“生存两间，角逐列国”，“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8)，但封建社会尤其是它的意识形态却以软刀子杀人、“吃人”，使国民精神萎缩，“宁蜷伏堕落而恶进取”(9)因此，要救国，必先“立人”，改变国民精神。这是鲁迅从事文艺运动而最终开始文学创作的最初动机。他在《呐喊·自述》里谈到“弃医从文”这一过程时说：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意，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0）

由此看出，鲁迅从事文艺运动具有鲜明的自觉性；他的文艺活动和小说创作始终

贯着“为人生”的目的。

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然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的，而且要改良这人生。（11）

以文学警醒民族酣梦的思想在这里表述的十分清楚。要改良人生，必先找出病根，“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救的希望。”（12）“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3）因此，鲁迅小说“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14）且总是客观冷静地描写，严格地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态度，“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肉来”（15），用血和泪的现实生活揭示民族的历史悲剧。

鲁迅秉持公心而开创了我国现代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的新局面，是当时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在英、法等国日益暴露，社会矛盾的深刻化和明朗化，使得“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6），一些作家“置身于这个矛盾重重的社会，成为自己阶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代言人，他们揭示资产者带来的新秩序或封建社会的旧生活，鞭笞黑暗丑恶的现象，探求摆脱社会现实的种种可能。”（17）这是西欧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有高度的严肃性、使命感，明确地意识到作家对人类社会应负的庄严使命。”（18）在这一文学思潮中，法国产生了巴尔扎克，英国产生了狄更斯，俄国产生了果戈里和稍后的托尔斯泰。这些作家的创作动机和主观情感与鲁迅当然有着本质的差别，但在处理文学与社会、人生的关系和创作的原则与方法上则是一致的。中国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起，由于外国资本的侵入和本国固有矛盾的发展，经济结构和社会矛盾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至本世纪初《辛丑条约》后，各种矛盾、主要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就达到了白热化。鲁迅正是在这种空前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刺激下，“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国民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以及造成这些“关系”、“地位”的思想家，并把他观察、思考的结果用小说表现出来的巨人。

鲁迅的生活经历和斗争沉浮，使他具备了冷静观察、深刻分析、客观描写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