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

一新政的提出

在清末最后十年里，清政府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为继续维持其统治，自1901年开始，在政治、军事、教育、财政、社会习俗等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

改革。以往有把1901-1905年的清政府的改革称为“清末新政”，而不包括之后的

“预备立宪”，但是，现在学界基本认同“清末新政”包括这两个相互关联并有其

内在逻辑发展的阶段。

新政上谕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新政的上谕，这标志着清末新政的开始，也是清政府对庚子政局回应的结果。

上谕道：“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

换言之，治法尽可更张，而“体”不能易。三纲五常是维系传统中国社会秩序的核心，是万世不可改变之至上原则。这样的强调，说明清廷旨在不脱离出“中学为体”的轨道来进行改革。

不过，它还是比洋务运动进步：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机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这里提到学习西方的本源，虽然没有具体说明什么样的西政，但是将重点学习西学政而非西艺，却是明确的。

上谕最后写道：“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

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

同年2月，清政府再颁上谕，重申变法之意。

4月，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总理“新政”的机构。派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岗、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遥为参预。

8月20日，即两宫回銮前四天，以慈禧太后的名义再发文告，表示清廷变法的决心：

尔中外臣工，须知国势至此，断非苟且补苴所能挽回厄运，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亦即中国民生之转机。予与皇帝为宗庙计，为臣民计，舍此更无它策。

•这道上谕来之不易，正如上谕中所说，朝廷在“酿成大衅”之后，“痛自刻责”，决定实行新政。就是说新政是对1900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反思的产物。同年11月，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在一篇题为《维新图说》的文章中，也就新政的来历发表了类似的看法，而写得相当精彩。文中说：“蓬蓬哉，郁郁哉！数月以来，维新云维新云之语，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但使稍有脑气筋者，苟上以‘守旧鬼’三字之徽号，度无不瞋目相视、齗齗然鼓舌以自辨其非。

•呜呼，以视去年今日，何其异也。其所以得此者非他，乃谭嗣同、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林旭、唐才常、林圭、裕禄、毓贤、启秀、徐承煜、赵舒翘、英年、德公使、日本书记生，与夫千数之自立会员、千数之义和团党、千数之外国传教士、中国教民之血，相注射、相搀杂成一种不赀之价值而购得之者也。举事不成而非不成，流血无益而非无益。呜呼，我欲为中国贺。”

•梁启超用他习惯的夸张的笔调，描述了举国谈论新政的蓬勃而杂沓的景象，并正确地指出这种景象是各种不同势力付出血的代价之后换来的。在他列举的16个有名有姓的流血者和成千成万无名无姓的流血者中，大体有四种不同的力量：一种是谭嗣同等维新派，在梁启超的概念中，这个维新派也包括光绪皇帝，他们要求实行比较大的改革，以使中国比较快地变成一个近代强国；一种是毓贤等封建顽固派，他们对外国侵略势力不满，也看不惯侵略者所带来的西方文明，他们想排斥这一切，从而恢复大清帝国往昔的盛世景象；

•一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同外国侵略者做拼死搏斗，他们的行动表达了中华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要求和愿望──维护民族独立，但是他们又没能摸到历史发展的脉膊，他们的社会理想也是恢复中世纪的田园风光，因此他们很不幸地一度成为封建顽固派的工具；一种是德国公使所代表的外国侵略势力，他们要把中国变成一个永远被他们统治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梁启超这里没有讲到当时存在的另一种政治力量，即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是因为这一派当时还没有造成全国性的影响。

•上述四种力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年间为达到各自的目的，进行了血的较量，其表现就是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当清政府的代表和列强在北京议和的时候，这一切刚刚过去，它们给慈禧太后等人留下了鲜明、深刻、痛苦的印象，痛定思痛，慈禧等不能不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使大清朝能够继续统治下去。实行笼统排外的守旧政策，只能招致失败，导致灭亡，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之后，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了；只有进行某些改革，即仿效列强实行新政，才能使大清朝生存下去，甚至强大起来，对此，清廷上下也没有分歧了。

•列强也要求清政府实行某些新政，因为一个顽固守旧的政府是不利于它们的“以华治华”方针的，而仿行西方的新政，在本质上就是按照它们的需要来改造中国，去掉那些不便于它们在华扩张的制度，建立起适合它们扩张的制度，赫德当时写的《更新节略》，就是代表列强向清政府提出的实行新政的建议和要求。梁启超所说新政是由谭嗣同、毓贤、德国公使、义和团等之血“相注射、相搀杂成一种不赀之价值而购得之者”，是非常深刻的。的确，新政是世纪之交的历史合力的产物。

江楚会奏

•在应诏而议变法的诸多奏折中，最著名而又产生过实际影响的就是同年7月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发出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它其实包括三折一片：《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及《请专筹巨款举行要政片》。

这三折一片的内容密切相关，构成了一套系统的变革方案。第一折关于教育制度改革，以“兴学育才”为变革政治的先决条件。提出四项措施：一设文武学堂，二酌改文科，三停罢武科，四奖劝游学。

第二折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以整顿变通中国之成法为主。一崇节俭，二破常格，三停捐纳，四课官重禄，五去胥吏，六去差役，七恤刑狱，八改选法，九筹八旗生计，十裁屯卫，十一裁绿营，十二简文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