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中国化

学术一定要“中国”吗
关于哲学是什么，有多种不同的回答。

“哲学是爱智慧”“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哲学是研究纯粹概念的学科”，“哲学是逻辑”，“哲学是哲学史”，“哲学是哲学问题”等命题或者过于宽泛，没有指明哲学的特性；或者过于模糊，引起严重误会，甚至含有错误。

马克思主义把哲学看作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对哲哲学的恰当规定。

哲学一般具有科学的思维，批判性，严密性，清晰性，彻底性等特点。

主要研究哲学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一般本质和规律的学问。

它是含有阶级性的最抽象的社会意识形态。

哲学探究因而会包含概念的分析和阐明，例如：「知识」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真」、「善」、「美」是什么？
批判性思维是面对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而做出合理决定的思维能力。

就如何培养这种思维能力而言，批判性思维指的是培养和训练思维能力的一门应用性学科。

这门学科引导我们树立深思熟虑的思考态度，尤其是理智的怀疑和反思态度；帮助我们养成清晰性、相关性、一致性、正当性和预见性等好的思维品质；培养我们面对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而做出合理决定的思维技能。

批判性思维是帮助我们过健康的精神生活、提高学习质量和工作效率的工具。

生活中好多事物都需要我们用哲学的眼光和批判性的思维去理性的分析和思考。

就比如现在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种观
点：中国学术一定要立足于中国，丧失了中国这个立足点，我们就会丧失真正言说的喉舌。

然而学术真的有必要要中国化吗？
我们言谈，但说的是别人的语言；我们使用概念，但那是别人的术语。

所以到处是沉痛的呼声：我们失语了!这种呼声可谓沉痛至极，每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涉及到中国学术的安身立命之所。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被一种情感的力量所攫住，而是客观冷静地分析一下这个命题，我们就会产生一些疑惑：当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如何言说自己的时候，我们是否预设了一种纯粹的、正确的言说自己的方式呢?当我们说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和术语都来自西方的时候，是否预设了一种中国独有的正确而纯粹的言说方式呢?当我们说我们的经验也被西化了的时候，是否预设了一种纯粹的中国经验呢?一种常见的回答是，作为中国人，当然要思考中国的问题，当然要使用中国独享的概念，因此我们的思考就必须基于中国独有的经验，进而铸造中国独有的言说方式。

因此，我们看到诸多关于“中国性”、“中华性”的谈论，高呼“中国之为中国”是所有学术研究的必要背景，进而，我们也看到关于“中国当下性”的论述，因为无论如何，任何学术研究都是在中国当下做出来的，任何学术关怀都是当下的人们的关怀。

我们都承认，一个学者应该热爱他的国家，中国的学者应该热爱中国，这股爱国激情应该激荡在我们的胸中，应该是我们(至少是某部分人)的基本生存准则。

但学术研究却是一种冷静客观的工作，爱国激情应该存在，但在做
学术研究的时候却要把它暂时放在一旁。

当然，有激情的学者从根本上否认我们能够暂时悬搁激情，他们的理由是，任何学术研究都有中西之别，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形成了一种压迫的霸权，我们的学术研究都是在重复西方，跟随西方。

从表面上看，我们的言说好像是客观的，好像是在言说一种普世的价值，但是我们的学术语言却来自于西方，学术观念亦来自于西方，中国传统的学术言说方式中断了，我们已经被强行嫁接到西方文明上去，实际上已经被暗中规训为西方的奴隶，所以一个有责任的学者应该挑战这种学术的霸权，不能被这种霸权所蒙蔽，最为重要的是，在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把这种中国关怀贯彻到每一个概念中去，清除概念中的西方霸权，重建中国独有的学术。

必须承认，这种中国关怀很让人感动，也很让人敬佩，但从学术研究本身来说，我们又不得不指出这种观念的虚妄。

百年来，中国学术受到西学的强大影响，这种影响饱含着弱者的焦虑，这是实际情况，但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焦
虑都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学术判断，我们把焦虑当作一种情绪，而不是当作学术研究的起点。

但90年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出现之后，我们发现了理论反抗的必要，也发现了理论反抗的妙处：原来我们的焦虑正好印证了我们的学术自主，学术自主就是学术反抗，现在的学术规则是西方人制定的，中国古代的学术规则与西方不同，现在却被西方学术规则挤压得没有了立足的空间，只有依附于西方学术规则才能表述自己。

这种情形不能不令人扼腕叹
息；因此要想真正准确地表述自己，真正形成中国的学术自主性，就必须反抗西方学术规则的压追。

如果说以前西方对中国的压迫是一种政治压迫、经济压迫的话，那么现在就存在着文化压迫和学术压迫。

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惊呼中国学术失语了，为的就是重新找回中国自己的言说方式。

为了这一言说方式，学者们付出了极大的心力，并且发现用学术压迫来表达现在的处境是最合适的字跟儿，
同时也被这一字眼儿所迷倒，认为在中国和西方学术规则之间划一道界限是如此的必要和必行，这样一来，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不受西学的影响而做出自己的学术来?如何找出一条纯粹的中国道路。

纯粹的中国言说方式?这条思路让人如此心醉，让人如此着迷，也让人如坠云雾之中。

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学术到底有没有国界的问题。

持中国性观点的学者会认为学术有国界．这个国界就表现在具体的西方学术强势中。

的确，目前中国学术还处于弱势地位，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还没有完结，一些学者从这个事实中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焦虑，并把这种焦虑渗透到具体的学术研究中去，认为学术有国界。

这是非常可以理解和同情的．但又是必须反对的。

这种心态是从弱势事实演化而来的弱势心理，并且力图平复弱势事实带来的心理伤害。

这是一种混杂的情感，是一种弱者的怨恨，但这种怨恨不应该是学术反抗合理化的理由，反而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心态。

这种心态不会给学术研究带来任何益处，只会引起更多的混淆。

如果持有这种心态，我
们会发现，思想变得不再重要了。

立场成了最重要的关切点，屁股坐在哪里决定了其思想是否正确。

这不得不让我们从过往的历史中发现了一些相似的痕迹。

从反抗的逻辑说，既然有压迫，就必然有反抗，我们这些弱者就反抗了罢，因为我们的屁股是坐在反方面的，而且正因为我们的屁股坐在反方面上，所以我们所说的一切应该而且必然都带着反方面的烙印。

这样一来，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正确的?不知道，也不必知道，我们现在只剩下斗争了，只有斗争是正确的，先不要管对方说什么，敌人赞同的我们就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赞同。

最后谁的力气大，谁的手腕高，谁就获胜。

获胜的一方就会把自己的道理宣布为真理，开始新的压迫。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反抗大致类此。

学术无古今中西，王国维如是说。

这一判断即便是在今天依然有效。

以“中国性”为基础来研究学术，元非是把学者身份模糊成学术身份，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学术，特别是当遇到西方学术的时候。

的确，学者有身份，有国界，但学术无身份，无国界。

如果我们能够把西方学术表述得好，让西方学者也承认这一点，这就是中国的学术。

假使我们另搞一套学术规则，认为只有这样才叫“中国学术”，那么我们只好自己关起门来自弹自唱，自说自话了，反正别人也不懂，我们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

但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看不到与西方学术融通的可能性。

其实，当前我们谈论中国的学术无疑是有意义的，怎样才是中国的学术可以推究，这一点不需委之后世。

我们既知道学术探究的效果是最后的
评判标准，也知道必须加入当下的论争才能把这个问题剖析清楚，但这些论争是针对具体问题的论争，而不是针对宏大问题的论争。

就目前来看，重要的是必须去除学术话语的浮沤，跟随优秀学者的脚步，潜入到学术研究深处，不管有用无用，不管冷门热门，不管古典现代，只要是符合自己学术兴趣的问题，就深研之。

西学可用就用西学，古典可用就用古典，须自度新曲就自度新曲，只要是用汉语把问题说得好，说得透彻，就是中国的，就是把古典的化为现代的，把西方的化为中国的，这是水到渠成、不需时刻焦虑在心之事。

顶上一顶大帽子的做法无疑毫无裨益，这只会让我们迷失于泛滥的“爱国”情绪之中，离真正的学术研究越来越远。

只有走人语言中，走入概念术语的研讨中才能找到途径。

用汉语把西方学术表述得清晰到位，就是把西学演化为中学的途径，但这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而是需要通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精研才可能做到的。

比如用汉语表述出来的概念与西方学术概念一定有差距，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为西方学术概念找到合适的汉语表述，但我们可以通过解释和注解，为汉语术语注入新的内涵，使它成为合适的西学术语的对等概念。

在这样的过程中，中国与西方的学术差异也会显现出来，保持这种差异也是学术融会的一种方式。

当然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有些西学概念的内涵会在汉语转述中遗失掉，这也是正常的，并不代表西学的转化失败了，这就像古代汉语的语义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有些语义也会遗失一样。

学者的任务是描绘变化的路线图，而不是判
断这种变化是否正确。

我们也用西学术语表述传统概念，在这个路向上，我们深入思考汉语术语的内涵，梳理其流变，用西方的分析方式重理传统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转化。

再强调一句，重要的不是根据什么标准进行转化，而是怎样说得好，说得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这就是转化。

转化就是思人语言，用现代汉语概念完好地表达古代概念，表述西学概念，把这些概念通过明白晓畅的汉语编织进我们的文化，编织进我们的汉语，用(现代)汉语思考中国古代，也用汉语来思考西学，这是一个大的目标，重要的依然是学者们在具体的研究中怎样将研究对象描述清楚。

文化和语言的“编织”是一个逐步渐进的过程，没有任何舟楫可助我们一蹴而就。

至于到底使用的是哪种学术，是不是中国的标准，是不是中国独有的术语概念，有没有“中国性”，这根本就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