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建构

自我与他者的身份建构

作者：韩飞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01期

摘要：在全球化冲击下，身份认同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消失，造成了思想混乱，给民族团结与稳定造成巨大的挑战，建构身份认同成为现实之必然。身份认同的建构是一个长期变化的过程，它不仅涉及到个人和民族的身份问题，还涉及到国家和文化层面，身份认同只有在自我与他者的互动联系中才能建构起来。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紧密相连，他者作为自我必不可少的参照物，在原则上只能作为被贬损的对象来突出自我的优越性，否则不利于身份认同的建构。在日本人与亚洲其他人以及西方人身份建构过程中，稻米这一具有特殊属性的象征符号成为区别自我与他者的关键。

关键词：稻米；自我；他者；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121-04

《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的作者是日裔美籍学者大贯惠美子，现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系教授，善长历史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的研究。她的学术兴趣先由底特律华人研究转向日本原住民阿伊努人研究，后再次转向有文字记载的日本人研究。她先后发表《作为镜子的猴子：日本历史与仪式的转化》、《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間的身份认同》和《神风特工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等著作，分别通过猴子、稻米和樱花三个象征符号与日本民族的身份认同、民族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变化相联系，进而对日本历史文化进行了探讨。大贯惠美子在《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一书中，应用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把稻米从食物属性的“能指”中分离出来，抽象为可以表达某种特殊意义的“所指”。由此，稻米作为一种象征符号走上了由普通食物到建构日本身份认同的特殊历程，稻米问题也成为在自我遭受到他者威胁时的焦点。本文将以《作为自我的稻米》为基础，探讨稻米在日本历史文化上的重要性，以及稻米这一象征符号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如何成为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关键象征。

一、象征与日本稻作文化

象征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信息传递，它通过客观存在或想象中的东西来反映或暗示某种事物的特点内涵，进而将象征符号所贮藏的深层意蕴表达出来。所以文化作为一个象征体系，包括“物化象征符号、行为象征符号、感觉象征符号、自然象征符号、社会象征符号和虚拟象征符号等六种重要的符号象征类型。”[1]在日本历史上，具有象征符号意义的事物有很多，譬如樱花、和服、富士山等。以樱花为例，“日本的樱花从最初的寄托民俗信仰到大众赞美对象，由“圣”到“俗”再到“国花”的变化历程，樱花随着日本国家主义的推进，其象征意义也不断发生变化，由以前的“帝国之花”变成了现在的“美丽日本”的象征”[2]。孰不知，稻米作为一种物化象征符号，在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性与樱花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稻米在日本历史上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稻作文化，这种文化被许多日本人所认同，具有强大的内聚力，成为“一个民族的归属意识，是一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3]因而，每当日本民族面临外来威胁而出现身份认同危机时，日本人为了区分“自我群体”与“他者群体”之间的不同，加强族群内部的凝聚力和外部的认同感，稻米自觉地成为建构族群身份意识的关键象征。

稻米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主食之一，其起源于亚洲大陆。亚洲的水稻主要有两个亚种：长粒米的籼稻型和短粒米的粳稻型。在日本，籼稻型种植时间较早但较短暂，而粳稻型也就是短粒米后来成为日本人种植和消费的独有类型。日本人把稻米作为自我隐喻的时间，正是稻作农业从亚洲大陆引进的时间。关于稻米引进日本的路线，目前学术界主要认为有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条路线。“北路从长江流域经辽东半岛至朝鲜半岛，再传入日本。中路从长江口经东海或黄海进入日本。南路则从福建经台湾和琉球群岛传入日本九州岛。”[4]大约公元前350年，稻米传入日本之后，在其推广的过程中，稻作农业取代了绳纹时代长期实行的狩猎——采集经济，预示着农业化的弥生时代的来临。在日本特定的生活环境和物质生产方式下，稻作农耕推动了日本历史的发展，塑造了独具特色的日本稻作文化，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日本稻作文化的影响下，弥生时代的水稻种植改变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使持久定居成为可能，它不仅促进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和财富的积累，而且也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18世纪法国学者让·安泰尔姆·布里亚-萨瓦兰曾言：“告诉我你吃些什么，我就能说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5]可见，在表明“我是谁”时，饮食有着根本的重要性，它既构成了所谓生计模式的基础，还锚定了种族和文化的基本面貌。稻米作为日本人最重要的膳食之一，日本人对稻米普遍存在强烈的情感色彩。从日本近世时期以来，农民为了稻米经常发生暴动，而且暴动数量越来越多且更加激烈。比如“在1590—1699年之间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日本乡村有2755起暴动，其中372起暴乱与稻米问题相关。”[6]农民暴动证明在一些地区稻米在他们日常膳食中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稻米价格普遍较高时，日本人仍然会选择购买本国稻米。因为在日本人看来，他们食用的稻米数量很少，看起来也不昂贵，尽管每公斤的价格要高出美国好几倍，所以当面对进口稻米问题时，大多数日本人持反对态度。例如美国加州稻米和日本国产米非常相似，且加州短粒米的种子是从日本引进而来，但在日本人眼中，由于加州稻米是在外国土壤里生长的，它不能净化空气，也不能美化环境，所以稻米进口的反对者在强调国产米优点的同时，也强调加州米的不足。据调查，谈到稻米问题时，“23%的日本人关心稻米价格的降低，而65%是非经济因素的考虑。”[6]总之，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当代日本对稻米的争论证明了日本人不仅仅把稻米看作填饱肚子的食物，日本人对稻米的态度和行为并没有被经济理性支配，稻米的进口问题是建立在广泛的涉及稻米意义的文化问题上的。由于日本人对稻作文化的深厚情感，使稻米从古代逐步发展起来的象征意义一直伴随着日本历史的进程。日本人所认同的稻作文化成为衡量异文化的价值尺度，当这种价值尺度受到威胁时，便会加强本民族内部的自我认同意识。稻米在日本文化中，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饮食问题，而是加强日本民族身份认同感的的象征，是“日本社会内部社会群体从最小的单位家到全体日本人的集体自我的关键象征。”[6]

二、日本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