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远生

一、走向独立职业：近代一位弃绝功名的名记者

相对于王韬、梁启超、章太炎等一大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方汉奇先生称黄远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名记者”，宁树藩先生视之为“首批以新闻闻名于世的记者中最负盛名者”，这种评价是很有道理的，体现了黄作为“记者”与前代“政论家”的差别，在“报刊从业者”的系统内部对黄远生作出了界定。但从更广大的视角来看，中国“报刊从业者”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黄远生在近代知识阶层由“传统士大夫”向“现代型知识分子”的转变过程中，应处于何种地位之上或者说他所持的观念更倾向于哪一端呢？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士大夫的本质差别就在于，前者“并不能被垄断教化，他们来自各个阶级，虽然他们依然可能和政治有密切的关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可以在以往‘学而优则仕途’的正途之外获得生存，他们以知识、思想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作为职业。”前代的报人多因科举不第或不顺而被迫离开传统体制另谋生计，他们被视为“落拓文人”，其职业“不为世所重，高才之辈莫肯俯就”，虽然其身份也开始向现代型知识分子转变，但报纸在他们心中实际上是实现原有“传统士大夫”理想的工具和途径。

而黄远生则有所不同，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是更为自觉和主动的，是一位主动弃绝功名而选择独立职业的先驱者。他年方21岁便高中了光绪甲辰进士,成为清末最后一批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然而他却绝意仕进,以新进士的资格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他被授予邮传部员外郎等职，他又不甘于“以极可爱之青年之光阴，而潦倒与京曹”，便经常为京、沪报刊撰写国际时事述评，辛亥革命后，他弃官而全身心的从事新闻工作，从1902年创办和主编《少年中国》周刊开始，直至1915年遇害。

黄远生的选择不是一时意气，他选择记者职业首先在于他对“独立职业”的推崇，这种认识是基于他对中国现实的清醒认识和对西方文明思想的相当了解而产生的，可以从他的《官迷病》、《国民之公毒》等文中得到佐证。他将全国上下争夺“官权”、“官利”之现象视为“社会心理病之一”，“全国职业，劳少利大而威武最盛者，即莫如官”，而国内“政治腐败令官吏为一种特别阶级能多取不义之财而淫威以逞”，他呼吁“有心之人”应去此心理，文明立宪之国应使“一国之人皆有人格，此人格各又独立平等之价值，而各以劳力于社会上受相当之报酬耳。”（《官迷病》）他还指出当时“国民之公毒”乃“思想界之笼统”，导致了“专制、武断、尚形式、沉滞、腐败”，因此国人“不讲分业之理，以为国内得有智识得享权利者，惟士，其他农工商等，皆以役于人，绝无可发达”，“中国之读书则以笼统为主，一人欲无所不知即必一无所知”，而今日世界之文明，“曰科学之分科、曰社会之分业、曰个性之解放、曰人格之独立，重理论、重界限、重分化、重独立自尊，一言蔽之，皆于笼统主义为公敌而已”。（《国民之公毒》）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黄远生认为社会的不同职业，只是有其分工不同，应据其所供给社会之劳力获取相当报酬并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而不应该“惟士”“惟官”，死读毒害世人的“笼统”之学说。

谈及“新闻职业化”（或曰“专业化”）必先考察“职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再说“新闻职业化”的特殊意涵；而考察“职业化”又应当先说“职业”（occupation），黄远生对“新闻职业化”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上述他对于“职业”敏锐与深刻的认识。由于中西之间“笼统”与“明画”这一思想传统的不同，带来两种文化对于社会分工的态度迥异，中国几千年来受专制、科举毒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远生对于“职业”之平等、独立的呼吁，也就在中国“新闻职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鲜有人论及，故此处赘言之。

黄远生早在日本留学攻读法律的时候，就对新闻时政极有兴趣，注意研究，回国后他一直十分关心时政。归国那一年，北洋五大臣之一李盛铎也从欧洲考察回来，他对远生说：“吾见

欧士之谙近世掌故者，多为新闻撰述家。以君之方闻博涉，必为名记者”，这对远生下决心做新闻记者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作为一个自觉的转型者，黄远生不再把新闻职业视为“宣扬国威、义切勤王”的工具，也不把它当成政治运动的言论工具，从他对新闻记者与“平民”、“政党”、“政府”三组关系的勾勒中，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其中不乏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相吻合的成份。

首先，他认为记者应该“为民生社会请命”，他对真假“平民”的分析是一针见血、力透纸背的，体现了他真正为公众服务的理想。他深怀忧患地指出，“今日中国无平民，其能自称平民，争权利争自由者，则贵族而已，农工商困苦无辜，供租税以养国家者，所谓真平民也，则奴隶而已。”（《平民之奴隶奴隶之平民》）全国高奉而享乐之人不过百万，“而三万万九千九百万之国民则呻吟憔悴、困苦流连”，“非舆论机关之所屑为代表呼吁”，他警告那些仅有百万数的“贵族”，“多行不义必自毙”，“记者之流，亦能造作文字遇事生风，然何尝稍益于衣食我而恩厚我之同胞。今若有人创意曰，此少数者皆可杀，则记者必先自服上刑矣。”在前代，梁启超等人说“向导国民”、革命党人说“以平民为职志”，但他们更多地流露出精英意识，民众在他们心中或是智识未开的愚民，或是需用革命思想教化动员的群众，他们很少深切地为了解民众切实的生活状况与需要，在这一个意义上说黄远的“真平民”意识就显得尤为可贵。他在为《亚细亚报》创刊一周年写的纪念文章《祝之欤诅之欤》中指出那些不揭露社会黑幕、不为人民讲话，“取大猾豪右之唾余而以为养而以游食四方，以社会耳目口舌美誉自赞的报人，比起那些手足胼胝，终日劳碌不得温饱的农夫，实在是刍狗之辈。”

同时，他坚决与党派划开界限，他指出，“政客中因亦有志洁行芳不受贿者，然所标种种政论，所拥护种种之势力，今日宁代深论。”（《忏悔录》）他虽然曾与各党有过疏密有别的关系，但他的文章丝毫“没有偏袒哪一党的意思”,所用的是“不存成见公平评论的态度”。他对党派的言论纷争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既成一党，就会为党派的人隐恶扬善，辛亥革命以前，还有清廷这一舆论公敌，现在公敌没了，各党争权夺利，导致口舌斗争、清浊不分、丧尽廉耻，于国于民有百害而无一利，记者应该“超然不党、主持清议，予以忠告，无所偏倚”，“记者诚非其人，特有志焉而已”（《不党之言》）。在民国二年他登报自绝于党会，说他的名字誓于一切党会断绝连贯的关系。

另外，他还强调办报要“指斥权贵”，监督政府。他在《少年中国之自白》中，力主办报要“主持政论公理，以廓清腐秽，而养国家之元气”。他还重点说了对袁总统这一最有权利者的态度应是“以公明之正义督责之”、议院、言论界各司其职，“秉公劝告”，不惜牺牲。他既反对有的人一时拥戴一时谩骂，视国家为儿戏，也反对有的人“绝对的依赖”以致“神圣之”，抱奴隶之心，他认为这源于国人两种不同的心理，既当人“未近权势”之时就“倨慢以凌之”，“既近权势”就“牺牲一切以媚之”，这是亡国之祸。在他许多通讯中，上至总统袁世凯，下至各级官僚，他都敢指斥揭露，他把袁世凯当权的中央统治集团描绘为“百鬼昼行，万恶皆聚，私蠹阗塞，危亡在前，而不为动”这在当时黑暗的报界和严厉的压制下无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

民国初年各党派为各自利益争吵不休，互相攻讦，不惜假造新闻，人身攻击互揭老底，一些报纸和报人为政府或其他利益集团收买，黄远生痛心于“报馆之呼号为大总统之私或为政府之私或为官僚之私，或为党会之私，或为豪疆雄桀奸商著猾之私”，力图以上述努力坚持报纸的公共性，超越现实政治，避免使舆论成为私人的工具。他认为中国优秀分子应分为两派，一派为实际躬亲政治及社会之事业者，一派则应屏绝因缘、脱离偏倚，主持公论公理，很显然，他把自己归于后一类。他再三强调所办的《庸言》杂志为“共同辩论之机关”，“极力保持言论独立之精神，与一切个人关系及党派无涉”。这与西方新闻工作专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如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也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