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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橙色书包”要秉持平等关爱原则
近日，多位明星、大V通过微博转发一则消息，提醒开车的朋友注意礼让背橙色书包的小朋友，“因为他们患有听力障碍”。

“橙色书包”是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一项旨在“进一步唤起全社会对听障儿童出行安全的关注，减少因听力障碍造成的儿童交通意外伤害”的活动，目前已向全国1万名儿童送出“橙色书包”。

(见9月20日《新京报》)
伴随着消息的刷屏，相关争论也蔓延开来。

力挺一方肯定“橙色书包”对礼让听障儿童的提醒作用，反对者则认为如此标签会让听障儿童被区别对待，进而为其带来心理负担，甚至更易遭到不法分子侵害。

而支持者则驳斥：既然有盲道、爱心座位，为何不能用“橙色书包”来关爱听障儿童？在我看来，要验证“橙色书包”的效用，不妨坚持几个基本原则。

首先是自愿原则。

听障儿童过马路时处于更危险的状态，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生命是第一位的，这是听基会送出“橙色书包”的初衷。

但有听障儿童的家长反映，自己和孩子都不希望暴露缺陷。

因此在实行此计划时，不妨对孩子及其监护人认真阐明内容，由他们自己选择接受与否，由此检测计划的可行性，而不是想当然地将关爱加到孩子身上。

其次是因地制宜。

“橙色书包”固然醒目，但发放时也要对地区加以选择。

车流量的大小、人们的文明程度、监控设备是否完善等因素，决定了对听障儿童进行身份辨识的必要性。

只有考虑这些因素后有针对性地发放，才能让活动本身发挥更多正向作用，防止为听障儿童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其三是多向长远看。

让残疾人士克服困难、回归社会，获得普通公民一样的尊严和幸福，是我们关爱残疾人的终极目的。

对听障儿童而言，是无差别融入社会更重要，还是得到他人特别关照更重要？在解决出行安全方面，所有公民谨遵交规、文明出行，才是最长久的保障。

近年来，我国残疾人事业得到长足发展，“橙色书包”呼吁全社会关爱听障儿童，是一种创新和进步。

此番争议，其实也是对当下关爱残疾人的事业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理解“出行安全”与“过度关怀”，背上“橙色书包”是否就是“被打上听障标记”，有关部门还须听取多方意见，尤其不能忽视听障儿童的心声。

只有充分尊重个体意愿，在关爱与平等、眼前与长远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注重细节、讲究方法、不断完善，才能让残疾儿童充分体会到社会的温暖和进步，让类似公益计划真正散发出扶弱助残、平等友爱的人性之光。

环保督察，催生转型升级“化学反应”
环保督察绝不是一阵风，不仅是生态环境的保卫战，也是一场转型升级的持久战
环保部最近公布，第四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完成对吉林、浙江、山东等8个省（区）的督察进驻工作。

至此，自2015年底从河北试点开始的中央环保督察巡视，两年内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督察范围不可谓不广；超过1.5万人被问责，问责力度不可谓不大。

就像一家企业负责人所说，“原来治污就像打一巴掌，这次感觉手术刀真的架在了病灶上”，环保督察被视为“刮骨疗毒”，其催生的“化学反应”有目共睹。

“千秋胜负在于理”。

环保督查雷厉风行的背后，是新发展理念的引领，是绿色发展的深入人心。

加快淘汰落后产能，用环保倒逼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强身健体”，越来越多的地方学会“算大账”。

比如，河北文安县停产整改7000多家人造板企业，整合后的200家企业全部达到标准，企业数量减少到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产值、纳税却实现翻番。

这样的环保“账本”表明，环保督察不仅是生态环境的保卫战，也是一场转型升级的持久战，必将有力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果说，理念决定了“你认为重要的事”，那么，推动你为此竭尽全力的力量，主要是责任心。

在中央环保督察巡视的引领下，各地政府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越来越主动。

曾经“能躲一时是一时，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的“庸懒散”减少了，以“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强化环境保护的做法越来越普遍。

有的地方在中央环保督察组来之前便先行展开省内督察，有的地方设置专门的环境监察机构推进环保督察常态化。

一位市委书记坦言，如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看空气质量是不是达到优良标准。

近两年来，“早起先看空气”已成为很多领导干部的习惯。

在一些县市，大会小会说生态、茶余饭后谈环保，成为一种风尚；PM2.5、挥发性有机物、黑臭水体等专业术语，成了不少领导干部脱口而出的高频词汇。

理念之变、责任之变，最终要体现在整改的扎实、精细上。

因此，在实践中或把环保督察当“稻草人”，督一下动一下，刮“一阵风”；或在问题整改中措施不细不实，特别是对部分关系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行业企业采取“一刀切”、临时性关停等措施……对类似行为，要坚决说不。

环保督察既反对纵容污染的“不作为”，又反对简单粗暴的“乱作为”，强调环境治理抓实抓细。

比如，四川成都要求精准施策、拒绝“一刀切”，对待不同污染企业要分类处理，该关停的关停到位，该整改的整改到位。

山东淄博也要求对“散乱污”企业分为关停取缔类、限期完善类、搬迁改造类等进行分类施治。

行动上的精细治理，很好地维护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改善的动态平衡。

“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环保督察绝不是一阵风，也不是最终目的，问责是为了督促各地根治环境污染的民生之患，回应绿水青山的民心之盼。

人人都做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践行者，才能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发展新路。

产妇坠亡，最大的真相是一直被漠视的创痛
陕西榆林坠亡产妇惨剧，尽管当事双方还在为“真相”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这将成为在捍卫中国孕产妇权益及尊严的领域起到某种里程碑意义的公共事件。

不管有多少纷争，双方都认可的是，这位被产前剧痛折磨了至少8小时的产妇，数次请求剖腹产，且医生也认为具备剖腹产指征，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终至痛不欲生，一跳了之，也带走了尚在腹中的儿子。

本该是迎接新生的一天，却成为一对母子的祭日。

痛何如之！
值得观察的，是这一事件的舆情指向。

焦点之一，集中于生产的剧痛，以及中国无痛分娩的缺失。

恕我不忍再以“马某”称呼这个可怜的准妈妈。

在她的亲生母亲眼里，女儿“有文化，有文凭，性格开朗，不是糊涂娃”，一直在做家教，“从来没见过她生气”。

那么，姑且称她为小马老师吧——很多女性因为小马老师之死，纷纷回顾起自己不堪回首的生产经历，“无法忍受的剧痛”，“只想一死了之”……舞蹈家邓肯早就描述过，“无论人们如何描述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任何生过孩子的女人都不会对它感到恐惧……这个看不见的残忍的神灵毫不休歇，毫不停止，毫无怜悯地把我抓在它的爪子中，撕裂我的骨头和神经”。

呜呼！
在并不遥远的从前，中国人的看法是，生孩子是一道“鬼门关”；西方人也从小就从《圣经》中读到，“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

我们时常从影视剧中看到生孩子的撕心裂肺、哭天抢地，哪怕是皇家，能保母子平安都是一件奢侈的幸福。

现在医学进步了，但独生子女政策以及人们对优生优育的渴望，生孩子仍然是每个家庭的重大事件，只是母子平安已是常态。

建国60 年来，孕产妇死亡率已从解放前的1500 /10万,下降到2013年的23.2 /10万，让人额手称庆。

然而，平安，不意味着没有痛苦，哭天抢地仍是中国生孩子的常态。

在中国经济体量已经跃升世界第二之际，中国孕产妇却没得到相应的待遇。

当无痛分娩在发达国家已经普及，英国等国在近70年前就立法强制推行，我们因了小马老师之死才得知，尽管技术上没有问题，我国也应用一二十年了，但无痛分娩率仍不到一成。

难以推广的原因是收费低医院没有积极性，且麻醉师也相对缺失……
天下多少难办的事，咱都做得到。

这点困难，真的难以解决？说到底是骨子里对妇女权益以及尊严的漠视。

在不少农村地区，女生仍然被看成是生育工具，有谁会去真正关注“工具”的痛苦呢？即便是在城市，甚至在主流人群中，“是个女的就会生孩子，就你娇气？忍一忍就过去了”，类似的论调未必宣诸于口，却也是相当普遍的看法。

抱持这种论点的人们，会为无痛分娩之类的“小事”去劳神费力吗？
这次事件后，网上不少女性纷纷要求男性亲身体验生产痛楚——这样的呼吁本身，就隐含着女性的不自信：事关孕产政策领域的话语权、决策权，“她们”似乎无权深度介入，需要求助男性的体验、体谅并出手相助。

在几乎一半国民利益攸关的领域，女性视角却极度缺失，亿万妇女只能靠坚强的意志，其中有的还因为体质或其他原因，不得不忍受被知名产科专家段涛称为“无法忍受的”、“最高级别的疼痛”，去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事实上，中国居高不下的剖宫产率，很多是“怕痛”的结果而已。

这一切，真的正常吗？
西蒙娜·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一书中曾经如此谈论女生分娩，“她们是坚忍的、忍让的、苛求的、威严的、反抗的、迟钝的、紧张的”，而男性则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成为许多玩笑的话柄，在她的观察中，“分娩的痛苦对于母性本能的显现是必要的……事实是，有些男性对女性的负担减轻感到愤怒”。

涉及性别的争议，往往非常敏感，一句漫不经心的“女权主义”的判定，就会让各种眼巴巴的努力灰飞烟灭。

小马老师经历了从忍让、紧张到“反抗”的8个小时，她用生命在告知我们的社会，不要再继续漠视孕产妇的痛苦，请从法律、从政策上尊重她们。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再牛的人，也要经过那个幽深的产道，才哭得嘹亮。

请携起手来，共同正视并保护产妇的正当权益，让她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医疗方案、有权选择享受无痛分娩……
汤显祖墓擅自被挖，这种“好奇”可以休矣！
围绕汤显祖墓发掘的新闻，以及反转新闻，足以引来一声浩叹：可怜荒垄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

是的，江西抚州，玉茗堂主人汤翁，与他同时代的莎翁，成为东西方遥遥并耸的两座戏剧丰碑。

有他们的笔在，人类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有了一个妥帖的安放处，“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般跨越时空的浩荡心事，也有了舞台上淋漓铺陈的机缘。

对汤墓的贸然发掘，是有伏笔的。

去年，是汤显祖逝世400周年，他的戏在各地、各国搬演，很是热闹。

新编昆曲《临川四梦汤显祖》中有个情节，老年汤显祖为觅归宿，到处寻找墓田，疲累之际酣然入梦……这位“意气慷剀”、“蹭澄穷老”的玉茗堂主由是顿悟，他的“临川四梦”才是灵魂安放之所在。

一时间，海内争说汤显祖，家乡也不甘人后。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一言成谶，仿佛薪火相传的唯一标签，便是掘墓——汤翁郑重寄骨的墓田，果然被惦记了，被扰动了，被发掘了，还是以“江西省文化厅和抚州市政府联合”的堂皇名义。

经历400年沧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难道真的留不得也么哥？
难怪考古界大哗，难怪国家文物局要拍案，“擅自进行墓葬发掘、未及时上报重要发现”，此风绝对不可长，因为，这是一旦发端、泛滥，便不堪收拾、贻害无穷的恶例。

五千年文明的中国，遍地文化遗存，岂能轻易扰动？目前，想发掘重要遗址、古墓，依法依规的审批十分严格，除了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事出不得已，主动性发掘几乎是绝对禁止的。

毕竟，今人保护文物的技术手段和能力还远不够理想，与其挖出来任其朽坏，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不如就地保护，留给聪慧的子孙。

我们不是没有过教训。

说来也奇，汤显祖和他同时代的万历帝，身后竟有同样的际遇——一君一臣，都成为被主动发掘的墓主人。

上世纪50年代，十三陵定陵的贸然发掘，就造成诸多不可弥补的损失，不少出土文物一见天日便颓然失色，如万历帝那件封尘多年的龙袍，与空气接触后迅速氧化，变成碳化的碎片，其昔日的精致华丽荡然无存……
糊里糊涂的挖墓，不啻于对文物的再一次“掩埋”和无法挽回的破坏，将成千古大憾。

当然，文风昌盛之际，公众对考古的兴趣也会随之空前，不难理解文化官员和文物学者、甚至普通百姓，期盼从考古新发现中解开千古之谜的渴望。

然而，这样的好奇古往今来，源源不绝，凭什么你我就有资格被满足？民间盗墓已然十分猖獗，屡屡令人扼腕，倘若连地方政府也开始罔顾规矩和法律，任由自己的喜好破土开棺，此风若长，必不可收拾。

是否可以再认真查一查，还有多少地方领导在惦记古墓、古祠、古林……如果神州大地处处古墓大开挖，非但是对先人的不敬，也是对后人的失责，更是对考古学科的亵渎——没有哪一代人拥有“一时兴起”便挖墓的权利，也没有哪一代人拥有随意终结后人文化好奇的权利。

说到底，地方领导还是要增强人文素养，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以学执政。

那样，也许就不会一见海昏侯墓火了，就想再来个汤显祖墓——君不见，汤翁的“抗议”还在幽幽传来，“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