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尧天舜日”之颂与当今和谐社会之追求

关于“尧天舜日”之颂与当今和谐社会之追求【论文摘要】中国古代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朝代更迭中，其治国方略一步步完善。使由乱到治，多次实现“尧天舜日”之治，最终经历了“为政识德”到“任法而治”再到“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过渡到德礼刑并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

【论文关键词】德治；法治

中国古代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朝代更迭中，其治国方略一步步完善。使得社会由乱到治，多次实现“尧天舜日”之治，最终经历了“为政识德”到“任法而治”再到“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过渡到德礼刑并用，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理念。这既体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轨迹，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精神文明的自然传承。

一、我国历史上的德治和法治思想

（一）上古时期的为政识德

德治思想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远古的氏族社会，没有阶级，也没有政治故也没有法治概念，大家以公认的习俗来维持良好的人际和氏族关系，随着氏族的扩大与合并，形成了民族，在当时部落内部主要靠风俗习惯及部落首领的才智和德政来服务

人民。

在《韩非子·五蠹》中写到，“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有巢氏。民食果蔬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称燧人

氏。”在共同抵御灾害、获取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以群的方式结成最有效的生存方式，而群的首领不仅与普通人一样劳作，还要以德治国。于是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于是有尧舜让国，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尧秉公办事，体恤人民，严于律己，勤俭朴素。而舜不仅能以德垂范，任人唯贤唯德，而且舜又制定刑法，划分疆界，敬敷五教，推广诗乐。舜德唯善政，政在养民。从以上看，在舜禹时就已经出现了德治和法治的结合。但秦以前主要畅言“德治”，为政以德是德治的根本纲领。为政以德主要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政治的手段，仁政、德治、仁民爱物，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以德治仁政去获取民众的认可和拥护。所以从《黄帝》这本书来看，上古之时，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大同之世，主要是以古代圣王“德治”为主的政治。古代圣王在道德上起表率作用，君主以个人的伟大人格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刑罚、武力的方式威服天下。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为政以德，譬如星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二）孔孟“为政以德”与荀子的“隆礼”“重法”

“德主刑辅”的主张起始与西周统治者“明德慎罚”（《尚书·康诰》）的主张。西周时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礼”和“刑”共同构成了社会法律体系的基础，“礼”发挥了积极主动的教化功能，“刑”则发挥了消极被动的制裁功能。在实际中“礼治”在指导国家运行中起着指导作用，周朝主要在礼治

的基础上强调以伦理教化来实行仁政，通过道德感化实现王权与族权统一。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主张。主张君主要做到师以教化人民，君主行使权力要“怀保小民”、“师以教化”。在立法上，西周统治者吸取了夏桀、商纣等无德暴君“不敬厥德”致使其国家“早坠厥命”的教训，主张在政治上实行“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强调“德主刑辅”的治国主张。从而为孔孟的德治治国方略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周朝德政的基础上，提出德教观。曾提出施“仁政”，复“周礼”。并明确提出“为政以德”的政治见解。他认为道德能起到政治、刑罚所不能起的作用。在他看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仅仅是治标的办法，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才能治本。他认为德治乃是治国的最佳方式。当然孔子也并非不要刑罚。他曾说：“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主张德法并用，宽猛相济。他指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就是说：君主一方面应以道德感化民众积极向善，让百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另外必须辅以法律制裁，纠正那些越轨行为，维护正常秩序。执政者必须将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政通人和，天下太平。

孟子与孔子相同，主张对民要重视道德感化，力主施行仁政。《孟子·尽心上》说：“善政不如善教之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当然，孔孟都有重德治，轻

法治的一面。与孔孟略有不同的荀子则提出“隆礼”“重法”的思想，认为法与礼都是“治之经”（《荀子·成相》）。但“隆礼”“重法”的作用又是有区别的，即所谓“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强国》）由次可见，先秦儒家都主张德治，以仁德为维系人际关系，巩固社会的粘和剂。他们大多实行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

（三）法家的任法而治

与儒家德教为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家的严刑峻法思想。其代表人物是商鞅和韩非。他们主张变法革新，加强君权，用地主阶级“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治理国家和处理人际关系，反对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和血缘宗法制。管子首先提出“以法治国”。韩非则及法家之大成，他建立了一个以维护中央集权国家为目的，以加强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反对儒家的仁爱学说，认为“圣人之治国也，国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韩非·奸劫弑臣》）。他认为圣人治国不在乎老百姓是否有德，只要守法就行。靠善、靠德不能拢住人心，只有法方能“使齐”、“用众”，明主之国必须“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韩非法治思想中，包含着赏罚并用的二柄思想。他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

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佞者也。”（《韩非子·定法》）他主张君主必须将“法术势”紧密结合才能实行法治。他旗帜鲜明提出“不务德而务法”的理念，认为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之道。

总之，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治思想在适应新地主阶级的需

要，为其夺取和巩固政器权，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秦等后世中央集权帝国的需要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四）“德主刑辅”与“礼法并用”

随着秦严刑峻法的政权灭亡，西汉统治者在认真总结了先秦各家的治国经验，汲取秦灭亡的教训后提出“文武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理念。实现了从崇奉道家无为而治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其代表人物有董仲舒、贾谊、陆贾等。董仲舒提出“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的主张。对后汉王朝的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武帝摈弃了秦王朝的“专任刑罚”的统治手段，将道德教化与刑罚惩治结合起来。首先“定五经，明六艺”令人民“晓于礼义而耻于犯上”。如果道德教化达不到效果，再采取刑罚惩治手段。董仲舒将儒家思想与阴阳家思想整合，以“德阳刑阴”来论述的与刑关系。“刑者德之辅，阴者，刑之助也”。董仲舒还提出“圣人多其变而少其严，后其德而简其刑”。从而成为汉以后立法的指导思想。“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基本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对促进汉代封建经济文化发展，保护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出现了“文景之治”“光武中兴”的圣世。

（五）唐朝“德主刑辅”“以礼入法”与“约法省刑”

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思想进一步发展完善，礼法融合，以礼率律的形式在立法中固定下来。“以礼入法”“约法省刑”“礼刑选相为用”等成为政治家、思想家所倡导和坚持的原则。唐代一方面搞“贞观修礼”，制定了一套封建道德体系，以“正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