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说及其历史作用

“中体西用”说及其历史作用
吴一泉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说，它是在代中国与西方社会开始广泛接触之后产生的一种学说。

作为洋务派的思想理论和行动准则，这一学说一经出现，就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不休争论，有人赞扬，有人附和，有人批评，有人咒骂。

这种不同寻常的强烈反应，正可说明“中体西用”说对中国近代社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每一种思想学说的产生，都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和一定的现实需要。

“中体西用”说之所以能够受人重视，是因为在中西之间已无可避免地要展开大规模交往之时，人们必然要依据自己的认识，对两者政治、经济、思想、科技等方面的长短利弊进行比较，决定取舍。

而比较、取舍的本身，就包含着历史与现实，传统与时代的矛盾和冲突，争论在所难免。

被清朝统治阶级关闭的国门，是迫于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打开的。

当一向被认为只能向“天朝上国”称臣朝贡的“夷狄”之人，突然以一种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面前，他们所凭恃的“器物”是那么先进，实力显得那么强大，这使不少人感到困惑和忧虑。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应该更多了解自己对手的实际情况了。

鸦片战争前后，以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为肇端，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相继出现了诸如《红毛英吉利考略》、《海录》、《海国图志》等一批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

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最为著名。

在此书的序言中，魏源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提倡学习西方的最初呼声。

尽管魏源并没有说明如何“师夷”的问题，但他毕竟肯定了西方社会有着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从而为后来的洋务派乃至改良维新派要求学习西方开创了先河。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发生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

由于中西双方在社会环境、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人们在看到近代声光化电之类的先进技艺的同时，也明显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给本国传统带来的冲击。

因此，应该如何学习西方——即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就成为那些主张学习西方者所不能不考虑的了。

1861年，早期改良思想家冯桂芬在他所著的《校庐抗议》一书中，首先提出了一条原则，就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主张在不改变传统纲常名教的前提下，学习外国的一些先进事物。

这可以看作是“中体西用”说的雏形。

冯桂芬的这一思想，既强调维护传统，又不排斥采择西学，很合洋务派的口味，因而为他们所接受，并在以后数十年的时间里，得到进一步的阐述和提炼。

洋务派首领人物李鸿章曾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因此，需要向西方学习的，自然只是一些先进技术而已。

一些鼓吹改良的人士也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王韬《弢园尺牍》第30页〕“中学其本也，西学共末也。

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无论“中道西器”抑或“中主西辅”，就其内容实质而言，与冯桂芬之说实无二致。

洋务运动时期，人们在论述中西之学的“体用”关系时，用词往往不同，或曰“本末”、或曰“道器”、或曰“主辅”等等，直到1895年才有人第一次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

这一年四月，曾任上海中西书院掌教的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用笔名发表《匡时策》。

一文，其中讲道：“夫中西学问,本自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此后，人们在表述和概括这一思想时，越来越多地采用这一提法。

以往不少学者对“中体西用”说多有责难，甚至视其为一种反动的思想纲领，这似乎失之偏颇。

事实上，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到九十年代维新思潮勃发，在这三十年左右的时问里，“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思想理论，虽然有其缺陷和不足，特别是在实践过程中，所谓的“中体”，往往成为维护封建文化和专制统治的借口，但这并不能完全否认它为西学在中国传播，至少为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发挥的作用。

无可否认，近代中国已经落到了世界潮流的后面，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天朝”意识和“上国”心理，在当时仍根深蒂固。

晚清的官僚中间弥漫着一股虚骄之气，在这些官僚眼里，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一批被后人称作顽固派的守旧无知之士，不仅不承认中国的落后，而且认为清朝的统治“远过宋、元与明，直将驾汉、唐而上之，’(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12)。

他们闭目塞听，狂妄自大，声称“中国数千年来未尝用轮船、机器，而一朝恢一朝之土宇，一代拓一代之版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46页)。

按照这种认识，任何鼓吹“师夷”的主张，自然成了“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的大逆不道的行为。

因此，洋务人士提出的有关学习西方的每一项措施，无不遭到他们的攻击和抵制。

且不说办同文馆和派学生出洋，就是兴办工厂，修建铁路，也是一波三折，举步维艰。

如在修筑铁路问题上，李鸿章等人认为，”火车铁路利益盛大……将来欲求富强制敌之策，舍此莫由”(《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14)。

而顽固派则认为，“若开铁路，无事则显耗中国之财源，隐蹙小民之生计;;有事则千人守之而不足，一夫隳之而有余”。

〔《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109页〕甚
至攻击说:“倡导此说与赞成此说者，非奸即谄，而置国家之大害于不顾也。

”(同上第104页)洋务派曾几次提出修路主张，都因遭到顽固派的竭力阻挠而难以实施。

虽然经过数年的激烈争论之后，铁路最终还是建了起来，但顽固派为此对洋务人士的攻击却仍然未减。

无怪郭嵩焘要愤慨不已地抨击这些守旧之士“甘心陷弱，恬不为侮，数十年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毒害生民，无一人引为疚心；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一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洋务运动》第1册第303-304页)。

需安指出的是，顽固派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的。

当中西交往刚刚开始之时，而这种交往主要又是西方凭恃武力迫使中国进行的，作为一个传统大国，人们对“师夷”之议无法也不可能普遍接受，正途出身的人员不屑于报考学习外文的同文馆，郭嵩焘在家乡倍受冷遇，足见当时倡办洋务之艰难。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洋务派打出“中体西用”的旗帜，在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强调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和统治制度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这就比较有可能被一部分人所逐渐理解并接受，从而为在中国建立近代工业创造条件。

事实上，西方的许多先进技术，正是在“中体西用”的名义下传入中国的。

况且，“体”与“用”并不能截然分开，随着中外交往的发展，两方的思想文化也缓慢地渗透了进来，九十年代的维新运动，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开展起来的。

戊戌年间，封建卫道士在攻击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时说:“近年以来，嗜西学者恐专言西学之难逃指斥也，因论言中学为体，西学为末，以中学兼通西学乃为全才，其欺人之谈也。

如大逆康有为等皆以中学兼通西学，自应体用兼备，本末兼赅矣。

及以所通之西学，变我祖法，乱我圣道，结党谋叛，罪通于天。

向使纯务中学而不通西学，世间无此种全才，焉有此种非常之祸。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84页)他们所咒骂的虽然是维新人士，却也可以从反面说明“中体西用”说的历史作用。

但是，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要是不能与时俱进，那就势必会被历史所淘汰。

如果说“中体西用”说在洋务运动时期曾经对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乃至思想文化产生过积极作用，那么到了维新运动兴起以后，这一学说就逐渐成为对抗变法运动，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了。

189.1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清政府的惨败而告终。

割地赔款的奇耻大辱，在人们的心灵上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特别是打败中国的居然是一个历来被视作为“蕞尔小国”、不久前也曾受到西方侵略并被迫签订过不平等条约的日本岛国，这不能不在社会上激起更大的震动。

在甲午以前二、三十年间，中国不仅修了铁路、建了工厂，还练了新兵，建立了近代海军，然而在中外战争中，却依然一败涂地，最终不得不与侵略者订立城下之盟。

为什么同样的坚船利炮，与我无益，与敌则强，这已经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了。

还在洋务运动时期，已经有人对“中体西用”式的学习西方的方式提出了怀疑。

如曾任两广总督的张树声在他的遗折中就写道：“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于中华，然驯至富强，具有体用。

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

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

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钦?”(《张靖达公奏议》卷8)甲午战争以后，人们面对严酷的现实，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仅靠依样画葫芦式地摹仿一些外国先进技术，是不可能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境地和走上富国强民的道路的。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指出，要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必须实行变法，改变旧的封建统治的种种制度。

在康有为起草的“公车上书”中，他们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上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四项主张，并且指出，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而惟独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之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133、139页）。

康有为在另一份上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更是大声疾呼，”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弱”(同上第197页)。

他们不仅要求变法，而且强调必须“全变”才行。

与此同时，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及其“中体西用”的理论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申论王夫之“无其器则无其道”之论时，一反传统的道器体用之说，指出，所谓“圣人之道”，“必有附丽而后见”。

“道，用也；器，体也。

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谭嗣同全集》第197页)。

既然道器体用的关系应该颠倒过来，那么随着“器”的变化，“道”也就不能因循守旧，永远不变。

所谓“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同上)因此，只有以道适器，才是圣人明智之举。

与“中体西用”论针锋相对，康有为和梁启超还提出了“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体用之说。

梁启超阐述说：古代君主，“其自号于众也，曰孤，曰寡人，日予一人，……吾不解‘予一人’之训沽，与独夫有何殊异也”。

当今世界是“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埃人群而成天下”，因此，“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3-4页)。

他抨击洋务派在维护封建独裁统治的前提下所讲的变，是“补苴罅漏，弥缝蚁穴，漂摇一至，同归死亡。

而于去陈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8页)。

梁启超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变法主张，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同上第10页)。

在梁启超看来，“中体西用”论者所要学
习的西方技艺，都是不值一提的末枝小节；相反，被他们视为“本”或“体”而不愿加以改变的封建统治制度，才是应该先变、大变的。

维新派对洋务运动及其“中体西用”理论的批判，锋芒锐利，切中要害。

特别是他们提出的“变法”需要“变本”的主张，直接冲击了封建的统治制度和传统的纲常名教，因而不仅遭到顽固派，而且也遭到洋务派猛烈攻击。

作为维新时期“中体西用”说代表人物的张之洞，在维新运动初起之始，也一度与维新派合作，并支持他们办报、办学会。

但当他看到维新派宣扬“孔子改制”，并且在他们的文章中常有“干犯名义”之说后，便大为恼火，授令部属干预，甚至还亲自出面禁止地方传送阅读载有抨击封建官僚文章的维新报刊。

不仅如此，为了进一步抵制维新思想，压制变法运动，张之洞于1898年亲撰《劝学篇》一书，系统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他认为，当时的社会上存在着“言新学”和“守旧学”两种人，“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一是。

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

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劝学篇·序》)。

因此，他摆出不偏不倚的架势，在书中列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劝学篇·序》)。

他一方面指责因循守旧、不思图变者为“泥古之迂儒”、“苟安之俗吏”、“苛求之谈士”；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讲求变法，也不是说样样都要变，“伦纪”、“圣道”、“心术”三者，也就是封建的伦理道德，就是绝对不能改变的。

张之洞对维新派提出的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尤为憎恨，视“民权”、“合群”之说为“召乱之言”，并攻击说：“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

”(《劝学篇·正权》)张之洞清楚地看到了康梁等人的学说与传统纲常名教的对立，因此鼓吹通过宣扬三纲五常来遏制维新思想。

这就是他所说的“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劝学篇·名纲》)。

《劝学篇》产生于维新运动高涨之际，书中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作了充分的发挥和系统的论述，借以攻击维新变法思想，维护封建统治制度。

特别是作者在书中也谈论天下大势，介绍外国情况，使自己的理论染有时代色彩，这比起那些只知“天朝上国”，只会顿足谩骂的人来说，确实高明许多。

因此，《劝学篇》问世之后，立即受到决意维护清朝统治的人的欢迎和推崇。

不仅光绪谕令各省“广为刊布”此书，“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1)就连顽固的封建卫道士苏舆，在他为攻击维新派而编的《翼教丛编》一书中，也收入了《劝学篇》的一些篇章，并称“疆臣佼佼厥南皮，《劝学》数篇挽澜作柱”(《翼教丛编·叙目》)。

从这里可以看到，就反对维新运动而言，鼓吹“中体西用”论的洋务派，已经与顽固派站到一起了。

在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国，各种思想学说层出不穷，各派政治力量相继而起。

维新运动失败以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站到了时代的前头，他们宣传革命思想，实行武装斗争，很快成为历史的主角。

武昌起义的枪声，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

无论“中体西用”论者如何抗争，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最终还是被历史的大潮所冲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