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高晓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个性比较

自中国现代文学奠基者鲁迅创造性地将农民引进小说领域，真诚地将他们奉为作品的主人公之后，农民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审美对象，农村题材小说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蔚为壮观。

其间，农民作家赵树理多以中短篇的小说形式揭露农村问题，提倡社会新风尚，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也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赵树理是我国真正熟悉农村、热爱农民的杰出作家，他的作品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是时代进步发展的一面镜子，而且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弘扬了我国的民族文艺，促进了革命文艺向着大众化发展，作出了富有成果的贡献。

“山药蛋派”的开创者赵树理，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被称为现代小说的“铁笔”、“圣手”，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他熟悉农村，热爱农民，大量描写了以农村为题材的民俗事象，作为作品深厚的民俗文化背景，或作为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人物心理，推进人物性格发展的手段，表现出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

1多角度透视社会
社会是写作的源泉，生活是写作的素材，赵树理的小说，敢于面对现实，按照生活中的本来面目再现生活；同时又注意挖掘生活深层，向现实深化，从多个视角透视社会，不断提出一些农村中普遍存在而又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以引起人们重视。

可以说，赵树理作品中描写的生活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登记》、《求雨》等作品，以欢快的笔调真实反映解放初期农村新、旧思想的消长；赵树理的《三里湾》，既真实描写农业社在解放生产力、增加农民集体财富方面的优越性，说明合作化的历史潮流无法阻挡，又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场运动的艰巨性，深刻提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与改造农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赵树理是一位有勇气、有责任感的作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受到破坏，他毫不犹豫的写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坚持反映出生活中真实的东西，不去说假话，令人佩服，值得我们去学习，没有什么虚假的描述，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讲求实干，脚踏实地去做事，希望给人们带来启示，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势力，重视农村基层干部的思想作风，关心新一代农民的成长，揭示阻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因。

这就使赵树理的小说表现出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的真实性与深刻性，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义，他曾极坦诚而直率地称自己的小说是问题小说：“我的作品，我自己常常叫它是‘问题小说’。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就是因为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度，应该把它提出来。

”[1]工作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反映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这既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原动力，也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根本宗旨之所在。

赵树理视小说为提出、反映
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的载体，这就势必使其小说创作围绕着“问题”转——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赵树理之小说创作。

正因为如此，当赵树理发现有的基层政权被坏分子钻了空子，腐朽的封建思想仍在农村大行其道时，便写了《小二黑结婚》；当赵树理发现工作中存在着官僚主义作风，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需要大力倡导时，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当赵树理发现党的土改政策被曲解，中农的正当利益被侵害时，便写了《邪不压正》；当赵树理发现农村妇女的地位仍极其低下，其正当权益常被践踏，妇女们应勇敢地争取自己做人的地位时，便写了《孟祥英翻身》等等。

矛盾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可以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必定有矛盾，有问题。

由于问题（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我们只是用视野去观察，看不到一个立体的事物，也就是管中窥豹，只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工作问题去反映农村的风云变幻；一部部精彩的作品犹如一颗颗散在的明珠，虽熠熠闪光，但未能成串成条，形成一体。

赵树理名垂千古主要得益于他那独树一帜的文学创作，但于其奋斗一生而言，农村的工作是他的主要的部分，创作仅是一个小部分。

事实上，赵树理对农村工作的热情超出了他对文艺工作的兴趣。

“他平时从来不谈文艺工作，也不见他写什么东西，却爱参与社里的工作，事无巨细，都要了解得一清二楚。

”[2]当一位一同下乡的作家无意间抱怨个把月来几乎没写过一个字时，赵树理却认真地说道：“你是说没写创作？可是这个把月，你在农村做了多少具体工作啊！”“写一篇小说，还不定受不受农民欢迎；做一天农村工作，就准有一天的效果，这不是更有意义么！可惜我这个人没有组织才能，不会做行政工作，组织上又非叫我搞创作；要不然，我还真想搞一辈子农村工作呢！”[3]赵树理在其一生中，“写下过不少对农村各方面工作的种种书面建议和理论探讨文字，直到他身后劫余的文稿、纸片中也还有这类文字。

”[4]赵树理之所以要执笔为文，主要的并不是为了审美，而是为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为了“干预生活”，借文学这一特殊的载体来反映工作中的问题，唤起人们对问题的注意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

”[5]赵树理之文学创作，尽管故事所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各各不同，但有一点却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对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及时以小说的形式予以审美观照，总而言之文学是其形，问题是其实。

2 从小事中发现大事
农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往往被认为是一件件的小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不然，恰恰相反，他们所反映的是社会中最本质的事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正
是一件件大事啊。

在赵树理的工作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但是他总是要把它提出来，所以说在它的笔下之事，决非轻而易举所能解决的小事，而是非下决心，花大力气，不解决就可能直接危害革命工作的大事、要事。

赵树理以前的作家由于未解决与农民感情上打成一片的问题，因而不可能塑造出真正丰满的农民形象，在某些形象中还不免夹带着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同情，这些都是虚幻的没有起到实质的改变，效果也不是很明显的，不能给农民带来有利的东西，他们很难找到一条能够走进农民内心世界的幽径，赵树理则以他的“农民身份”，准确地发现并且表达了农民的内心世界，情感生活，审美心态，以及思维方式，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大众化语言。

他的“将新文学大众化”的创造方向做得非常好，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正如周扬后来指出的那样，赵树理是作为“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特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①他的创作以农村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为题材，塑造了一系列新型的农民形象。

给人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同时也不断的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思。

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在党的培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如二黑、小芹、孟祥英，还是背负着数千年因袭之重轭但正逐渐走向觉醒的中间人物如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抑或是被历史无情淘汰出局的反派人物如金旺、兴旺、阎恒元，他们都是芸芸众生中平凡而普通的一个，身上不带半点的神光异彩。

凡人大事是赵树理小说创作在取材上的一大特色。

例如，成名作《小二黑结婚》中的人物，无论是农村新人如二黑，还是落后的老一辈农民如二诸葛，或者是反动人物如金旺，都是其同类人物中普通的一分子，但作品所反映的问题，却是事关革命之成败：通过金旺、兴旺，作品尖锐地揭露了有的基层政权破坏人钻了空子的严重问题，倘若不能保持红色政权的纯洁性，党终究有一天会失去民心，革命必将惨遭颠覆；通过二诸葛、三仙姑，作品又形象地说明了封建流毒仍在农村肆虐的严峻性，倘若不能及时地引导农民，教育农民，促使广大农民真正的觉悟起来，革命事业就难以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这些鲜活的人物给人们带来欢乐的同时也为农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很多受封建影响的人们从赵树理的小说中找回了自己，努力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贡献。

3 欢快、幽默的声音
赵树理着力于“拨开云雾见太阳”这一重心，这就使赵树理的作品呈现出明丽欢快的特点，拥有特有的语言魅力，让读者回味无穷。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百折不挠、斗志昂扬地夺取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正意气风发、热火朝天地建设着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政治地位人人平等，物质生活日渐改善，思想观念除旧布新，昔日饱受压迫剥削的劳苦大众扬眉吐气地翻了身。

赵树理也到了创造的顶峰时代，展现了中国农村在风云激荡的大变革时代所呈现出来的新气象、新风貌。

在赵树理笔下，二黑、小芹、孟祥英、金桂、三喜等一代农村新人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成长起来；二诸葛、三仙姑、老秦、李成娘等背负着历史重轭的老一代农民正在势不可当的时代洪流裹挟下缓慢而艰难地转变着、前进着，而金旺、阎恒元、李汝珍等邪恶势力却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得粉身碎骨。

正义战胜了邪恶，进步击败了落后、乐观代替了感伤、团圆消弥了悲剧，明丽欢快成了赵树理小说最强烈的格调，风趣幽默的语言充溢于赵树理小说的字里行间，显示出来独有特点：
3．1 语言异常
我们知道，反常的事情会令人发笑。

赵树理就是为了这种“出乎情理之外”的异常现象，但又使人在发笑的同时感到这些异常现象是“在情理之中”的，因而获得了艺术的真实感。

也只有富有真实感的表现异常的作品，才能真正有幽默感，赵树理有风趣的语言描写了他的人物与客观现实不协调的异常行动、表情，外貌及语言等。

如：二诸葛在久旱逢雨后竟念念有词地说“不宜栽种”，结果违背了自然规律，误了农时，这种与周围人们完全不同的反常言行愚蠢可笑，他还善于描写人物的蠢话、假话。

“传家宝”中落后守旧婆婆李成娘蠢话边篇，还自以为是，真是可笑至极。

她笑媳妇走路不像女人家，力气太大，使水费，使油费……当面撒谎，更使人感到荒谬绝伦：三仙姑装神弄鬼，口吐谎言说神非叫于福（小芹爹）“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

《小二黑结婚》中写二诸葛见儿子小二黑被抓后自己心中恐慌的一段话，搞笑至极：“二诸葛连摇头说：‘唉！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岭上，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坏了，我今年是罗堠星照运，要谨防带孝的冲了运气，因此哪里也不敢去，谁知躲也躲不过？昨天晚上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乌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唉！反正是时运，躲也躲不过’。

”看到了这些幽默的语言真叫人忍俊不禁呢，从他们异常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中的问题，欢笑之余引人深思。

3.2 大词小用
我们知道转移语义会有一种诙谐，也能增添小说道幽默感，如：孟祥英的婆婆找牛差差老婆商量对付媳妇的对策是“开个座谈会”；说《三里湾》中描写能不够教唆小俊与玉生闹，说“以上还只是她一些原则指示，后来的指示就更具体了。

”中的“原则指示”；《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在区上遭嘲笑后，实在觉得不好意思，”回去对照镜子研究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象话。

中的“研究”等等词语表面上看来好像用得不尽恰当，但仔细玩味，却是幽默有味，具有一种引人看下去或听下去的趣味和力量。

3.3 人物绰号
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中也有很多人有外号，通过这些代名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给人们带来了欢乐，更能增添人们的兴趣，在赵树理的小说中，给人物起绰号是幽默讽刺常用的手段，也是他的一种幽默方式，这些绰号常常使人永志不忘，如：“二诸葛”，“三仙姑”，“小飞蛾”，“小腿疼”，“吃不饱”，“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老定额”，“牛差差”，“老驴”，“一只虎”，“杂毛狼”等等都是那样的有趣，叫人过目难忘啊，这些实际上是作者用以揭露人物思想，刻画人物个性，漫画人物形象的一种手段。

这些颇具幽默韵味的外号，不仅有助于显示人物的本相，他把自己的爱憎鲜明的感情注入这些绰号。

这种起绰号的形式无疑是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的传统。

绰号往往是人物性格的形象概括或突出特点的形象反映，每个绰号能引出一段或几段有趣的故事，它吸引人们去看故事，去思考绰号的精妙之处；它诙谐风趣，引人发笑。

4 简笔勾勒有趣的故事
故事性强是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这是从中国传统文学继承下来，主要体现在情节的波浪起伏、环环相扣、头尾完整上，是以“情节”本身的魅力取胜，令人欲罢不能；至于细节描写，除偶有所为外，常常不被重视，与情节相比，显得相形见绌。

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叙述策略，就是对故事、对人物往往只作简笔勾勒，很少有浓墨重彩的工笔描绘与细节刻画。

例如，在《小二黑结婚》中，为刻画二诸葛真迷信这一性格特点，作品极成功地嵌入了“不宜栽种”这一典型事例，但在叙述时，作者对这一能很好凸现二诸葛性格特点的典型事例却是三言两语地带过，未作必要的重笔描绘。

有人认为，赵树理“对于故事情节只是进行白描，人物常常是贴上标签的苍白模型，不具特色，性格得不到充分展开，最大的缺点是作品中所描写的都是些事件的梗概。

”赵树理之创作，故事之所以失之粗糙，人物之所以个性不够鲜活，
这与其简笔勾勒的叙述策略是颇有一些关联的。

我们可以发现农村题材小说历经近百年的沧桑，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的平凡真实的生活。

一部部经典的农村题材小说，好比是一部中国农民成长发展的鲜活生动的历史，展示了农民从封建压迫和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告别贫穷与苦难，走上社会主义建设和自我建设道路的成长历程。

乱世出英雄，时代需要梁生宝式的农民英雄，时代造就了这些农民英雄。

但是，当这些“赤脚英雄”经过建国初期的风风雨雨，迈入和平年代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新的局势：他们的死对头——“地主恶霸”历经中国几十年众所周知的特殊的政治“清算”，不要说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就连肉体也差点被“消灭”了。

农民去除了身上的几重压迫，外来精神压力被推翻了，但他们却面临着新的难以启齿的困窘：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政治命运，却无法改变贫困的物质现状。

于是，对于贫困饥饿的切实感受和他们自身的精神状况、精神弱点再一次成为新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关注的焦点。

历史使农村题材小说回归关注农民的狭隘性和劣根性。

但由于时代的变化，这时的农民形象与鲁迅笔下的阿Q式的农民显然相同而又不同。

相同之处是这些农民形象都具备某些根深蒂固的积淀在整个民族血液中的自私狭隘的特性；不同之处则在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政治命运不同。

5 贴近人民群众
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还体现在他贴近人民群众，从群众出发，回归到群众中去，他的读者是老百姓，考虑的是如何使群众听起来顺当，读起来习惯。

写成一篇小说，往往先念给周围的农民或基层干部听，以检验实际效果。

凡是农民听不惯的就设法修改，直到群众满意为止。

他不认为这是牺牲艺术性去俯就群众，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真正在广大群众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他并没有迁就、迎合某些落后、狭窄的趣味，而是在群众口语、民间艺术的基础上提炼加工。

他的作品做到雅俗共赏，把大众化和艺术化统一了起来。

他强调继承民间艺术的传统，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但并不是简单的模仿。

为了使之丰富多样，便于表现现代的生活，适应现代读者的需要，赵树理的小说又融入了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以来新文学的长处，创造出独具一格的民族新形式。

他的这种具有鲜明民族化群众化的艺术风格，对于后来的小说创作发生深远的影响。

赵树理创造小说的时候首先去熟悉农村，作品中描写的人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特别是那些可爱的农民；描写的事无论是矛盾冲突还是风土人情，都具有中国农村的气派与特点：表现的主题，又是广大农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其次是在语言及表现形式上以广
大农民的思想、心理、习惯为基础，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泥土气，老百姓不仅看得懂，而且还爱读。

赵树理的语言是真正的民族语言，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

茅盾曾说：“如果把他的作品的片断混在别人作品之中，细心的读者可以辨别出来。

凭什么去辨认呢？凭它独特的文学语言。

独特何在？在于明朗隽永而时有幽默感。

”②赵树理的语言是在群众口语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既显现出明白晓畅、简明生动的特点，又耐人寻味，富有表现力。

赵树理的幽默感，表现在叙事写人时的妙语横生，并善于概括人物的性格而给他一个形象鲜明的绰号。

这种幽默为赵树理的创作增加了风趣、乐观的生活气息。

在表现形式方面，赵树理十分重视民族的传统艺术技巧，如评书叙事、摹情、状物的艺术，注意将那些“值得学习的办法继承下来，再加上自己的发明创造”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写法，自成一派，并且不断的发扬光大，为我们后人所敬仰。

赵树理的创作也存在不足之处，有些作品的艺术形象不够饱满，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新一代农民，由于作家对他们的了解不象对老农民那样深入，塑造形象时往往缺少细致的有感情的描写，致使这些形象缺少内在的艺术魅力，《三里湾》中的范灵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赵树理注意吸收与继承民族传统艺术，并取得了出色的成就，但在积极吸收外国优秀作品艺术技巧丰富自己的艺术表现力方面尚嫌不足，这有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性更快、更大的提高。

中国的农村题材小说在过去的岁月中，以关注现实世界和关注内心世界为创作方向，生动形象地勾勒了中国农民成长发展的历史。

他们在对外界的关注和对内心的不断认识中获得了充分的发展。

赵树理小说是历史的见证人，是反映时代进步的一面镜子，是我们农村小说中的瑰宝，是一座不朽的丰碑。

注释：
①参见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议（扩大）上的报告》，《文艺报》，1956年第5、6期。

②参见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收孙犁、茅盾、巴金、赵树理、周立波等18名作家所写的17篇文章）
③参见长篇小说创作经验谈（收孙犁、茅盾、巴金、赵树理、周立波等18名作家所写的17篇文章）
参考文献：
[1]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M].赵树理文集：第4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882.
[2]戴光中.赵树理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283.
[3]康濯.写在《赵树理文集续编》前面[M].陈荒煤，等.赵树理研究文集：上卷
[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146.
[4]康濯.《赵树理文集》跋[M].赵树理文集：第4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2228.
[5]赵树理.也算经验[M].赵树理文集：第4册[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1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