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阿奎那主要思想和贡献

【主要思想和贡献】
13世纪欧洲封建社会进入繁荣时期，社会出现一些难以解答的经济问题。

阿奎那根据宗教教义与亚里士多德的有关学说，提出处理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应当是分配的公正与交换的公正。

他把财富分成两种，即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

认为自然经济是一国幸福的基础，金银财富作为人为财富，不应成为国家和个人追求的目标。

个人拥有的财富只要与其身份相称，就算实现了分配的公正。

对于以获取金银为目的的经商行为，他认为是可耻的，但同时认为那些为了维持生计、赡济穷人和办公共福利的人，做点生意是可以的。

对高利贷基本持反对态度。

认为，偿还借款只是延期支付，时间属于上帝，债主无权取息；根据罗马法，货币属于所有权与使用权不可分的物品，出借货币取息不合法。

【主要著作】
托马斯·阿奎那成功地将基督教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融合在一起，建立起了庞大的经院哲学体系。

一共著有18部巨著，其中包括集基督教思想之大成的《神学大全》和《哲学大全》、《论存在和本质》、《论正统信仰和真理、异教徒议论大全》等。

自西元476年西羅馬的末代皇帝被蠻族將領廢黜，歐洲大陸便為中世紀的黑幕籠罩了近千年之久。

在數個世紀的蠻族混戰中古希臘-羅馬時代雄偉的城市、繁榮的商貿與燦爛的文明逐漸煙消雲散了。

在現代人眼中，中世紀是保守的象徵，《聖經》鉗制了思想，教堂是人們生活的中心。

中世紀是落後的象徵，西方的科技文化大大落後於東方。

中世紀是愚昧的象徵，僧侶階層壟斷了文化，而從不熱心於文化的發展。

然而，中世紀也並非一無是處的。

僅從法律角度上看，早期的蠻族法（撒利克法、孛艮第法、西哥特法等）相比於羅馬法的邏輯性與完整性當然是大大落後了，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謂荒唐可笑，匪夷所思。

而到了11世紀後，曾盛行於古希臘-羅馬的法律、哲學、文藝思想開始逐步復興。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古希臘大思想家亞裏士多德的思想影響，它引起了中世紀政治思想的一次深刻而徹底的革新，這場革新運動必須歸功於十三世紀的意大利思想家托馬斯·阿奎那。

如果說，奧古斯丁是古典時期向中世紀的轉變過程中一個關鍵的思想家，那么阿奎那就是一個從中世紀向近代轉變過程中的一個繼往開來的思想家。

阿奎那的學說對以前的各種思想進行折中打總、修正和發展，形成一套完整的體係。

從阿奎那的代表作《神學大全》中，我們首先可注意到他對法律的獨到劃分。

在他看來，世間有四種形式的法：永恒法（“上帝對於創造物的合理領導”）、自然法（“理性動物之參與永恒法”）、神法（神對人類生活的直接領導）和人法（“靠推理力量得出的特殊的安排”）。

其中，永恒法是一切法律產生的源泉，它起源於上帝的智慧。

從今天的眼光看來，“自然法”乃是抽象的法，包括構成法律的思想觀念；而與今日的實在法律含義相一致的，乃是“人法”，即國家的制定法，它是人類根據自然法的一般規律而制定的適用於特點的事項的法律。

是不是只有正義的法律才是法律、只有正義的法律才值得遵守？這是一個古老的歷經爭論的話題。

在古希臘，由主張“人治”的蘇格拉底等人看來：正義源於契約。

每個公民都有守法的義務，因為他是社會契約的當事人。

他的守法義務是從他已參加了一個契約或協議的事實派生而來的。

他已經在一個契約中同意政府的權力，明確地做出了服從政府權力和法律的承諾。

既然如此，人們就不具有抵制政府做出的不正義的法律的權利。

其學生柏拉圖進一步闡述了這樣的觀念：正義的社會是一種客觀的知識所統治的，而只有少數精英才可以獲得這種知識。

只存在唯一正確的善；只有統治者才是善的權威闡釋者。

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給西方極權思想奠定了知識論的基礎。

而稍後的亞裏士多德則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見解：“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在阿奎那的著作中，這種見解得到了更充分的體現與論證。

“法律就以下幾點來說可以被認為是合乎正義的：就它們的目的來說，即當它們以公共福利為目標時；或者就它們的制定者來說，即當所制定的法律並不超出制定者的權力時；或者就其形式來說，即當它們使公民所承擔的義務是按促進公共幸福的程度實行分配時。

”“反之，法律也可以由於兩種緣故而成為非正義的。

首先，當它們由於違反我們剛確定的標準而與人類幸福不符時。

其次，法律可以由於與神的善性相抵觸而成為非正義的。

”（見《阿奎那政治著作選》第120-121頁）不正義的法律若違背了自然法，便失去了法律資格，而是“非法”，不具有約束人們良知的效力。

用聖奧古斯丁的話說，就是“如果法律是非正義的，它就不能存在。

”（《論自由意志》第一篇，第五章）阿奎那持相同的理解：“每一項人法在它源自自然法時，是與自然法相一致的，”但是“如果它在某一方面背離了自然法，它
就不再是法，毋寧是非法。

” 阿奎那不止是否認違背自然道德律令的政府法規具有法的資格，他還認為不應當遵守如此法規。

必須注意的是，阿奎那認為的“非正義的法”，顯然是“人法”範疇內的某些世俗統治者的制定法或是“異教”的教法。

判斷其是否正義是根據其主旨是否與基督教教義相抵觸。

例如專制者頒布的導致偶像崇拜的法令，和任何其它違背神法的法律。

這種法律“不應被遵守……因為我們應當服從上帝而不是人。

” 即使服從之也只是為了避免更大的邪惡。

雖然阿奎那是站在宗教核心的立場上提出其觀點的，但卻從中誕生了近代反封建專段的法治意識的萌芽。

同時，他對於暴政的警惕和對掌握世俗政權的人加以限制的要求都是近代法治觀念的重要思想來源，促進了日後“自然權利”（包括洛克的抵抗權）與“有限政府”學說的誕生。

阿奎那認為，由於人有義務追求永恒幸福，所以在自然法和人法之外，還有必要遵守上帝制定的法。

人法僅僅可以規範人類的外部活動，神法不僅可以規範人類的外部活動，而且可以規範人類的內心活動，而對於形成完善的美德來說，這兩種活動都需要規範。

神法，是上帝恩典的禮物，人類依此指導去實現他的精神目的，並獲得信、望、愛等更高的或神聖的美德，這些美德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植入”人的心靈。

可見，神法的地位在人法之上。

現在出現了一個問題，人法是由人類的世俗統治者——君主制定實施的，那么，神法又是由誰頒布實施的呢？雖然說，神法是上帝給予人類的直接命令，它們直接包含在《聖經》之中。

然而，上帝身在茫茫九霄之外，而《聖經》中的神意也必須經過良好的闡釋方能廣播四方，成為人們正當行動的準則。

顯然，它責無旁貸地降落到上帝於人間的代表——羅馬教皇與天主教會上。

其實，不僅神法依靠教會來制定施行，永恒法、自然法之理論闡釋又怎能離開教會的意志呢？阿奎那基督教化和超越了亞裏士多德的自然倫理學，他表明了人如何保有認識上帝的自然願望，指出了啟示如何成為理性的指導，闡述了人類通過上帝恩典達到完善圓滿的方式。

顯而易見，阿奎那的基督教自然法思想給予教會統治強有力的理論依據，是當時教會標榜的“教權優於政權”的思想武器。

同樣，在政治制度問題上，雖然阿奎那讚同君主制，認為“最好的政體是由一人執政的政體”，但他也指出，“大家都應當在某方面參與政治”，並且對君主權力加以嚴格限定，即“按照上帝的判斷，一個君王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導力量的約束，應當自願地、毫不勉強地滿足法律的要求。

”這裏的法律包括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

也就是說君主須服從教會的權威。

縱觀阿奎那所處的時代，是西歐封建制度的鼎盛期。

自中世紀早期起，封建等級制與相應的分封制便盛行於西歐，即國王將土地賜與貴族，貴族將土地賜與騎士，後者相應對前者承擔軍役與貢賦，一切建立在相應的等級體係上。

這與中國周代的分封制相似，其不同之處在於：周天子尚被確立為政治的核心與一切土地的所有者，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而西歐國家的觀念遠比此淡薄得多，當時流行的一句話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這樣一來，封建割據日益嚴重，缺乏統一的領導，四方諸侯林立，對外互相徵伐，對內橫徵暴斂，嚴重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給人民帶來極大災難。

而天主教會一直試圖以其上帝代言人的地位調和世俗政權間的矛盾，避免戰爭衝突，一方面實現和平，一方面增進其影響作用力，達到對世俗統治的支配。

阿奎那指出：“法的目的是公共幸福”，“法律的真正效果是全面地或在某一方面為之頒布法律的那些人的福利。

”很顯然，他旨在建立一個由教會支配的世俗國家共同體，以達到基督教世界的大同。

因為耶穌基督的統治權委托給教皇，一切世俗君王都應當受他的支配，因此教會的領導是再正宗不過的。

阿奎那的法律思想在當時為世俗政權的一體化奠定了理論基礎，而畢竟一體化也是自羅馬帝國以來直至今日歐洲人世世代代的奮鬥理想，故此我們必須充分肯定其理論的歷史價值。

以上是我閱讀聖托馬斯《神學大全》的部分內容後的淺評與感悟。

聖托馬斯既是古希臘-羅馬法律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一種全新的思想體係的開創者。

在混沌黑暗的中世紀中，他是一顆耀眼的明珠。

然而，世人對其成就的評價卻隨歷史進程走向兩個極端。

羅馬教庭尊其為“聖徒”，1879年教皇利奧十三世發布《永恒之父》的通諭，宣布其神學主義是天主教的唯一真正的哲學。

而其歷史各階段的對立面則紛紛將托馬斯·阿奎那作為神權與封建政治的衛道士而對其著作思想口誅筆伐乃至全盤否定。

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自然法思想固然有其歷史局限性（如神性至上的思想），但它所體現的進步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

他堅決反對暴君政治，強調法律的正義性，主張限制君權，這些思想無疑促動了日後民主意識、“自然權利”與“有限政府”學說的誕生。

在18世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摩萊裏的代表作《自然法典》中可見聖托馬斯的神學自然法思想
的深深烙印。

再說，法律思想本身是一個不斷吸收，不斷交匯融合，不斷發展進步的思想理論體係。

一代代的法學家為這個體係的完善添磚加瓦，而後人的每一點滴成就也都建立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上。

又有誰想過，如果沒有聖托馬斯的影響，今日的法律思想體係又會是怎樣？聖托馬斯的成就應得到歷史公正的評價，將與柏拉圖、亞裏士多德、西塞羅、洛克、盧梭、康德、德沃金、羅爾斯等人的成就一樣，在歷史長河中閃現熠熠光彩
【关键词】托马斯·阿奎那之法律思想
【全文】
自西元476年西罗马的末代皇帝被蛮族将领废黜，欧洲大陆便为中世纪的黑幕笼罩了近千年之久。

在数个世纪的蛮族混战中古希腊-罗马时代雄伟的城市、繁荣的商贸与灿烂的文明逐渐烟消云散了。

在现代人眼中，中世纪是保守的象征，《圣经》钳制了思想，教堂是人们生活的中心。

中世纪是落后的象征，西方的科技文化大大落后于东方。

中世纪是愚昧的象征，僧侣阶层垄断了文化，而从不热心于文化的发展。

然而，中世纪也并非一无是处的。

仅从法律角度上看，早期的蛮族法（撒利克法、孛艮第法、西哥特法等）相比于罗马法的逻辑性与完整性当然是大大落后了，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谓荒唐可笑，匪夷所思。

而到了11世纪后，曾盛行于古希腊-罗马的法律、哲学、文艺思想开始逐步复兴。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它引起了中世纪政治思想的一次深刻而彻底的革新，这场革新运动必须归功于十三世纪的意大利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

如果说，奥古斯丁是古典时期向中世纪的转变过程中一个关键的思想家，那么阿奎那就是一个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继往开来的思想家。

阿奎那的学说对以前的各种思想进行折中打总、修正和发展，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从阿奎那的代表作《神学大全》中，我们首先可注意到他对法律的独到划分。

在他看来，世间有四种形式的法：永恒法（“上帝对于创造物的合理领导”）、自然法（“理性动物之参与永恒法”）、神法（神对人类生活的直接领导）和人法（“靠推理力量得出的特殊的安排”）。

其中，永恒法是一切法律产生的源泉，它起源于上帝的智慧。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自然法”乃是抽象的法，包括构成法律的思想观念；而与今日的实在法律含义相一致的，乃是“人法”，即国家的制定法，它是人类根据自然法的一般规律而制定的适用于特点的事项的法律。

是不是只有正义的法律才是法律、只有正义的法律才值得遵守？这是一个古老的历经争论的话题。

在古希腊，由主张“人治”的苏格拉底等人看来：正义源于契约。

每个公民都有守法的义务，因为他是社会契约的当事人。

他的守法义务是从他已参加了一个契约或协议的事实派生而来的。

他已经在一个契约中同意政府的权力，明确地做出了服从政府权力和法律的承诺。

既然如此，人们就不具有抵制政府做出的不正义的法律的权利。

其学生柏拉图进一步阐述了这样的观念：正义的社会是一种客观的知识所统治的，而只有少数精英才可以获得这种知识。

只存在唯一正确的善；只有统治者才是善的权威阐释者。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给西方极权思想奠定了知识论的基础。

而稍后的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在阿奎那的著作中，这种见解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与论证。

“法律就以下几点来说可以被认为是合乎正义的：就它们的目的来说，即当它们以公共福利为目标时；或者就它们的制定者来说，即当所制定的法律并不超出制定者的权力时；或者就其形式来说，即当它们使公民所承担的义务是按促进公共幸福的程度实行分配时。

”“反之，法律也可以由于两种缘故而成为非正义的。

首先，当它们由于违反我们刚确定的标准而与人类幸福不符时。

其次，法律可以由于与神的善性相抵触而成为非正义的。

”（见《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20-121页）不正义的法律若违背了自然法，便失去了法律资格，而是“非法”，不具有约束人们良知的效力。

用圣奥古斯丁的话说，就是“如果法律是非正义的，它就不能存在。

”（《论自由意志》第一篇，第五章）阿奎那持相同的理解：“每一项人法在它源自自然法时，是与自然法相一致的，”但是“如果它在某一方面背离了自然法，它就不再是法，毋宁是非法。

” 阿奎那不止是否认违背自然道德律令的政府法规具有法的资格，他还认为不应当遵守如此法规。

必须注意的是，阿奎那认为的“非正义的法”，显然是“人法”范畴内的某些世俗统治者的制定法或是“异教”的教法。

判断其是否正义是根据其主旨是否与基督教教义相抵触。

例如专制者颁布的导致偶像崇拜的法令，和任何其它违背神法的法律。

这种法律“不应被遵守……因为我们应当服从上帝而
不是人。

” 即使服从之也只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邪恶。

虽然阿奎那是站在宗教核心的立场上提出其观点的，但却从中诞生了近代反封建专段的法治意识的萌芽。

同时，他对于暴政的警惕和对掌握世俗政权的人加以限制的要求都是近代法治观念的重要思想来源，促进了日后“自然权利”（包括洛克的抵抗权）与“有限政府”学说的诞生。

阿奎那认为，由于人有义务追求永恒幸福，所以在自然法和人法之外，还有必要遵守上帝制定的法。

人法仅仅可以规范人类的外部活动，神法不仅可以规范人类的外部活动，而且可以规范人类的内心活动，而对于形成完善的美德来说，这两种活动都需要规范。

神法，是上帝恩典的礼物，人类依此指导去实现他的精神目的，并获得信、望、爱等更高的或神圣的美德，这些美德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植入”人的心灵。

可见，神法的地位在人法之上。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人法是由人类的世俗统治者——君主制定实施的，那么，神法又是由谁颁布实施的呢？虽然说，神法是上帝给予人类的直接命令，它们直接包含在《圣经》之中。

然而，上帝身在茫茫九霄之外，而《圣经》中的神意也必须经过良好的阐释方能广播四方，成为人们正当行动的准则。

显然，它责无旁贷地降落到上帝于人间的代表——罗马教皇与天主教会上。

其实，不仅神法依靠教会来制定施行，永恒法、自然法之理论阐释又怎能离开教会的意志呢？阿奎那基督教化和超越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伦理学，他表明了人如何保有认识上帝的自然愿望，指出了启示如何成为理性的指导，阐述了人类通过上帝恩典达到完善圆满的方式。

显而易见，阿奎那的基督教自然法思想给予教会统治强有力的理论依据，是当时教会标榜的“教权优于政权”的思想武器。

同样，在政治制度问题上，虽然阿奎那赞同君主制，认为“最好的政体是由一人执政的政体”，但他也指出，“大家都应当在某方面参与政治”，并且对君主权力加以严格限定，即“按照上帝的判断，一个君王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导力量的约束，应当自愿地、毫不勉强地满足法律的要求。

”这里的法律包括永恒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

也就是说君主须服从教会的权威。

纵观阿奎那所处的时代，是西欧封建制度的鼎盛期。

自中世纪早期起，封建等级制与相应的分封制便盛行于西欧，即国王将土地赐与贵族，贵族将土地赐与骑士，后者相应对前者承担军役与贡赋，一切建立在相应的等级体系上。

这与中国周代的分封制相似，其不同之处在于：周天子尚被确立为政治的核心与一切土地的所有者，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而西欧国家的观念远比此淡薄得多，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这样一来，封建割据日益严重，缺乏统一的领导，四方诸侯林立，对外互相征伐，对内横征暴敛，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而天主教会一直试图以其上帝代言人的地位调和世俗政权间的矛盾，避免战争冲突，一方面实现和平，一方面增进其影响作用力，达到对世俗统治的支配。

阿奎那指出：“法的目的是公共幸福”，“法律的真正效果是全面地或在某一方面为之颁布法律的那些人的福利。

”很显然，他旨在建立一个由教会支配的世俗国家共同体，以达到基督教世界的大同。

因为耶稣基督的统治权委托给教皇，一切世俗君王都应当受他的支配，因此教会的领导是再正宗不过的。

阿奎那的法律思想在当时为世俗政权的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而毕竟一体化也是自罗马帝国以来直至今日欧洲人世世代代的奋斗理想，故此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其理论的历史价值。

阿奎那法律思想浅论
王四新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很长一段时间的西方世界里，许多方面都处于混乱和无序之中。

作为罗马法之制定者、实施者和发展者之化身的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异族的大规模入侵，使得西欧基本上没有时间来系统化、体系化地建立自己的法律秩序。

基督教徒的数量在激增，但他们坚信人类社会的希望不在尘世而在上帝天国统治的实现，这导致了基督教在价值取向上对法律体系的构建、法律秩序之建立的淡漠。

基督教此时所强调的，一如耶酥、圣保罗、奥古斯丁所教导的那样：重要的不在于建立世俗的法律秩序、法律体系，而在于倡导人们追随基督因信称义的行为模式。

教会在这一时期，根据基督教伦理在各修道院制定了一些准则，确立了一些解决纠纷的程序。

在这些准则和程序里面虽然包含了一些法律价值，但这些价值并非以独立的面目出现，更多的是借助于宗教和道德来表现自己。

从西方法制本身的情况来看，法律通常表现为由分散在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制度的习惯性规范和程序所构成，这里没有职业的律师和法官了阶层，不存在法律学校，极少有立法文件，也没有法律著作i[1]－这种情况大约维持到公元十一世纪。

不过在公元十一世纪末和十二世纪初，无论是由教徒所组成的基督教僧侣阶层，还是由普通百姓乃至国王所组成的世俗阶层，均在思想上发生了一场认识上的革命：人们不再把世俗世界的历史看成是一个罪恶的衰败的过程，人们不再设想现实生活必定不可避免地衰落，直到最后审判的到来。

相反，如今人们设想在这个世界上通过人们现世的努力，可以朝着实现来世的灵魂拯救所需要的某些前提迈进。

与之相关，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法律被设想是一种有机发展的体系，一种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原则与程序体系。

但它并非现成摆在人们面前，而是在许多情况下就象建筑一座大厦一样，需要人们动手去将图纸和材料变成参天大楼ii[2]。

教会作为中世纪西欧法律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此时在自己所享有的权力达到顶峰的同时，不得不考虑世俗国家正在强化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并将所有现存社会关系撕破，重新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无论从神学方面，还是法学方面。

阿奎那一肩两任，他首先把亚里斯多德的理论巧妙地结合起来，从哲学上论证了理性和信仰的关系；其次，他把意志和理性结合起来，把自然法和神法结合起来，创立了完备而系统的神学法学体系。

阿奎那认为，法律就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含义来说，是一种先在的观念，是一种命令的形式，更重要的是，是一种事先就规定好了的活动。

这种先在的观念象建筑师在建造一座房子前的构思的图纸一样体现了被造物与创造物之间的关系，使用的手段与与预期目的之间的关系，部分对整体的关系，以及部分和整体对其最终目的的关系。

宇宙万物包括人在内的法律，体现了上帝的目的。

因此，根本意义上的法律，若溯其初源，并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相反，法律源自于上帝，法律是讨论决定心智的产物，是上帝用于调整宇宙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两性原则。

阿奎那对法律的这种看法与《圣经》传统相吻合的，同时也和中世纪人们对法律精神的看法一脉相承。

在旧约圣经里，法律是上帝耶和华对人提出的一种道德义务，法律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和宗教规范，其最终目的在于吸引处于罪恶之中的人类走上道德完善的道路，并以此勾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在人类的早期阶段，上帝通过中间人摩西（最伟大的先知）与人立约，以此指导人们步入社会正义和个人圣洁的天地iii[3]”。

耶酥基督和基督教会的使命部分地也与此有关，因此耶酥说：“我实在地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和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任何人要精减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如何人要遵行这戒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中要称为大的”iv[4]。

源自于《圣经》的对“法律神圣的传统的看法，是犹太教的，同时也是基督教的。

”这种思想在中世纪与西塞罗的自然法观点结合起来，使得法律或者说法律所体现的精神变成了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的基本原则，十二世纪的索尔滋伯里的约翰曾经说过：“现在有一些法律的箴言具有一种永恒的必然性，它在所有的民族都具有法律效力”v[5]。

法律不仅对于一般的人具有约束力，而且也成为避免国王专横的有力武器，索尔滋伯里的约翰又说：“让那些给统治者涂脂抹粉的人……才到处宣扬国王是不受法律约束的，并且说不仅在按照公正的模式而且在绝对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制定法律的时候，不管他愿意和喜欢的是什么，都有具有法律的效力……但我还是坚持……国王是受这个法律的约束的”vi[6]。

阿奎那认为，宇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有序体系，上帝不仅是宇宙的创造者，而且由于上帝理性精神的参与，使得自然与社会呈现出和谐与一致。

从最高级的上帝到最低级的生物，每一种生物都按照它自己本性的内在冲动行事，追求它内在的善或完美的形式，并按照它完美的程度在追求上帝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确定自己。

高级生物对低级生物的统治象人的灵魂统治人的肉体一样普遍存在。

一种生物无论多么低微，都有它自己的位置，义务和权利，即具有它存在的价值。

这种各自独立的价值的存在与实现，促成了宇宙万物的和谐与完美，在这样的自然结构里，既有物质的成份，又有精神的成份，但二者存在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即精神的统治物质的。

在这个世界里面，人以及人的本性在万物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因为人是物质和精神的完美结合，同时又由于和上帝的形象相近而产生了根本不同于宇宙万物和上帝理性命令的关系。

有如整个自然界，阿奎那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种种目的和意向的体系，其中低级生物为高级生物服务，高级生物则指导低级生物。

在阿奎那看来，国家的建立和治理，城市的计划，堡垒的修建，市场的建立和教育的促进，都渗透着上帝借以创造和统治世界的精神。

在此基础上，阿奎那提出了永恒法的概念，他认为：永恒法是上帝统治宇宙的计划，是上帝指导宇宙中一切运动和活动的神的理性和智慧，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社会在内，均在上帝的统治计划之内，因此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