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理论略述

《新制度主义理论略述》

摘要：并且认为，需要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去分析、解释各种组织行为、组织现象，特别是制度环境，即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take-for-granted）社会事实，从而将组织研究导向一个新

的理论路径，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Institutionalism. Political Studies， 1996，and the Grass Roots： A study of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内容摘要：新制度主义理论是在组织与制度研究者们不断对话和反思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本文从不同思想流派着手简要梳理了新制度主义相关理论发展的脉络，呈现了其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以期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借鉴。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理论略述

组织理论的简要回顾

组织理论（组织学）是研究、解释组织现象的学科（周雪光，1999）。早期的组织理论主要

是以韦伯的关于理性组织、科层制以及一些学者如泰勒、法约尔等科学管理理论为代表。而后，人际关系学派注意到了物化的组织结构（如资源分配、组织的正式制度）之外个人行为的重要性，以及“非正式的组织结构”的影响（周雪光，2003）。20世纪50年代起，许多学者开

始关注组织的实际运作中与韦伯式的理性组织不同的地方，比如：社会行动者在实际行动中，受到“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的诸多限制，而后组织结构与组织目标都发生了非预期的变化，因而奠定了早期制度学派的基本思想（Selznick，1980；March& Simon，1958）。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权变理论”（Contingency Theory）兴起，使得组织研究

在超越韦伯式的理性组织理论框架后越发深入。学者们对不同的行业组织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以衡量环境（包括不同的不确定性）与各种组织内在特征的关系。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组织理论在强调“开放系统”的基础上，将研究重心集中在“组织

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上，新的组织理论学派相继出现，如种群生态学（Population Ecology）、资源依赖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以及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斯格特，2002）。种群生态学派将达尔文“优胜劣汰”的生物学理论引入组织研究，它认为组织有如有机体，需要与环境相适应，而后才能生存下来。与其他组织研究方法不同，种群生态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群体，而非个体；它要解释的是组织的差异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或那么少的组织？这使得种群生态学关注的是组织生存的结果，而非组织适应

的过程；此外，种群生态学预设组织生存的环境是特定的，强调了环境的选择行为，组织只能被动适应而无法发挥“能动性”改变环境。资源依赖理论则不同于种群生态学，它更多地强调了组织的适应性，认为组织为了生存必须与环境进行资源交换且可以从环境中通过努力获取资源，组织获取资源的需求导致组织对外在环境与其他组织产生资源依赖。而组织也将通过积极的策略选择采取相应的行动，并有改变环境限制的可能性。资源依赖理论主要关注单个组织，从组织优势来考察环境。资源依赖理论建立在“开放系统”框架内，它认为，如果不了解组织运作的环境，就根本无法了解组织的结构以及组织行为（斯格特，2002）。

新制度主义理论的发展

新制度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一个充分关注组织与外部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的理论学派。它将其研究焦点放在组织生存的制度环境上，强调组织是开放系统，组织的架构以及运作都受到社会性建构的观念体系和规范所体现的制度环境的影响（周雪光，1999，2003；斯格特，2002）。

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是从迈耶与罗文于197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制度化的组织：作为神话与仪式的正式结构》开始的。他们提出了问题—组织为什么会有趋同现象？种群生态学、资源依赖理论以及权变理论对该问题都不能解释。迈耶与罗文发现，组织正式结构的设计往往不是基于效率与绩效，而是制度赋予的“理性神话”（rational myth），“组织结构性地反映了社会建构的现实”。并且认为，需要从组织环境的角度去分析、解释各种组织行为、组织现象，特别是制度环境，即组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观念制度等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take-for-granted）社会事实，从而将组织研究导向一个新的理论路径。

迪马乔和鲍威尔沿着迈耶与罗文同样的问题出发，深入分析了组织趋同的动力机制（DiMaggio& Powell，1983）。他们认为，组织同形源于竞争（competitive）同形与制度（institutional）同形两种动力，竞争同形与效率机制和竞争机制有关，制度同形则更强调合法性。强迫性（coercive）机制、模仿（mimetic）机制以及社会规范（normative）机制三种机制导致了制度的趋同也就是组织形式、组织行为的趋同。

应该注意到，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环境对组织与组织行为的约束性并不是指组织只能被动消极地适应服从制度环境的规定，基于组织生存的需要，组织也会采取相应的策略措施以应对甚至改变制度环境的限制。迈耶与罗文指出，组织具有相当的能动性，组织在遭遇组织与制度环境的结构矛盾时，可以将其正式结构与实际活动分离（decoupling）开来，仅在仪式上遵从制

度环境，而根据实际情况运作，此外，组织还运用信任机制使得组织内外人员保持对组织“正常”运作的信心，既维持了合法性，又保证了组织目标的实现。

新制度主义的理论分野

新制度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日深，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在新制度主义发展的初期基本假设和基础理论完成以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向理论的纵深方向以及应用实证研究方向发展，社会科学的传统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纷纷运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方法处理各自领域的问题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与此同时，由于各学科视野、问题、方法等的差异，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解歧义也在产生。

霍尔与泰勒将新制度主义划分为“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三大类（Hall&Taylor，1996）。Immergut（1998）就三类新制度主义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一）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结合了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ism）的一些观点，又吸收了政治学中对政治体制（Regimes）与治理机制（Governance Mechanism）关注的特点，从“比较-历史”的观点来研究制度的影响。历史制度主义认为个体因为“有限理性”的局限而反对行为主义的观念，强调应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并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认为制度是基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惯例、规范等。制度受制于特定的“历史的遗产”（Historical Legacies）以及“关键转折点”（Critical Junctures），制度变迁遵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的模式。

（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吸收了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相关论点、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又引入不完全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与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认为制度是设计用来克服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s）和有限理性的问题，并且提供规则、程序（Procedures）以减少不确定性，理性且谋求利益的行动者在追求其目标与偏好时，必须考虑制度的制约与其他理性行动者的行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