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问题的研究

“民工荒”问题的研究
摘要：针对个别学者由“民工荒”问题推论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笔者利用1990-2011年农业发展等经济数据，对中国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业仍存在数量可观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流动仍是未来农村劳动力配置的长期趋势，现阶段并未出现“刘易斯拐点”；接着，笔者深入探讨了造成“民工荒”问题的直接与根本原因；最后，从国家，企业和居民三方面对解决“民工荒”问题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民工荒刘易斯拐点农业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化，大量的农民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到沿海发达城市打工，出现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企业部门转移的现象，被称为“民工潮”。

但是在前些年中，突然出现了“民工荒现象”：例如2004年春节之后，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集聚地区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民工荒”现象；2005年，“民工荒”问题仍然存在；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复苏，沿海地区用工短缺的现象又开始再度出现，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随着“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刘易斯拐点”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和讨论。

有人甚至提出了“刘易斯拐点在我国已经出现”的命题。

难道说“刘易斯拐点”真的在中国出现了吗？
或是其他原因引起了“民工荒”现象？因此，研究“民工荒”问题，找出真实的原因对于政府正确处理“民工荒”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二元经济模型和“刘易斯拐点”
（一）二元经济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于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模型。

二元经济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以工业为代表，传统部门则以农业为代表。

他认为二元经济模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劳动力处于无限供给状态，此时只要工资可以使农民购买维持其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农民就会向工业部门转移，因此工资就取决于农民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工资；在第二个阶段，当工业部门将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之后，劳动力就不再处于无限供给状态，而是处于短缺状态，此时的工资也就不再等于农民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工资，而是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工资水平开始不断提高，人们将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之间的转折点就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模型之后，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其进行了完善并且提出了劳动力转移的三个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边际产出为零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此时农业总产量不会受到影响并且可以满足这部分转移劳动力对于粮食的需求；在第二个阶段，边际产出大于零却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此时农业总产量会受到影响，导致农业部门提供给工业部门的农产品有所
短缺；在最后一个阶段，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在前面的阶段已经转移至工业部门，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的现象。

（二）刘易斯的两个拐点
在1972年之时，刘易斯在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对他前面的观点进行了深化，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概述，我们将其称为“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

“刘易斯第一拐点”既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第二拐点”则是指当经济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又得到了释放，工业部门的发展也使得工人的工资处于上升的状态，最终将会进入农业与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基本相同的这样一个状态，随着这个状态的到来，二元经济模型也就走到了尽头，转而进入新古典学派所指的一元经济状态，二元经济与一元经济之间的转折点既是“刘易斯第二拐点”。

三、“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实证分析
（一）我国的农业产出近几年没有下降
根据二元经济模型，我们知道经济发展进入二元模型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回升，农业总产量受到影响并且会引起农业部门提供给工业部门的粮食短缺。

但是我国自从经济体制改革之后，粮食产量总体上是上升的趋势，二元经济模型中的工业部门即我国的城镇部门并没有发生粮食短缺现象，因此可以得出我国还没有进入二元经济模型的第二阶段。

引起粮食增长的原因很多，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投资引起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农业产出
增加的主要原因。

如图1所示。

资料来源：同花顺数据库
（二）农业制度工资水平提高
近些年来随着国家的政策保护，我国农民的农业收入逐年增加，这就增加了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

农业收入增加是因为农业产出提高，农产品生产价格提高以及农民非生产性收入提高。

农业税取消，粮食补贴和农机具补贴等政策措施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九年聚焦“三农”问题，同时我国农业粮食产量连续七年增产，但是在粮食增产的基础之上，我国农产品价格并没有走低，因为国家的保护政策，我国的农产品价格指数处于一个振荡上升的过程之中。

同时农民的财产性和转移性等非生产性收入的提高也导致了农民农业收入的增加。

资料来源：同花顺数据库
（三）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没有明显回升迹象
粗略地计算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边际产量：
1990～2011年各年我国劳动的边际产量变化如图4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近20年来我国农村劳动的边际产量以零为基准上下波动，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上升或者下降的趋势。

因此，不能认为现在我国的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开始回升。

而随着对农业的投资加大，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会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出现。

资料来源：2011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综上所述，我国农业仍存在数量可观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流动仍是未来农村劳动力配置的长期趋势，故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的论断并不成立。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民工荒”现象却真实存在，既然农村存在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何会出现农民工不足的现象呢？下面笔者将深入分析造成“民工荒”的真实原因。

四、造成“民工荒”的真实原因
（一）“民工荒”的直接原因
1、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
农民工的基本权益得不到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农民工的工资无法维持成本过高的城市生活。

近几年来，虽然农民工的工资有所增长，但是工资的增长仍然无法满足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

虽然农民工工资有所增长，但是我国的物价水平却以更高的水平在增长，因此使得他们感到生活艰难。

第二个方面，农民工的工作条件和劳动权益条件太差。

农民工主要从事的是附加值较低且工作强度较大的工作，其中很多均为建筑工人，工作辛苦，环境较差，而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更是使得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我国拖欠农民工工资全年超过千亿元，这就会导致农民工工作安全感不高，出现劳而无所获的现象。

2、农民工的技能不能满足产业升级的需求
近年来因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的出口始终面临着不稳定的特点，这也就导致了以低端附加值出口为主的企业举步维艰。

而
我国近些年实行的产业结构升级，更使得农民工的技能不足的缺点日渐显现了出来。

长三角，珠三角企业中对于工人的技术要求有所提高，这也就导致了即使企业提高工资，也很难招收到足够技术水平的农民工，间接导致了“民工荒”现象的发生。

3、信息不畅造成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
在目前农民工寻找工作的方式之中，亲友及朋友的介绍仍然是最主要的就业方式，而缺少公开透明有效率的农民工就业中介服务机构。

这也就造成了企业的“民工荒”与民工的“就业难”现象并存，某地区出现“民工荒”而另一地区民工过剩的现象同在。

（二）“民工荒”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之下，“民工荒”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它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同时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因此不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单纯通过农民工缺口较大或工资上涨这些因素就推断我国出现了“刘易斯拐点”是不合适的，综合来看，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两个方面来找出我国现在出现“民工荒”的根本原因。

1、经济因素
笔者认为“民工荒”背后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三点：
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这种迅速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我国大量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低附加值出口型企业的快速发展之上，是一种对于人力资源和能源的掠夺式发展。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及我国自身
发展的需要，政府一直在大力倡导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而在这个调整之中，就会有“结构性失业”的产生，此时即使有劳动力的供给，但是因为这种劳动力并不满足企业的需要，也会导致企业招不到满足要求的员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民工荒”现象的出现。

第二，农民工劳动力素质差，流动性太强。

如前所述，我国对于农民工有需求的很多企业仍然是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企业，因为附加值较低，因此其利润率也较低，而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会导致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无法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设备，技术升级和对于员工的培训，而只能通过雇佣廉价的劳动力来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

同时因为其对于农民工培训不足，导致其始终处在素质较差，技能较低的处境之中，也造成了其流动性较强，对企业忠诚度不高的性格特点。

因此在企业发展和再生产的过程之中，会始终面临着劳动供给的持续性较差的困境。

第三，大城市高额的房价推波助澜。

近十年以来，我国的房价迅速增长，其中北上广等大城市的房价更是上升到了让普通人望而却步的程度。

而作为农民工需求最多的长三角及珠三角地区，因为其经济的发达程度较高，房价也相应的比其它城市要高。

因此即使工资上升，但是对于房价来说也仅仅是一个杯水车薪的作用，而随着农民工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购房必然会成为他们选择工作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因此高额的房价也是“民工荒”的原因之一。

2、体制因素
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工身份的转化，在城乡
之间形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其中户籍制度是关键的因素。

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标志。

虽然近几年来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但一些带有身份歧视的规章和政策仍然限制着农村人口的流动，使农民工在很多方面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居住权，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子女教育权和技能培训权。

农民工现在想要获得城市户口非常得艰难，而当他们就业的时候，不仅需要办理健康证，还需要缴纳其它名目繁多的费用；在就业权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城镇里大多数工作仍然对于农民工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歧视的现象，当然这部分是因为农民工素质不够，但是当他们符合要求时，如何做到让他们平等得获得就业机会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保障方面，因为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大，同时用人单位出于成本的考虑并没有很好得为农民工缴纳医疗，养老及失业等保险，这不仅会导致农民工自身生存和工作的安全感不足，也给城市的安全埋下了隐患；最后我们更不能忘记子女教育权和技能培训权对于农民工的重要性，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更是引起了全社会密切的关注，近期全国11省市拿出了各自的异地高考实施方案，北上广也于年底推出了异地高考的实施办法，渐进式阶梯式成为了它们共同的特点。

根据上面的描述不难看出，城乡二元分离的户籍制度是“民工荒”背后的根本体制原因。

五、解决“民工荒”措施
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民工荒”问题，单靠某
一个方面无法解决，笔者认为，其需要国家，企业和居民共同努力，下面将从这三个方面分别予以阐述：
（一）加大对农民工技能培训，深化户籍改革制度
从我国自身及全球的产业链角度来看，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之中，国家必须加大对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力度，尽最大的力量消除结构性失业的存在，这样就可以为不再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提供充足有效的劳动供给。

而自身素质提高的农民工也会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为他人，企业和国家带来更多的益处，是一项功在当代而利在千秋的长远工程。

至于对于农民工培训的具体形式，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在乡村和城镇小区定期开展技能培训的形式予以实行，同时与企业配合制定相应的技能培训实施方案。

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在目前的国情之下，或许并不能立刻得到解决，但是否可以在部分城市或领域展开试点，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议程。

可以尝试在部分领域如农民工子女入学，农民工就业或保险的缴纳上让他们享受到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待遇，通过这种方式让城乡二元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融合，也就可以更好得解决“民工荒”的问题。

（二）增强农民工工作粘性，建立透明高效的就业平台
目前很多企业中的农民工流动性过大，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如何更好得增强农民工的工作粘性，尽量减少摩擦性失业的发生，值得深究。

通过在工作之余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给予
农民工更多的关怀，可以增强农民工工作的粘性，也就可以使得农民工工作持续性更好，使得企业可以更好得可持续发展。

而建立透明高效的就业平台，则是企业需要重点建设的另一方面。

当企业招聘变得更加透明和高效时，农民工寻找工作就会更加得有效率，也可以有效减少其摩擦性失业的时间，不会再出现一个地区出现“民工荒”而另一个地区出现农民工过剩的情况。

还需强调，企业在建立透明高效的就业平台之时，还需注意和农民工供给较多地区政府的合作。

目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程度不足，就业渠道并不通畅。

在这种情况之下，面临“民工荒”或需要用工的企业可以和农民工供给充足地区政府及时沟通，通过政府发布信息或举行大型招聘会的形式为有打工意愿的农民工提供就业的机会。

（三）减少歧视农民工现象，更好融入城市生活
通过媒体报道及日常的生活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城镇居民对于农民工的其实仍然时有发生，站在居民的角度，我们应该尽量减少歧视农民工现象的发生，以一颗更加包容的心态接纳这些新的城镇居民，当别人需要帮助时，乐于帮助；而农民工则应注意城市生活与乡镇生活的不同，积极参加社区举行的培训和教育活动，更好得融入城市生活。

“民工荒”是一个复杂的经济与体制共同导致的问题，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通过“民工荒”现象来断言中国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而本文前面的
阐述也表明我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剩余劳动力。

如何通过合理的措施，使得这些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同时又可以在提高劳动力技能的基础之上完成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于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非常关键，笔者相信通过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加速使得城乡更快融合等措施，在国家，企业和人民三方面的共同努力之下，“民工荒”问题一定可以得到妥善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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