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新媒体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

试析新媒体发展带来的社会影响

--政府应对突发性灾难事件的网络传播【摘要】

网络日益成为现今中国民意表达的重要平台，在应对危机事件时，能够发挥优于传统媒体的独特的强大作用。在媒体政治影响力日渐巨大、网络媒体占主导地位的新媒体时代，政府不能再仅仅通过简单的行政命令控管信息，规定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政府能否利用好渠道，能否保证与民众沟通的渠道畅通，是危机应对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最具决定性因素。【关键词】事故灾难网络传播政府职责良性互动

【正文】

随着数字技术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一些新式的传播媒介及传播形态对传统信息传播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应用。

如今的网络已成为信息的集散地，其新鲜、海量的信息给人们提供了无限的资源，网络的发展让梦想照进现实。互联网技术不仅为全球传播提供了技术保障，更重要的是赋予了每个人全球传播的能力和从世界各地接收信息的可能。当传播的权利不再属于某个特权阶层，当市民报道者和草根报道者的出现推动了政治传播的多元化发展，当跨境传播不再局限于国家行为，更多的全球公民开始参与展现生机勃勃的全球传播生态，新媒体国际传播使“地球村”从预言变成了现实。

国际传播的发展并非自发地依赖新媒体的推动，而是一个能动推演的过程。“全球化已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以经济全球化为主旋律，伴随着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呈现出一个经济全球化、政治国际化和文化多元化并存的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格局，是以资本的扩张和科技革命的交互影响为根本动力和基础，以各文化逐渐交流、融合并不断产生更多的共同价值观为前提，以和平与发展为主轴的一个社会化的整合过程。”

在政治传播领域，技术的进步打破了国与国之间的封闭状态，国家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也日益彰显。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各国无不利用媒体为自己宣传造势，赢得道义上的支持，而新媒体超越时空的非线性传播特性、相对传统媒体时代低廉的跨边界国际传播影响力使得它很快成为新时代的宠儿。2010年2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人民网开通微博，短短两天就吸引了近两万网民点击，这种与人民群众近距离的接触为各地方官员通过网络听取民意做出了表率；2010年6月24日，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在美国硅谷参观社交网站Twitter总部期间注册了自己的微博账号。他一开始就在博文中提到了开通微博的动机：这是获得国家生活客观信息以及同百姓交流的工具。美国政府机构也积极开展了与

YouTube、Facebook等新媒体平台的合作，发布官方信息，促进政府与民众的交流。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环境的高速变动会带来各方面的不确定性。近年来，我国社会公共危机事件不断涌现，对整个社会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事故灾难事件作为公共危机事件中的重要一类，不同于其他的突发事件——面对像自然灾害事件类的“天灾”，民众或许更多抱持悲天悯人之心，而面对“人祸”，民众则更多的是想要切实了解事故的真实情况，事件的有效处理以及事后的问责，这对政府在危机中的表现提出更高的要求。

2009年6月5日8时02分许，四川省成都市一辆车牌号为川A49567的9路公交车从天回镇行驶至北郊三环路川陕立交桥下桥处起火燃烧，造成28人遇难、76人受伤的重大突发性事故灾害。8时46分48秒，四川在线便发出了一篇题为“成都一辆9路公交车自燃，现场哭声一片”的快讯。随着各大网络的纷纷转载，其他有关该事件的信息也陆续涌现在互联网上，使得该事件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具有实效发布信息的优势，信息传播速度极快，时效性强。“6·5”事件发生后，相关信息迅速地在网络上传播开来，传播形式涵盖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Flash等，以还原事件本来面目，增强感染力和影响力，有效提高了传播的综合效果。从具体的报道手段来看，网上第一条关于事件的信息是以论坛帖子的形式发布的；随后，信息引起关注，网友们纷纷跟帖、转载、发表看法，信息继续以帖子、博文、消息、评论等形式进行传播扩散；同时，一些时间目击者将在现场拍摄的图片、视频、音频资料上传至网络，更多有关事件的信息被发布，传播的形式也更加丰富多样；紧接着，各大新闻网站跟进，以消息、通讯、特写、访谈、视频直播等形式对事件进行报道。一些网站还专门为该事件制作了新闻专题，把相关信息集合在一个页面，在不用板块下分门别类地跟进最新情况，从而提供一种全景式、立体化的报道。

“6·5”事件信息通过网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对网民和政府等机构都产生了一定影响，甚至推动了事件本身的发展进程，形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首先，网络舆论督促职能部门积极作为；由于“5·12”汶川大地震之后，有关方面特别是四川省成都市已经形成相对较为成熟的整套应急机制，并对相关重要信息的发布明确了“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因此，为在该事件中有效进行舆论的引导工作奠定了良好的民意基础。成都市政府在三天内召开的五场新闻发布会，针对网络舆论的各种质疑及时解答，及时发布有关该事件的最新消息，有效地引导了舆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对于媒体而言，网络媒体最初将事件的发生呈现在公众面前，虽然当时众说纷纭，但是网络媒体的不缺位为该事件的进一步传播开了头，并迅速形成对于焦点问题的关注，引领着权威舆论的发

出。之后，随着政府权威声音的发出，传统媒体和主流网络媒体密切跟进并配合政府行动，纷纷以开设专题或者评论专栏的方式深度介入舆论中心，使得政府主导的真实信息不断得到加强。于此同时，民间的舆论开始转载官方言论，这使得民间舆论的意见表达逐渐趋于理性，与官方舆论逐步对接，形成政府坦诚公开、媒体客观报道、公众理性回应的良好局面。

当然，网络是把双刃剑，网络舆论的影响也并不全是积极的。网络传播虽然凭借着信息量大的特点，在重大突发性事故灾害事件发生之时给民众提供了更多信息，但是由于网络危机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的相对弱化，对于无用信息，以及会对事态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的信息的管控也相对减弱，流言甚至谣言的大量扩散显然无益于事件的应对。由此，如果突发事件网络舆论非理智的成分占主导，将会对突发事件的处理产生不良的影响，从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其次，鼓励网民参与到公共事件中；在该事件中公众密切关注事件处理的各个阶段，针对每一阶段的信息以及政府发布，形成相应的每一阶段的关注焦点。网络给网民提供了一个发挥的平台，它不受时空的限制，身处各地的网民都可以近距离地参与到事件当中。通过网络，目击者或亲历者可以讲述自己的亲身感受，上传现场照片、音频视频资料。普通网民可以在线阅读新闻，发表个人评论，深入地参与其中，承担公民的社会责任。

在事件发生的初期，媒体信源不足，公众积极参与信息的搜集和发布，帮助了媒体实现对事件的再现和还原，继而引发了公众对事件原因和如何防范的讨论等。随着政府相关部门调查的展开以及主流媒体的跟进，公众舆论详细考察所得到的信息，促进政府进一步发布，同时促进了事件的逐步合理解决，网民的参与为事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搭建政府与网民交流的平台；网络传播具有成本低、受众广、效果好的优势，正是这样一种新媒体的平台，政府可以与网民有效地交流互动。此次事件后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都是在回应网上的“民情”和问责：网民提出质疑后，政府作出回应，而回应的内容又引导网上舆论进行转化，并促使网民再次向政府提出质疑。这样连续的良性循环使政府与网民不断地互动，推动了事件的发展。

近年，新媒体的政治影响力日渐巨大。新媒体似乎成了传统媒体寻找新闻线索的重要工具，一件有新闻价值的事情，总会从新媒体流向传统媒体，然后舆论监督开始起作用。成都“6·5”事件肯定了网络传播应对机制的有效作用，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面对事故灾难事件的三大主体——政府、媒体和公众达到了良性的、和谐的互动。

对于新媒体，亚马逊前首席科学家韦思岸如是评价：“过去掌握话语权的专家将蜕变为其中发言的一分子，相较以往会形成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价值格局，它将尽可能地改变人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