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意与中国古典园林

写意与中国古典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是世界三大造园系统之一，它能独树于世界艺术之林，当然有其独特之处，而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写意”正是这种独特之处的核心所在，也是世界其他园林艺术所难以企及的，而写意作为中国其他所有艺术美学共通的表现手法，也是产生园林意境的必然基础。

意境是中国艺术创作和鉴赏方面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美学范畴，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写意”一词的含义有两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仅指绘画艺术运用毛笔的一种具体技巧。第二个层面就是不仅仅对技法的追求，更多的时候他指的是一种不过分追求和拘泥于绘画对形象的摹写，而是追求赋予有限形象更深广寓意的艺术宗旨。意既是主观的理念力量，境既是客观的生活景物。意境产生于艺术创作中的两者的结合，既创作者把自己的感情，理念熔于客观生活景物之中，从而引发鉴赏者之类似的情感激动和理念联想。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写意”方法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客观合理性，他的根本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理解：第一从艺术思维层面，艺术的审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所创造的审美意象要远比语言文字线条色彩等艺术表现手段丰富得多，因此艺术作品得形象和内容本身往往既不能完全表现作者得艺术思维成果，也不能完全满足欣赏者对审美意象得要求，因此在创作和欣赏得过程中，就需要调动想象得能动力量，以便获得较实际文字和造型更丰富更生动得内容，于是“写意”得方法也就应运而生，它通过调动审美想象而突破了时空，语言，概念，形象等方面得限制，从而使得上述矛盾得以解决。第二个层面“写意”得产生根本原因其实决定于中国独特得历史文化中，而不在于对审美动作得重要意义本身，也不在乎“写意”方法是否具有诸如玄学，禅学，心学等等强调感性价值得哲学理论作为自己思维方式得源泉。“写意”产生发展得根本原因是建立在统一得宗法集权制度之上得“天人之际”体系，以及源于此得中国士大夫宇宙，人格，审美，等理想。中国古代哲学和艺术把包罗万象和永恒无际得“天人之际”体系作为自己和宇宙间一切事物存在得唯一根据，这种非逻辑得思想体系方式就决定了以意象的直观来把握自己基本的存在形式，并且在古代文化长期的发展中，不断使这种思维方式强化，以致后来愈来愈来多的向原始思维复归。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古代艺术才创造了为西方艺术所没有的“写意”方法，并在漫长的岁月中，将其渗透到士大夫生活的几乎一切领域，而园林正是士大夫生活领域中的一部分，园林写意也只不

过是这一必然结果的具体表现而已。

把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方法和艺术宗旨称之为“写意”，这只是今人从古代绘画理论中借用的说法，其着眼点当然是园林与绘画在“写意”第二个层面上的息息相通。这也是士大夫视园林为艺术一部分的原因，中国士大夫能够通过园林表现“天人”境界，完善和健全理想的人格。正是士大夫的这一目的，才使得“写意”成为园林艺术审美活中的最高境界，并在几千年中生生不息，发展程度的精微细致亦是世界上任何园林所无法达到的。因为中国士大夫文化艺术的自觉始于魏晋时期，使得园林中自觉运用“写意”方法也始于此。当时的文艺思潮是崇尚自然，加之山水诗山水画和山水游记的出现，士人园林在旨趣和艺术风格上都与传统的宫苑艺术有所不同，简单追求再现无限远大的自然景观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满足的。因为魏晋以后，人们越来越来自觉的意识到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天人之际”的宇宙体系是远非秦汉时代的哲学和审美模式所能完成的，对艺术境界的追求也由单纯建立广阔的宇宙模式过渡到对宇宙模式纵深的探求，古典园林因此被赋予愈来愈多新的宇宙理想和人格理想。此时的士人园林与秦汉宫苑那种追求与山河湖海等自然景观在形貌上一致不同，但它更注重的是通过模仿而“示意”只要能够达到示意的效果，这种模仿哪怕仅是几个字的题额之类，哪怕在形貌上与模仿对象有极大的差别，它仍可以满足审美的要求。

魏晋南北朝以后，园林艺术中运用“写意”方法的例子时时有见，园林“写意’方法的高度发展是在中唐以后，由于唐代经济文化的空前发展繁荣，隐与仕结合使得“中隐”思想流行于文人士大夫圈子里，成为士流园林风格形成的契机，随着文人参与造园活动，把士流园林推向文人化的境地，促成了文人园林的兴起，唐代涌现出的一批文人造园家，把儒，道，佛，禅的哲理融会于他们的造园思想之中，“写意”内涵不仅包括“中隐’为代表的隐逸思想，而且具有了清逸淡雅格调和丰富的涵蕴，同时写意与写实的创作方法又进一步得到深化。园林的“写意”真正发展成熟是在宋代的文人园林高度兴起中完成的，宋代文化发展的登峰造极，文人广泛参与造园活动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的种种特殊因素，固然为此次升华创造了条件，而但是佛教禅宗的兴盛，隐逸思想的转变，以及艺坛出现的某些情况，也是文人园林风格异军突起的契机，在传统文化中依然是以士大夫文化为主流，各种思想哲理当然也是通过他们的审美情趣而渗透与文人园林之中，由于完全中国化禅宗思想的盛行以及它与自然山水风景的密切联系，那

么在园林“写意”中对于禅宗的表达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宋代的忧患意识，文人士大夫的出处进退祸福无常的两难，逐渐在这个阶层中间造成入世与出世不平衡的心态，赋予他们以一种敏感，细致，内向的性格特征，而禅宗的注重内心省悟即所谓“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教义与文人士大夫的敏感细致内向特征最能吻合，从而也乐于让他们所接受，于是禅悦之趣与同居之乐愈来愈多的熔于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间，园林也就成为了其理想场所。因此宋代园林的创作方法向写意的转化必然与禅宗有着潜移默化的直接联系。宋代艺术逐渐放弃外部拓展而转向开掘内部境界，在日益狭小的内部境界中纳入尽可能丰富得内涵。能小中见大，影响及于园林更加强了对意境的追求，而不拘泥于细节描绘，强调对客体的神似更胜于形式，于咫尺的物质环境内开拓出广大的精神世界，在有限的物境中创造出无限的意境。同时禅宗思维中通过内心的观照，自觉体验而产生顿悟的思维方式渗入到宋代士大夫的艺术创作中，便促成了艺术创作更强调“意”，也就是作品的形象中所蕴涵的情感与哲理以及更追求艺术创作的主观性和自由无羁，从而使得作品能够达到情，景与哲理交融化合的境界。而园林作为他们艺术创作对象之一，综上所述的特征方面也理所当然的被他们通过“写意”完全的融会到园林创作之中。经过明清之后，虽然理学的强化使得园林写意得到了短暂的强化，但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封建社会发展的衰落，园林“写意”以逐步淡化了唐宋时期的追求，其运用也慢慢的得到了消弱！

不论“写意’在园林中如何的变换更替，但其源于本质的“写意”却始终没有动摇过，即依靠超越现实物质力量基础的意象思维去把握无限而永恒的宇宙，依靠完成对“天人”体系的把握，在这一根本点上，不论“写意”多么的精微博大充满魅力，它始终没有突破原始思维的框架，这就如同高度发达的中国封建国家仍然没有最终突破氏族血亲宗法制度一样。中国最完善而精美的封建文化艺术是世界上极为罕见的，也是任何国家或艺术难以达到的，但我们为此沾沾自喜陶醉其中时，中华民族仍然为此付出着惨重的代价，因为这所有的文化艺术内核始终牢牢的被原始崇拜支配着。而这无疑于承认我们几千年来所有的文化艺术瑰宝只不过是原始文化的精美完善，再完善的结果，我们几千年来只不过是在夜郎自大的原地行走。这却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但我们只有真实清楚的认识过去，打破那种囿于原始思维的认同机制，我们的民族才能真正的得到发展，前进。否则不论引入多少现代文化因素，我们仍然只能是传统文化畸形的延续。这也许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