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活字印刷术为什么未能取代雕版印刷术

中国古代发明了雕版印刷术，继后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通常的情况下，后起的较为先进的技术会在一段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取代了先前的技术。青铜工具全面取代石头工具，其后铁制工具又彻底取代青铜工具，是众人皆知的历史发展过程。纸质文字记录材料全面取代先前的竹简木牍缣帛记录材料，也是古代中国文字处理技术史上的典型实例。

但是，古代中国的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取代先前的雕版印刷术，两种古代印刷术一直并行兼用到清代。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的近代工业化铅活字印刷技术输入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全面地取代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和活字印刷术。技术史上的这个问题，有必要探讨清楚——回顾我们曾经走过的路，为了将来的路走得更顺畅，这就是技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和内容。

中国古代的印刷术发明现在受到了外国的叫板挑战。作为中国人，笔者会尽自己的努力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民族去实事求是地论争。而且笔者觉得这类论争很可能不是三年两载就能画上句号，不可能一劳永逸；会是一种较为持久的论争，特别是当各方都出现了新的论据资料时。为此，笔者呼吁有心关注这方面情况的中国人，今后多关心中华文化与邻邦文化、世界文化的交往，更多更全面地了解别的国家别的民族，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文明进步。再一方面，笔者认为，也要借外国叫板的这种强烈刺激因素，全面地反思我们自己的某些欠缺，这是为了努力使我们克服欠缺，走向强盛的未来。本文，通过对于我们两种古代印刷术的技术工艺比较分析，探讨技术发明和推广的各种相关因素，扩展技术史的探讨范围。

1??两种中国古代印刷术的方式比较

中国在隋唐时期就发明了雕版印刷术的四百多年后，宋朝毕昇又发明活字印刷术。应该说，是社会对印刷有了某种形式的需求，才会促动毕昇的伟大发明；也是社会对印刷术有种种形式的需求，也才会使后世的人不断选择两种印刷方式里具体采用哪一种。

笔者手里保存着一本当代的民间木刻版历书《公元1989年，廣東羅氏工农日曆》（繁简体字皆照原书），水性黑墨印刷（图一）。这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小历书虽然印刷简陋，但是版式结构比较复杂，有线条画“春牛图”，有双层圆圈内半径多方向放射的“年神方位图”，在历书的每一页，都有白地黑字的阳文和黑地白字的阴文两种文字体式。这种比较复杂的版式结构，在古代用活字排版方式不容易实现。目前存世的几件古代图文并有的佛经愿文，都是木刻版印刷品。同样，在元明清时期在民间流行的话本、剧本、小说一类商品图书，基于商业利益，有好些是有插图的“绣像本”，采用雕刻版的机会自然比活字版多。

? 木刻版，特别适用于同品种、多批次，每次少批量的商业性（书坊）印刷。比如小说，刻制好一套印版，印书出售，售完再印，无疑比活字版无法保存印版，有较大的优越性。书坊，固然是商业化的书籍生产企业，但是古代中国的商品经济总体上微弱，而商品图书的市场又只是面向知识分子文化人，这个人群在社会总人口里的比例很小，对商品图书的需求量虽然不绝于时，然而每个时间断面上对某种图书的需求量仍然不是大量，雕刻版便于保存，便于多次少量印刷，适应了古代中国的印刷商品经济状况。现在，江苏扬州的广陵古藉刻印社集中保存了我国古代遗存的印刷雕版，其中明清版片有20多万片。但是，至今为止，还没

有发现到古代活字印书版的遗存。扬州还建立了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古代印刷除了书坊印刷外（其产品在图书版本学里叫做“坊刻本”），还有政府部门（特别是学政机关）主持印书（称为“官刻本”，清代的最高级别版本是武英殿的“殿刻本”）、郡王自刻印刷（藩刻本，明代）、贵族富绅自刻图书（家刻本）。这些游离于商品图书市场之外的书本，往往对图书的外在形式和文字内容都有严格的要求，雕版术因其历史悠久技术成熟，比活字术更能得到精品书籍，得到了在非商品图书方面的优先而广泛的应用，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精美的版刻图书。

活字版图书也有自己的应用领域。这就是多品种、短工期时间里的小批量印刷。这诚如沈括在《梦溪笔谈》里介绍的，“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现代民间还有采用活字排版技术为居民印刷家谱的匠人，称为“谱匠”或“谱师”。显然，一本家谱的印刷量很小，而不同家族的家谱内容又各不相同，活字排版印刷显示了其优越性。CCTV10科教频道《见证、发现之旅》栏目报道过，浙江瑞安地区一个叫东源村的小山村里，有一大半人家都靠代客排印家谱为生计。采用棠梨木制作活字。而且，前些年为村里最大的王姓家族重修新谱时，在老族谱里发现记录着王氏在元代一位名叫法懋的先祖就是以编印家谱为营生。宗教的发愿经文，受到民间底层发愿者的财力限制，多半不可能印数很大，这为活字印刷提供了市场的需求。1965-年浙江温州白象寺塔里发现的《无量寿佛经》就是泥活字印刷品。基于对活字印刷术的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今后在中原地域的考古里可能发现的宋元活字印刷品，非书籍形式的印品可能性比书籍的可能性更大些。民间的家谱遗传，可能会比藏书家的藏书面广量大，百姓对于自己家谱的保存和传世的方式也远比对书籍更为精心，宋元时代的活字书籍“一本难求”，或许在民间家谱里会有发现。愿研究家谱的谱牒学者们和版本学者们，除了关注内容之外，把注意力也兼顾到谱牒的承记形式上来。

元初人王祯在其著作《农书》的末尾附加了《造活字印书法》，但是现今寻觅元代以前的（汉文）木活字印刷品却是“一本难求”，这反映出活字版印刷品在客观总量上不像版刻书那样多，以至后世难觅。然而，现在发现了西夏（1038-1227）文的泥活字印本书《维摩诘所说经》（1987发现）和《吉祥遍至口和本续》（1991发现）；而且现在存世标有确切印制年代的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是1377年朝鲜半岛上印刷的《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佛教图书。这种古活字印本书存世和发现的地理分布，让笔者不断考虑，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在发明活字印刷术的中原故地，元代以前的汉文活字图书“一本难求”，而在宋王朝的边地以及中国的邻邦反倒发现了古代的活字书籍。

笔者觉得，党项民族的西夏王朝和高丽民族的国家，其政权能管辖的地域范围，比中原王朝的地域范围小许多，相应地其辖下的人口也比中原王朝少得多（朝鲜半岛的总面积约21.23万平方公里，比与其相邻的中国辽宁省（15万）和吉林省（18万）的合计面积小。西夏王朝的地域范围在今天的甘肃河西走廊、宁夏、内蒙古包头以西和陕西的西北部三边地区）。而且，无论西夏王朝还是高丽王朝，其领属地域与中国中原王朝相比，也相对固定定，印刷图书的流通范围和流通数量，相对地容易估算。因而这两个王朝对于国内图书的需求，是多品种、但每次（比起中原来说）较少数量的需求模式，采用活字版印刷，对于这种需求模式来说就是一种比雕版更高效经济的适用技术方式。活字印刷术更适用于西夏和朝鲜半岛的社会情况，因此在某些历史时段里，活字印刷术在边地和邻邦、外国发展得比其发源故土还要快，是一种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包括德国的谷腾堡后来的铅活字印刷术，也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