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生死观

论庄子生死观的现代意义

内容摘要：在庄子的人生哲学中，大部分是围绕生命意识开展的。本文试图从庄子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人格因素三个方面分析庄子的生死观产生的原因，从庄子对生、对死和对生死关系

方面得出他的生死观。并在庄子对待生死的态度中汲取其积极的方面，发掘其现代意义。

关键词：庄子生死观逍遥现代意义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by Zhuang-zi’s view of life and death Content abstract:In Zhuang-zi's philosophy of life, majority of revolves the life consciousness development.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the era background, the cultural context, the personality factor three aspects to analyze the reason which Zhuang-zi's life and death view produces, to lives from Zhuang-zi, to dies with obtains his life and death view to the life and death relations aspect.And treats the life and death in Zhuang-zi in the manner to derive its positive aspect, excavates its modern significance.

Key word: Zhuang-zi ;the view of life ang death;xiaoyao; modern significance.

庄子是战国中期人，生平穷困，性格清高孤傲，不屑于权贵地位。对于他的生

平后世传之甚少，只能在一些著作中看到零星的叙述。庄子唯一传之后世的著作——《庄子》，现存三十三篇，作者并不全是庄子本人，有些可能出自其弟子或后人

之手。根据历史典籍零星的记载来看，庄子是一个悠闲的隐者，同时也是一位伟大

的哲学家。经过两千余年的洗涤，他恢弘辽阔的思想，透过《庄子》一书仍然闪

烁着智慧。作为先秦道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庄子的人生哲学围绕生命意识而展开，形成了庄子独特的生死观。

一、庄子生死观产生的原因

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形成离不开现实的土壤，庄子也不例外。庄子生死观的形成

既有其个人因素，也有客观环境的烙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时代背景的影响

众所周知，庄子生活在战国时期，“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1]，大约生活在

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之间。这是一个社会剧变的时代，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诸侯之间战争频繁，给社会民众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当时的情形我们可以在庄

子的作品中略窥一二“今世殊死者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庄子·在

宥》）；“彼窃钩者诸，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庄子·胠箧》）。

从庄子生活环境上说，庄子的家乡宋国，“为殷微子封地，是一个腐朽的领主制国家。庄子大半生所处于宋王偃时期，宋王偃是有名的暴君，荒淫无道，残杀成性，他对外与齐、楚、魏三国为敌，对内沉迷酒色，不纳忠言……最后激起公愤，被齐国联合魏、楚攻亡”[2]。在这样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下，王侯之家尚且不能自保，更何况处于社会底层的庄子呢？这样的时代背景对庄子生死观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

2.文化背景的影响

庄子生死观的形成离不开其生活时期的文化背景，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各地纷争，挟天子以令诸侯，周王室地位下降。作为当时最高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的周礼濒临崩溃，制度和道德准则的动摇，使人们的行为失去了准则和约束。人们的一切观念，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都在冲突中变革。旧秩序被破坏，新秩序尚未建立，士人阶层异军突起。积极地活跃于政治领域，往来游说各诸侯国君，各思想流派针对时弊，激扬文字，提出不同的时政解决方案，以求找到解决时弊的济世大道。儒家、墨家、道家，百家争鸣，成就了当时的多元文化。“宗教和道德精神枷锁的打开，形成了战国士人开放、自由的心灵世界，造就了一批具有强烈批判精神的思想文化巨人，士人思想意识的独立和分化为庄子的批判与超越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和学术沃土”[3] 。在这种大环境的影响下，也给庄子入世思想的形成创造了空间。

其次，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及土地私有制普遍，士的阶层发生了分化，隐士也随之较多的出现。他们大多出身为没落贵族，思想和一般庶人不同。他们对社会现状比庶人有更深刻、更直观的认识，并且主张自食其力，远离政权，独善其身。“隐士思想和行为孕育了道家学派,乃是道家风骨得以形成和滋长的主要社会根基”[3]P62。老子也是一位隐者,正如《史记》所说“老子，隐君子也”。庄子思想体系大部分继承老子，所以隐士思想对庄子思想对庄子思想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

再次，庄子大半生都在蒙地，蒙地，为“今河南商丘东北”[4]，蒙为宋国领土，宋亡后归于楚，是中原文化圈和楚文化圈的重叠之地。楚文化中更多的保留一些对死亡的本能感受。因为明了这种感受，死亡对庄子来说已经褪去了恐惧和神秘。“庄子的哲学思想是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以丰富的楚文化为背景孕育而成的”[5]。

3.个人因素

庄子哲学虽然独树一帜，与众不同，却并不是突兀的臆造，而是思想文化发展之流孕育的产儿。当然，这也离不开庄子本人的创造性思维。纵观庄子一生，始终

处于社会底层，只出任过“漆园吏”——低微的漆树管理员。据《庄子·列御寇》记载，庄子家贫，有时甚至到了举贷为生的地步。庄子向往自然，顺应自然，反对人为。但对命运的顺从，对“德”的过高期许，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他无比厌恶。庄子心中的理想社会是“其民愚可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得，猖狂妄行，乃蹈平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藏。”（《庄子·山木》）。在现实社会面前这样的理想势必会有巨大的失落，这就导致了庄子的悲态人格。（悲态人格是指面对自然、社会与人的对立，面对人不能把握的东西，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柔顺性的人格[6]）。把庄子的生平植入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庄子的出世、无为思想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特定的环境影响下，促使庄子不同于儒家“未知生，焉知死”的逃避态度，他摆脱了死亡的桎梏，用精神遨游，以求达到无界限的空间。

二、庄子的生死观

（一）对生的态度

1.痛惜生命而不厌生

在上文中也提到了战国时期混乱的社会状况，庄子也曾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无为而治，可是在战争频繁的年代，此种主张不被诸侯国君接受。庄子借用颜回和孔子之间的一个对话来说说明这个事实。颜回听说卫国国君行为专断，大肆用兵，以至于卫国的死人积满了山泽，多得像干草一样。于是颜回打算到卫国去，用仁义感化卫国国君。孔子劝他：“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暴人之前者，是以恶有其美也，命之曰灾人。灾人者，人必反之”（《庄子·人间世》）。古时候的至人,先求得自身的安定,然后才求立人.如果硬要以仁义规范的言论陈述于“暴人”面前时,恐怕就要被害了。颜回这种尴尬的境地未尝不是庄子的写照，于是庄子借子桑感叹：我的父母生我养我，当然不希望我贫困；天地无偏无私，也不会故意让我潦倒。那么，为什么我会贫苦交加，潦倒到如此地步呢？通过探求导致此种境地的原因，子桑发出感慨：“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在这种情况下也暴露了庄子无可奈何的心境。

庄子希望超越，希望逍遥处世，在庄子的世界里，现实中的人是不自由的，无时无刻都处在羁绊之中。他提出活着有“物累”、“有待”，借用骷髅之口列举人生之中种种不自由：“贪生失理”、“亡国之事，斧钺之诛”、“不善之行，愧遗父母之丑”、“冻馁之患”、“将子之春秋”（《庄子·至乐》），这些负担，每一种都是人不希望负担的。除此之外，生命还要处于文明的异化的困顿之中。“夫孝悌仁义忠信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