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学”：美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命运

“反美学”：美在后现代社会中的命运

六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陆续进入后现代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文化产业的出现和霸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形象”逐渐替代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在家为电视图象和流行歌曲所包围，出门为广告、商标和五颜六色的物品所淹没，连人自身也被流行的服饰、美容、姿态、话语和表情组装起来，改造成一个个的时髦形象。我国虽然处于发展之中，尚在为衣食温饱而奋斗，但由于商品经济的确立，整个社会已提前被消费化了，何况享用洋货、西式快餐之类的生活方式遍地滋生，覆盖全球的大众传播媒介势不可挡，无孔不入，人们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经“形象”化了。美观、名牌、新潮等文化因素已成为商品价格的第一因素，不再像过去一样只以原料和人工为成本来标价。文化与美失去了它原有的理想色彩和崇高目的，人们消费着文化、享用着美，这就是美在现时代的命运。

美学传统遭受到了毁灭性的冲击，被迫退出中心，置身边缘，“反美学”取而代之。

那么什么是“反美学”呢？波德莱尔以降，美的权威地位就越来越强烈地受到艺术家们的贬损。古典艺术把美作为一种努力加以实现，无论是优美、崇高还是滑稽，和谐总是它们的最后归宿；而现代艺术不再把美作为抵达的目标，“毋宁说是以丑、以恶、以力、以变态、以刺激情欲等等为目的而创作的。”(注1)因此，很多美学家都感叹道：

“美不是消失殆尽了吗？”(注2)尤其是遭逢二战，过去为历史、为社会、为人性而设置的种种理性观念失去了根基，西方思想家普遍以“奥斯维茨以后”这一特定话语标志这个一切乌托邦皆失效的后现代时期的来临。阿多诺有句名言：“奥斯维茨以后诗已不复存在”，可以说是穿透历史后的苦难声音。以美为核心的传统美学作为西方传统文化体系的一部分，随着整个大厦的倾覆而终结了。作为实践的“反美学”在反叛传统文化的现代主义时期（约1850—1950）已经出现，波德莱尔、马拉美、杜桑等人的创作便具有浓厚的反美学的色彩，不过在他们那儿还存在超度现实的理想维度。美国批评家哈尔·福斯特1983年编辑出版《反美学：后现代主义文化论文集》，表示出了明确的理论姿态。该文集从文化的各个层面考察了这一现象。福斯特在前言中宣称：“‘反美学’表示美学这个概念本身，即它的观念网络在此是成困难的……‘反美学’标志了一种有关当前时代的文化主张：美学所提供的一些范畴依然有效吗？”(注3)究竟它有哪些特征呢？福斯特语焉不详，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反美学”的实质。

一、理念的消失

在对“美”作最早的揭示时，柏拉图就说过，美不是“一位漂亮的小姐”，美不是“一匹漂亮的母马”，也不是“一个美的汤罐”，它是使所有这些事物在实际上成其为美的原因，即“美本身”。这也就是他所谓的“理念”，一种蕴含于事物之中，而又超越于事物之上的存在，

显现为和谐、匀称、优雅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柏拉图以后的欧洲思想史是柏拉图思想的改写，从柏拉图直到本世纪中叶，“美”一直是以他的方式去追寻，去把握的：人们或者更细致地从对象之中，或者转向主体之中去确定它的性质。到十八世纪，鲍姆嘉登明确提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Aesthetics（美学）的存在，这标志着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存在一个独立的领域，它是由美的光辉所映照的一片天地。鲍姆嘉登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以一个新的符号命名了这个世界的在场，至于其中粗浅的勾勒并不重要。康德完成了这片领域的规划与设计，以后的事大都是对此的修修补补，而难以推翻重建。康德认为人是必然与自由的统一，作为自然的存在，他是受动的，是感性、是客体，作为超自然的存在，他是自由的，是理性、是主体。对应前者康德写了《纯粹理性批判》，对应后者他写了《实践理性批判》；人是可以统一的，但面对这种两相对峙的局面，人是怎样统一的呢？康德以《判断力批判》为桥梁沟通它们。作为反思的判断力，它栖身于感性界，但又无处不指向理性界，因此，审美过程就是自然当下向人生成的过程，是人之超越、人之自由的诗意证明。此后，席勒从人的活动的层面上论证了“美是自由”这一命题，他称之为“游戏”。在《美育书简》的结尾处，他说：“在力量的可怕王国中以及在法则的神圣王国中，审美的创造冲动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一个第三王国，即游戏和外观的愉快的王国。在这里它卸下了人身上一切关系的枷锁，并且使他摆脱了一切不论是身体的强制还是道德的强制。……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这就是审美王国的基本法律。”(注4)黑格尔从实践的层面上发展了这一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