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

全球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

伴随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入，对其爆发和传播的深层次原因的探究都直接指向了现行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各国学者和政要都以不同形式发出了改革现行体系的呼吁，使其成为了近期国际经济协商的最重要议题之一。由于对现行体系的批评由来已久，要求其改革的声音也从未间断，而纵观国际货币体系的历次重大调整，无不伴随着经济形势的骤变。那么此刻是否到了重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得绝佳时机呢？可以期待的变革将以一种怎样的形式出现？中国适宜在这场变革中的确立怎样的地位与角色？本文尝试围绕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发展的最新态势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一、全球金融危机与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

（一）从危机爆发的结构性因素来看

全球经济失衡早在“次贷”危机爆发的多年前，一些经济学家就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提出了长期出现“双赤字”的美国迟早将爆发金融危机的预言。这个预言终于在市场泡沫最严重、最脆弱的一环兑现了，并给全世界经济带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时至今日，也并没有明显的复苏迹象。对于这场危机爆发的根源，尽管有的经济学家认为（Dooly等，2009），这只是金融市场失控造成的，因而只要对症下药的加强市场监管就可以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悲剧。但是更多学者认为，这场危机的病灶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埋下——如果说对“次贷”市场的过度放任是这场波及全球危机的导火索，那么在危机前，美联储为了应付上一轮的网络经济泡沫长期维持过低的利率水平，早已为这场危机埋下了隐患。长期的低利率造成的结果，一边是美国国内需求的过度膨胀、经常账户巨额赤字和流动性全面泛滥；另一边是新兴国家长期的高储蓄、高投资，经常账户巨额盈余。而最终资本又重新流入美国，资助美国成为最终消费国。这种微妙的均衡，在美国经济形势出现逆转苗头和利率水平快速攀升的情况下，立刻土崩瓦解，并显示其惊人的破坏力。而这还只是世界经济发展长期失衡造成的结构性危机因素，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推动上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源泉的逐渐枯竭[1]。

概言之，我们认为这场危机是结构性因素并增长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应对策略上来说，我们既要重视反周期的刺激计划，又要针对结构性矛

盾做出适当的改革和安排，进而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我们这里所指的结构性矛盾即是实质上以美元为中心并促使全球经济发展长期失衡的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它既是长期失衡的原因，也是长期失衡的结果，可以认为现行的国际货币体制导致了失衡的恶性循环——美国凭借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优势维持其巨额赤字而不对其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作为核心国的美国经济失衡造成外围国家的经济失衡，另一方面外围国家的经济失衡又依赖并且加剧了美国的经济失衡，如此反复不已，矛盾日渐堆积。

（二）从危机的传导机制来看——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如果说增长性因素的变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生产力发展的自有规律，那么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则更直接地从结构方面促成了本次危机。与以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南美金融危机不同，本次金融危机的波及面极广，传播速度极快。从传导机制来看的，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地是现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国。Kaminsky和Reinhart（2001）在考察了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和地区性后，提出中心国家出现危机时，外围国家将会立刻成为中心国家的泄洪区。目前的现实也很好的佐证了他们的论断。何帆、张明（2005）也论证了美元霸权主导的中心——外围构架和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从传导机制上来说，美国向新兴国家输出储备而获得资源和商品，向欧洲、日本以及石油输出国输出金融资产而获得资本。在这场危机中，很多金融资产变得一文不值，从而严重影响日、欧的金融体系。而储备价值随着美元的疲软迅速贬值、美国进口需求的迅速衰退，使得长期靠外贸拉动经济增长和积累财富新兴市场，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由于金融市场反应较快，因此在金融危机的初期，欧、日必然遭受重创（J.Cailloux,2008）；而随着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迅速蔓延，新兴市场势必受到严重冲击。可见，在目前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资本、商品流动方向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危机的迅速蔓延扩大和不断深入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实质在于，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其中心发生问题时，必然对外围带来全局的和快速的巨大影响。

（三）从应对危机的国际协调机制上看——国际金融机构

1945年，为了应对战后国际债务重新安排和国际经济重建问题，美国发起建立了极具美国和美元特色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核心是“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和“美元与黄金”的国际汇率和储备“双挂钩”体系；并辅佐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作为国际协调的组织和执行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独一无二的领导和核心地位，美国也因此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收益。同时，美国在IMF重大问题决策上的一票否决权制度则最大程度地保障了这种即得利益[ii]。

然而单一美元的国际货币体系必然无法逃脱“特立芬难题”的困境，国际经济形势的发展也提出了改革要求。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6年让步于“牙买加体系”。新体系取消了固有的“双挂钩”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的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开始并行。然而支撑新体系职能的国际金融机构及其投票权制度，自从其成立和实施开始却没有任何变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严重滞后一览无遗.

我们已经论证，美国和美元主导的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对危机的爆发和传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轮危机日益彰显出这种体系内的固有缺陷，于是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渐高涨。然而当新兴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谋求在IMF中更大的发言权时，却屡屡碰壁，尽管他们事先得到了这样那样的种种诺言。近来最明显的例子就是，4月22日，IMF正式公布了“各成员国等比例增资”方案，中国3.72％的份额并未提高。这也使得G20集团峰会时曾被广泛预期的“提高中国话语权”的期望落空。而早在4月份伦敦金融峰会前，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西方国家领袖，都表示同意扩大中国在国际金融界的作用和地位，英国首相布朗甚至暗示，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会得到显着提高，但结果都是口惠而实不至。

国际金融机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载体和执行组织机构，美国正是以其在这些机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掌握并实施着国际金融霸权。于是问题的性质就很明显：核心国已经获得的巨大即得利益，绝不甘心将其出让与他人分享。由此，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滞后就成为必然，应对危机的国际协调机制也不可能真正有效。G20公告的一纸空文就是最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