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国立西南联大之比较刍议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2 期
抗战时期国立中央大学与国立西南联大之比较刍议
罗玲
(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
摘 要：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与国立中央大学是抗战时期国内著名的两所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占
据着重要的一页。抗战促成了联大的诞生，也成就了中大的辉煌。两校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汇集了大批
从时间上看，联大内迁时间虽略早于中大，但整个过程却略显慌乱，可见联大对战争长期性认识略 显不足。中央大学的成功迁校、复课、可以说是战时内迁大学中极为幸运和成功的个案，而西南联大的 情形则与其它内迁学校较为类似。不仅整个迁校过程较为慌乱，学校的财产损失也较大。当然这也与 国民政府最高教育行政机关———教育部在抗战初期对内迁高校缺乏统一的安排和部署有一定的关系。
中央大学也得到四川当局与重庆地方高校尤其是重庆大学的帮助。中大为解决抗战时期教学设备 不足的问题，与重庆本地高校合作，例如借用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的校舍及场地。当然，中大也 时常将实验室及重要仪器设备借与重庆其他高校，甚至在重庆大学还曾出现“有事实需要，借聘中央大 学教员兼课”［8］的现象。当然，重庆作为战时首都，使中央大学比西南联大更占地利之便，国民政府在 一定程度上对中央大学的扶持略大于西南联大。此外，大量的文化名人、教育机构、科研院所云集陪都 重庆，使中央大学的学术文化环境更为浓厚。
赛的对象。［2］（ 141） 学生人数方面，两校的学生人数在抗战后期皆急速的增加。中大从迁校前的 1072 人，到 1941 年的
3153 人，较南京时约 3 倍。外加实验学校 651 人，技工训练班 50 人，共计 3854 人。［4］所开课程，由内迁 前的 524 种，到 1941 年下学期为 829 种。［4］因为学生人数的增加，院系的增设，课程的增开，教职员人数 也有了较大的增长，到 1941 年中大有教授及副教授 183 人，讲师 39 人，助教 179 人。［4］到 1944 年初，中 大有教职员 829 人，学生 4460 人。［9］（ 29）
5
4
及法律系附设司法组
学、社会学
工学院 机械、土木、电机、水利、航空、建筑、化工
土木工程学、机械工程学、电机工程学、航空
7
5
工程学、化学工程学
教育、公民 训 育、国 文、英 语、史 地、数 学、理
国文、英语、史 地、数 学、理 化、教 育 学、公 民
师范学院
10
7
化、博物、艺术，体育
训育
农学院 农艺、森林、园艺、农经、农化、畜牧兽医
毕业学生数
本科生： 约 4000 人 研究生： 60 人［11］（ 215）
无
北大 3 个： 文科研究所、理科研究所、法科研 7 个研 究所。 究所 清华大学 4 个研究所，16 个学部。 23 个 南开理科研究所有算学、物理学、化学等学 学部 部，1941 年 开 始 招 生 研 究 生，人 数
较少。［5］（ 36 － 40）
研究生教育上，中大与联大也有诸多不同。中大在抗战期间先后设立 7 个研究所 23 个学部，整个 抗战期间毕业研究生 60 余人［10］（ 210） 。联大研究生由三校分别招收，学籍不属于联大［5］（ 39） 。北大研究 生人数很少，到 1946 年夏复员时，在校研究生共 20 人，其中文科 9 人，理科 7 人，法科 4 人，毕业研究生 19 人。清华大学研究院也于 1939 年恢复，到抗战后期共有 4 个研究所，16 个学部，研究生人数至抗战 后期不过 40 人上下，至 1946 年共毕业研究生 32 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 1939 年迁到重庆南开中学 并恢复上课，前后七届共招生 31 名研究生。南开理科研究所有算学、物理学、化学等学部，1941 年开始 招生研究生，人数甚少。［5］（ 40） 联大由三校研究所设立的学部要明显多于中央大学，由研究所学部设立数 量之众，我们可以了解此三所名校仍然遵行其传统，十分注重大学在学术研究上的功能。虽然中央大学 的学术水平直逼联大，但联大研究所学部数量之众，研究精神及其研究成果，仍是中大教授们比较和比 ·20·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以下简称“联大”） 与国立中央大学（ 以下简称“中大”） 是抗战时期著名的两所 大学，也是内迁大后方高校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两所大学，他们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占据着重 要的一页。抗战促成了联大的诞生，也成就了中大的辉煌。两校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历史条件下，汇集了 大批学术大师和优秀学生，培养出大量杰出人才，两校校友在海内外各行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目前国内 学术界对抗战期间内迁高校的研究多集中在对西南联大的研究，而对同时期中央大学研究相对较少。 这主要是由于“共产党掌握政权后，建都北京，中央大学不只失去‘首都大学’的光环，更因其与国民党 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受到严重质疑乃至压抑。”［1］（ 62 － 63） 本文拟从两校迁校过程即办学环境、学校 的管理及行政组织、教育理念诸方面比较两校在抗战期间的发展情况，以期有助于深化对抗战时期我国 高等教育的研究。
6无
医学院 不分系，只分科
无
体育专修科、史地专修科、童子军专修科、畜
师范专修科、电讯专修科、
专修科
4
牧兽医专修科
师范晋修班
专科学校 牙医专科学校
研究所
文科研究所： 设 4 学部 理科研究所： 设 5 学部 法科研究所： 设 2 学部 师范研究所： 设 2 学部 农科研究所： 设 4 学部 工科研究所： 设 3 学部 医科研究所： 设 3 学部［10］（ 210）
二、办校规模： 院系的扩充与精简整合
学校院系的设置方面，抗战时期的中央大学，共设有 7 院 38 系，7 个研究所。［9］（ 29） 西南联大，共设 5 ·19·
个学院，26 个系，两个专修科（ 电讯和师范） 和一个先修班。［5］（ 36） 如下表所示：
类别
中央大学 系别
数量
西南联大 系别
数量
文学院 中国文学、外国文学、历史学、哲学
收稿日期： 2012 － 12 － 20 作者简介： 罗玲（ 1977—） ，女，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 教育部西部青年项目： 国难 中 的 大 学 与 社 会———抗 战 时 期 内 迁 重 庆 的 中 央 大 学 研 究 （ 项 目 编 号：
11XJCZH005） 。
本科生： 2440 人［5］（ 433） 研究生： 北大 22 人，南开 24 人，清华 32 人 ［5］（ 30 － 31）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出，中央大学的办学规模更大，学科设置更全，从学院设置上看，中大有 7 个学院，而联大只有 5 个学院，无医学院与农学院。中大系科的划分也更为细小。由于组成联大的 3 所 大学原先都有各自的文学院与理学院，3 个文学院和 3 个理学院不能同时都存在，只能合并为一个文学 院、一个理学院，北大、南开的法学院合并为一个法学院，南开的商学院和清华的工学院各自仅此一院， 性质不同，不便合并，仍旧单设。加上后来成立的师范学院，西南联大共设立 5 院 3 处 26 系。［12］
学术大师和优秀学生，培养出大量杰出人才。在抗战期间，两校除共同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不懈努力外，在迁
校过程、发展背景、组织形态、教育理念诸方面异多于同，各有优缺。
关键词： 抗战时期; 中央大学; 西南联大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 － 0429（ 2013） 02 － 0018 － 08
4 中国文学、外国语文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 4
数学，物 理，化 学，生 物，地 理 （ 附 气 象） ，地
算学、物 理 学、化 学、生 物 学、地 质 地 理 气
理学院
7
5
质，心理
象学
政治、法律、经济、社会、边政（ 44 年新增） 系
（ 法商学 院） 政 治 学、经 济 学 · 商 学、法 律
法学院
西南联大与中央大学迁移大后方，两校都具有较为良好的办学环境，得到地方当局的大力支持。西 南联大立足云南昆明，受益于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昆明地处西南边陲，远离抗日战争前线，有比较稳 定的学术、学习环境，有滇越铁路、滇缅公路可通国外，图书仪器进口比较方便，可以便利地了解国际学 术和科研动态。云南自 1916 年首倡护国运动后，其政治地位一直受到国人的瞩目。国民政府军政势力 直至抗日战争期间都未能涉足云南地区。云南地方当局由于同国民党嫡系间的矛盾，并出于对国民政 府强权政治和独裁统 治 的 抵 制，而 在 蒋 介 石 统 治 的 大 后 方 形 成 了 相 对 政 治 比 较 宽 松 比 较 民 主 的 地 方 政权。［7］
联大是内迁学校中迁徙距离最远的一所，其过程也较为波折。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平、津沦陷。 1937 年 8 月，教育Hale Waihona Puke Baidu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于 11 月 1 日开始上课［5］（ 2） 。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常务委员。不久，南京沦陷，武汉危在旦夕，长 沙震动。1938 年 2 月，长沙临大奉教育部之命，又西迁昆明。从 1938 年 2 月起，学校分 3 路离湘赴滇，4 月，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于 5 月 4 日正式开课。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 清华校长梅贻琦为联大常务委员，集体领导全校工作。［5］（ 2）
·18·
空。”［4］罗回南京后即吩咐学校总务处赶制五百余只木箱，以备迁校之用。［4］ 七·七事变后，罗家伦立即吩咐学校将预备好的 500 余件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先将重要的图书仪
器装箱，以便长途运输。同时派法学院长马洗繁先生和经济系主任吴干先生向重庆出发，派心理系教授 王书林先生向湖南、湖北出发，寻觅适当校址。后又派医学院教授蔡翘先生赴成都与华西大学商洽接纳 中大医学院的相关事谊［5］。八·一三事变后，中大先后三次遭到日机突袭，有人员伤亡，罗家伦亲自前 往蒋介石住处陈述迁校的必要，得到蒋首肯之后，便着手进行迁校事宜。［3］（ 441 － 459） 综合各项报告，考察结 果以重庆大学所在地较为合宜。
一、迁校过程： 一气呵成与一波三折
就迁校而言，中央大学明显比西南联大有计划和效率。时任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因为担任中国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2］（ 141） ，所以对于中国抗日的政策稍有了解［3］（ 442），“我是略略知道国防政策 的一个人，知道中枢是如何积极的准备抗日”［4］，故罗家伦深知对日本战争必然会发生，故对于中大迁 校早有心理和行动上的准备。“自从九·一八之后，跟着的就是一·二八，上海松沪之战，我就认为中 日战争是一件绝对不可避免的事。”［3］（ 443） 早在 1935 年，罗家伦专对重庆的地形作了详细考察，“我研究 一切军事、地理和经济上的条件，有迁到重庆的决心”［3］（ 44 － 50） 。根据罗家伦本人的回忆： “第一，我断定 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 过小家的应当知道 搬 这 样 一 个 大 家 的 困 难。 第 三，重 庆 不 但 军 事 上 极 为 险 要，而 且 山 陵 起 伏 宜 于 防
两校迁校过程不同，效果也大不一样。就迁校过程而言，中央大学可以说是“尽室而行”，由南京直 接迁往重庆，以租船的方式将师生、校产一口气送到四川，不仅人员可以到齐，学校图书设备也多能保持 完整。所以，“在所有迁往后方的大学之中，中大是最幸运的一所。一则是中大迁得最早，其次是搬得 最彻底，以致图书教材损失不致惨重”［6］。在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下，中央大学不仅没有因战争环境削 减其发展趋势，反而向充实、扩展与提高的道路上更迈进了一步。“虽然正当猛烈的战事，经过长途的 跋涉，我们的功课，开得还是很整齐的。我们的图书仪器，都已搬出，而且展开使用……我们教学的标 准，从那时候到现在止，还没有比在南京时降低。”［4］
联大的迁校不仅过程波折而且损失较为惨重。1937 年 8 月，长沙临时大学成立时，学校的师生只 占原来的 1 /4 左右。1938 年 2 月，学校分 3 路离湘赴滇。旅行团走了 1130 英里方至昆明，师生沿途除 了宣传抗日外，教师亦指定同学利用机会做田野调查、收集实验样本、收集少数民族社会资料，因此学生 的行进速度颇为缓慢，经过 68 天的跋涉，师生们终于在 1938 年 4 月 28 日到达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