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析论

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析论
段吉方
一
在20世纪思想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一种激进的断裂情绪。

美国学者贝斯特和凯尔纳说得好,后现代的
“后”既带有某种启示色彩,又与一种推陈出新的断裂感相联系①。

这种断裂和颠覆很大程度上与西方
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政治有深刻的话语关联,大
多数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如福柯、利奥塔、鲍德里亚、德勒兹、加塔利等都曾参与乃至被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政治深深影响,他们的经验“有助于对历史
断裂和失序的话语采取开放和接受的态度”②。

这也
恰恰是后现代主义最矛盾的地方。

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带来的断裂和颠覆感往往预示着某种新范式的天启式的开端,另一方面,它的已经破碎的和去中心的主体理论又是虚幻的。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费雷认为,在我们使用“后现代”这个概念之时,我们希望“赋予它一定的内容,赋予它一系列的道德和认识论的特性,仿佛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现在之后的世界
是什么样子。

可事实上,我们对此知之甚少”③。

这正
代表了一种普遍性的质疑。

伊格尔顿早就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问题上的种种分歧,所以,在以往的文化政治的批判实践中,伊格尔顿从不放弃对后现代主义的批判。

伊格尔顿坦言,他的注意力不在后现代哲学的颠覆与断裂本身的力量,而是在于探索作为整体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背景以及它的思想风格的矛盾性问题,他更关心作为一种思想风格的后现代主义。

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思想文化界暴得大名是有着政治上
的直接诱因的:“无论后现代主义出自其他什么地方——‘后工业社会’、对现代性的最终怀疑、先锋派的重新发现、文化的商品化、生气勃勃的新政治力量的出现、关于社会的某些经典思想体系和主体的崩溃
——它也是,并且主要是一场政治失败的后果”④。

,主要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1968年法国“五月革命”的落潮,西方社会中的政治左派所遭受的深刻的政治失败打击。

这次政治失败是对西方思想界声势浩大的激进主义思想的打击。

伊格尔顿指出,这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根源。

因为,在经过了一场几乎导致政权更迭和社会巨大变革的激进革命之后,一度群众性的、处于中心地位的和富有成果的政治运动已经停业,先锋变成了残部,激进的敏感和信念已经分裂成一方面的脆弱的悲观主义和另一方面的对无尽的差异、变动和瓦解的愉快憧憬。

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种新的思想风格的重新崛起,那就是“继续梦想一种与现有制度不同的、确与有关制度或统治的全部概念
不同的乌托邦”⑤。

后现代主义承续了这种乌托邦策
①②③④⑤同上书,第9页。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第28页。

转引自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版,第15页。

同上书,第3页。

斯蒂芬・贝斯特等:《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1页。

和对身体的热切关注,所以,后现代主义其实成功地替换了经典政治的话语方式,
以一种文化主义的话
生新的政治兴趣。

伊格尔顿认为,这些激进的形式仍然掩藏不住保守的姿态,因为,那些理论信条是怀疑论的、相对主义的、多元论的,它赞美分裂而不是协调、破碎而不是整体、异质而不是单一,它信奉的是一种多面、流动、没有任何实质性整一的后现代幻象。

在这些理论信条的武装下,后现代主义导致了惊人的思想混乱,不但后现代主义自身的思想扑朔迷离,而且人们往往着迷它所提供的歧义和不确定性,而忽略了对它的批判性质疑。

它使我们在一种理论的偏执中忽略了自己遇到的现实情况,在真实与幻象之间麻痹了思想。

伊格尔顿的批判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刻的警醒意识,他提出,如果我们不深刻地认识后现代主义的这些理论信条的根本性缘起的话,无论我们对后现代主义认同也好,批判也好,我们其实都是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奴仆。

因为后现代主义本身并不排斥批判,可以说它正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力量,我们的批判与赞美一样都是走上了后现代主义的话语通道。

伊格尔顿说,我们必须把它“间离到一定的距离之外,
使我们可以理解它的历史逻辑中的某些东西”①。

在
这种间离的视角中,伊格尔顿看到的是后现代主义更深层次的理论缺陷和思想迷误。

在伊格尔顿看来,现代主义的可疑本质。

后现代主义源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在经济基础上,它依赖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逻辑,借助于商品交换和欲望至上的法则来支撑它的价值标准和取向。

但是,市场的威力
越是将一切价值和特征肢解成杂乱的、相对的和多元的符号,越是混淆固定的本体论、嘲笑高尚的目的论,越是抽出一切坚实的基础,就越是需要加倍地抵制普遍价值、永远不变的标准和有保障的基础。

后现二
有人曾经预言,在未来的20年内将是激进分子和激进思潮的创新时期③。

因为,虽然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软调控”下,激进运动失去了曾经拥有的话语优势,但是,在现代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的进程中,激进文化运动仍然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思潮。

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指出,20世纪70年代,现代性历史中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化中心议题是:“恢复种族记忆或历史,将这种名誉恢复看作个人身份的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④。

激进话语之所以在现代性发展
中获得了这样的地位,不仅是因为“过去的仍未过
去”
⑤,而且,新的历史语境重又激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类似于种族、性别这样的激进话题在“现代生活所开辟的并且向所有的人承诺的自我的底蕴
和充分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东西”⑥。

但是,这又是
一个悖论性的命题。

一方面,在现代性的发展中,激进思潮努力创造一种能够包容大家的确定性的文化;另一方面,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整个世界的秩序——现代性——正在瓦解,一个不确定
①②③④⑤⑥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444页。

许宝强:《解殖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
页。

同上书,第152页。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商务印书馆
2003年版,第463页。

同上书,第151页。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27页。

的未来即将来到(或已经来到)”①。

更让人困惑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决裂性正是激进主义曾有的和固守的精神指向。

这正是激进主义到了20世纪晚期面临的挑战。

伊格尔顿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也是从
新的政治标识。

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的策略转移中,左派事业非但没有在像后现代主义这样的替代性政治中得到发扬光大和解决,反而变得更加艰难了。

在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差异和价值多元的呼声中,关于左派的政治事业的评价已经越来越低了。

后现代主义在高唱对立差异赞歌的同时塑造了诸多相互独立的松散杂乱的主体,这些解构了宏大叙事的统一主体其实是为一种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摇旗呐喊,喊出的是自由国家公正、伦理和均等的号子,这恰恰是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呐喊助威的形式。

因为,在自由主义者看来,要实现社会公正、个人价值和伦理美德的和谐统一,就必须依靠自由主义对社会普遍理性的瓦解。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显示出了伊格尔顿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价值观念。

伊格尔顿认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框架中,宏大叙事、大写的历史、统一主体、社会基础等普遍理性被打倒了,但另一种普遍理性——差异、片面对立、均质主体——又建立起来了,而且它的危害更大,结果是个人感性非但没有被满足,而且个人处于感性和理性的更大的分裂当中,因为后现代主义所依赖的巨大的市场逻辑之手把欲望、感性、消费推广到了极至,在无数个体对欲望、感性和消费的追逐和满足中恰恰取消了主体,从而强化了资本主义制度。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在当代文化政治中扮演的是削弱政治左派力量的角色,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恰恰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政治。

尽管杰姆逊说,把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往往使人们感到是一种“罕见的或悖论的
结合”②。

但是,伊格尔顿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模式和理论原则上对后现代主义发难。

他说:“在差异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没有最终的争论;马克思的全部政治伦理学都致力于把感逊)教授曾做过相对乐观的论述:“如果说在新历史主体不断涌现的这样一个阶段,‘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显得‘不真实’的话,那么当阴郁的现实——剥削,剩余价值的榨取,大幅度的无产阶级化,以及对此以阶级斗争的形式作的抵抗——在崭新的、扩大了的世界范围内逐渐地再次逼迫人们正视它们时,‘传
统’的马克思主义势必会再度变得真实起来。

”
④但事实上我们看到,虽然杰姆逊作了清晰的乐观判断,但一直主张“文化的是政治的,政治的也是文化的”他仍然没有向我们指明在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日益深入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将如何应对现实的挑战?若骛的意识形态形式。

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危机和信仰危机日益严峻,以致于他的一贯的斗争和批判精神都消融在了商品逻辑造就的犬儒主义和个体主义意识形态造就的自由主义神话之中。

与杰姆逊的“认知图绘”不同,伊格尔顿更多地是在具体的批判中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境遇和未来问题。

也正是因为伊格尔顿这样的现实行动,他面临的挑战其实比杰姆逊要大得多,同时他为我们提供的思想批判的力量也是有目共睹的。

这是一直以来以社
①②③④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
394～395页。

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第134页。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32页。

斯蒂芬・贝斯特等:《后现代转向》,第15页。

会主义者自称的伊格尔顿的特殊之处,所以,着眼于后现代主义思想风格,并最终在政治层面上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倾向作出诊断的伊格尔顿,更突出地表现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特色。

三 伊格尔顿从后现代主义赖以生长的晚期资本主义环境入手,在激进文化政治语境中,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出发,对后现
代主义政治取向进行的深刻批判,为我们在历史起源语境上更深刻地认识后现代主义提供了有效的批判性思考形式。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伊格尔顿那里,对一种思想的执着,对一种信仰的坚守,是如何支撑着一种批判的锋芒的。

为此,伊格尔顿也成为我们分析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界问题的一个极好的个案。

伊格尔顿对我们是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伊格尔顿的批判也存在着可商榷之处。

其中的疑点是,伊格尔顿在对后现代主义主张的差异论、反本质主义、反历史目的论、相对主义的种种信条的分析阐释中,最终走向对激进政治起源和激进政治的全面审视,这种立场是否使人完全信服?是否后现代主义的思想风格和价值取向一定隐藏着激进主义的根本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格尔顿对后现代主义激进语境的批判所包含着的思想倾向和精神动态也是一个需要我们加以冷静分析的内容。

讼纷纭的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凝聚着重大思想空间和理论空间的话题。

激进政治在当代文化和思想领域引出的话题已不单单是一种纯学术和纯政治的辩论,而是成了一个更广泛地涉及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理念和精神的思想牧地。

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就指出:“激进分子并不是院校权力的天生反对者。

而当有可能进入这些院校并或许有利可图时,他们就当仁不让了。

”①这也正应了有的学者所说的,那些从事激进文化政治研究的批评家、学者们表面上对那些学术内部和外部的权力机构进行无情的批判,但实际上“他们的姿态既是进步的,同时又是与这些机构共谋的”②。

因为,他们不但使院校生活的政治取代了大范围的政治,而且,他们越来越明显的退居姿态和越来越势利的眼光,已经越来越走向了乔姆斯基所说的对专业化权力的迷恋和掌握。

对于伊格尔顿来说,激进政治不仅是一种来自历史的苦难记忆,而且更是一种透视现实的思想路径。

伊格尔顿认为,作为一种思想风格,掩藏着激进政治的潜在动机,但其中的问题是,伊格尔顿所言的作为一种思想风格的后现代主义与激进政治只是一种思想精神上的继承还是有着一定现实政治的指涉?在这个问题上,伊格尔顿明显地语焉不详。

伊格尔顿的这个阐释缺口不可避免地也影响了他的价值取向。

在以往的激进文化理论研究中,伊格尔顿一直以一个社会主义者自居,并且对激进文化理论始终保持着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阐释方式。

但是,就在伊格尔顿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方式和理论模式突进到当代激进文化理论内部的时候,他仍然难以找到理论的较好的连接点。

所以,最终并没有在一种建设性的立场上落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所引起的批判后果。

这已经是伊格尔顿的一贯风格了——在逻辑分析和学理思辨的高度对现实的理论问题作出哲学和文化上的批判性解读。

在这一点上,他的逻辑分析和学理思辨几乎无懈可击地充满了论辩的力量,但是这一切也都包裹在一种精英化和专业化的文化主义和理论主义的绝对化倾向之中的。

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质疑:是否他对后现代主义等激进政治的批判也隐含着某种深刻的思想倾向?尽管马克斯・韦伯曾说:“对实际政治问题所持的意见,同对政治结构和党派地位的科学分析是两码事”③,但伊格尔顿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值得我们冷静分析和对待的。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理论研究”(项目编号:05CZ W003)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段吉方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钟　河
①
②
③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页。

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拉塞尔・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