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农村改革小说农民心态类型分析

新时期农村改革小说农民心态类型分析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1]在这场浩大的历史变革中，农村成为改革的突破口，农民成为改革的先锋。

因此，史学家们将之概括为“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

从八十年代开始的诸多农村改革小说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伟大的农村变革作史诗性的描绘与概括。

这些作品汇集在一起，既构成了新时期农村的社会发展史，更是新时期农民的命运发展史和灵魂演进史。

这些作品深入到改革时期中各色农民的内心世界，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情感世界、精神面貌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

在这场巨大的社会变革中，不同年龄、身份、地位、性格和文化程度的农民有着各异的心灵反映。

他们的内心世界是纷繁复杂的，呈现出四种典型心态：
（一）主动型
改革的号角一经吹响，这类农民便以积极的心态、火热的激情及昂扬的斗志迎接着这场变革，他们是农村改革的带头人和最早的精神觉悟者。

他们走在改革的最前端，各以自己大小不等的能量，为改革大潮推波助澜。

首先，一批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有能力、有魄力的农村大队干部站了出来。

如武耕新（蒋子龙：《燕赵悲歌》）、小磕巴（矫健：《河魂》）、明全（周克芹：《山月不知心里事》）、孙少安（路遥：《平凡的世界》）等。

改革提供了展示他们才能的舞台，他们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开创着自己的事业。

武耕新，大赵庄的党支部书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没有使大赵庄摆脱贫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几天不吃不睡痛苦的精神自省，如蜕皮一般，他的智慧之门打开了。

他打破“大锅饭”，安排农民搞副业，办起农工商联合公司，领导着大赵庄的人们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宏大的变革事业。

他决心改变农民的传统形象，改变千百年来的农民意识，开阔农民的精神世界。

农村干部的身份和经历使他们有着强烈的责任感，村子里的人都能富起来是他们内心深处最大的愿望！刚刚摆脱贫困的孙少安，面对那些上门向他求助的人，内心充满了痛苦：别人的困难和不幸让他心里难过，但一时又无法帮助他们。

作为同村
邻舍，他绝不能只想着自己锅里有肉，而心平气静地看着周围的人吞糠咽菜。

这种朴素的乡亲意识，使孙少安内心升腾起某种庄严的责任感来。

为了使大家都能挣到钱，他冒着极大的风险扩大砖厂，而在破产后，他首先想到的依然是想方设法还清村里人的工资，让他们有钱买化肥。

作为农村基层干部，他们的拼搏奋斗不仅仅是为自己，更多的是要改变全村人的贫穷面貌。

在改革中冲锋陷阵的另一类是不安于现状的中老年农民。

他们大多没文化，有的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好，但凭着他们的精明强悍、心机智慧，再加上急于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也在不自觉中充当了改革先行者的角色。

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创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最先富裕起来。

江路生（周克芹：《秋之惑》）办粉坊、养猪、承包果园，成了邱家桥的首户；张六指（梁晓声：《“张六指”的革命》）养奶牛、办养殖厂，拥有几十万资金，吓得地委书记惊呼：“就发到这里吧！”；宋福旺（张一弓：《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开面粉厂，产销一条龙，供不应求，是全县有名的“万元户”。

农民发家致富的愿望，经过十几年的严重压制后，在改革开放中又重新萌动并鼓胀起来。

田老茂（矫健：《老茂发财记》），村里公认的精明人，长于算计，当卖粽子、养兔、养猪、种烟叶等种种致富道路被限制并遭到批斗后，他依然没有放弃发家致富的念头，又开始偷偷地养蝎子。

就如他自己所说：“我呀，就像石头缝里的杂草，你再怎么压，我也要曲里拐弯地长，总要露头的！”[2]他们身上，虽带有时代的开拓进取精神，但更多的则是出于一种传统的发家致富的小农心理，他们的追求更多地表现在物质上，对于精神世界向现代性的转化则是不觉悟的。

江路生为了发家，迟迟不让两个女儿出嫁，不得已为女儿找女婿，也仅仅是为了留住华良玉这个技术员作发家的工具。

虽然他们的精神世界有欠缺，但毕竟用实际行动推动改革发展，相信随着改革的深入，他们也会慢慢地发生变化。

改革中另一群年轻的生力军是初高中毕业后回乡的知识青年及退役军人。

他们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走出过黄土地，接受过现代文明的熏陶，当他们从外面的世界归来，重新站在贫苦、沉寂的黄土地上时，内心深处的苦闷躁动使他们渴盼着走出贫穷与麻木，因而与改革有着天然的联系。

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与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融汇在一起，使他们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

如耿秋英（鲁彦周：《彩虹萍》）、陈春妞（张一弓：《春妞和她的小嘎斯》）、孙少平（路遥：《平凡的世界》）、
马腊腊（楚良：《玛丽娜一世》）、金狗（贾平凹：《浮躁》）、华良玉（周克芹：《秋之惑》）、田留根（浩然：《苍生》）等一大批年轻人，他们是改革一族中最具有生机与活力的群体。

他们敢闯敢干，视野开阔；敢爱敢恨，勇于斗争。

既脚踏实地，又勤于思考，奋发进取；既正视现实，又乐观向上，不畏艰难。

马腊腊一心追求经济独立、爱情自主的独立人格；陈春妞用坚定的行动彰显着自己的尊严与价值；高加林在自我实现的道路上艰难地找寻着；华良玉用科学技术耕耘着农村那一片沃土。

改革，使他们充分显示出时代新青年的个性魅力，他们或欢呼雀跃，或执着坚定，或沉默稳健，或明朗轻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心灵的自由舞动。

他们是古老大地上一股清新而强劲的自然风，是黄土地上最骚动不安的灵魂，最新型的“黄土地之子”，亦是黄土地的未来和希望。

（二）被动型
在改革中的被动心态并不是指这类农民不欢迎改革，而是指他们缺乏主动型改革者们的勇气、魄力、锐气和进取精神。

他们不是主动的呼应改革，而是被改革的大潮挟裹着，在改革者们的带领下，在时代气息的影响下，踉踉跄跄、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大潮中，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

《鸡窝洼人家》中的回回、麦绒一开始将禾禾养蚕搞副业视为“胡折腾”，一直冷嘲热讽，麦绒更不惜与禾禾离了婚。

他们心里想的是：“农民嘛，只要有粮，天塌地陷心里也不慌了。

”[3]所以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土地上，回回整天泡在地里，最大的乐趣就是看那麦浪的波动。

粮食丰收后，迫切需要钱的麦绒急急去集上粜粮，但粮价却下跌得厉害。

最后，卖粮卖的夫妻二人心急上火也不够家中的日常开支，两人终于开始思谋其他赚钱的门路，最后想到把麦子加工成挂面挣钱。

这时，他们才突然明白：以前禾禾做的是对的。

想起以前，回回十分羞愧，心里过意不去，第二天悄悄去代耕了禾禾家的二亩地……回回与麦绒的转变，是改革中农民被动心态的典型显现，在现实的挤压，时代的感召，及改革者的带动下，农民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同时也昭示着改革精神正一点一点地融进农民的心田。

被动是改革大潮中农民最普遍的心态类型，持这种心态的农民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改革者。

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能力有限，缺乏开拓性等表
层原因，也有传统文化、小农思想、历史和时代等方面的深层原因。

孙三老汉（赵本夫：《卖驴》）因为有了一头大青驴，靠给收购站当脚力挣了一些钱，可心里总不踏实，这钱像火一样烧他的手，他不知家里富了，是福还是祸。

又听说政策要“改”，更加惊魂不定，于是决心卖驴。

在市场上，孙三老汉看到庄稼人都在买牛买马，卖驴的决心开始动摇。

后又看到老兽医王志尚竟打算自己开个兽医门诊，才完全打消了顾虑，又把大青驴牵回了家。

孙三卖驴的复杂心态真切地反映了传统文化心理、小农思想及长期政策的失误对改革中农民心态的影响。

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是中国农民传统文化心理最厚实的土壤。

在农民口中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警世格言，如“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使农民在改革中采取折中调和、小心观望、浅尝则止的态度。

在农民口中一代代流传下来的警世格言，如“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进一步加强了农民的从众心理。

再加上农民性格中固有的软弱、胆小、麻木、惊人的忍耐性，使他们安于贫困，以贫为荣，甚至对钱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恐惧。

这一切都影响了变革中农民的心态，阻碍他们参与改革的积极性。

不管有些农民如何胆小怕事、固执守旧，但当他们逐渐尝到改革的甜头，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后，农民务实的本性和理性精神使他们真心实意地欢迎改革。

只是还显得有些谨小慎微，小心翼翼。

（三）保守型
充当保守角色的大多是老一辈的旧式农民，他们思想陈旧、心态僵化、行动保守，变革的浪潮也不能完全冲掉他们的旧观念、老思想，农民的保守、固执在他们身上充分显现出来。

这是一个人数不少、思想、性格和心态都非常复杂的农民群体，他们当中，既有普通农民，如王和尚（贾平凹：《小月前本》），田大妈（浩然：《苍生》），黄老亮（王润滋：《鲁班的子孙》）等，也有农村干部，如何老十（乔典运：《满票》），田老霜（矫健：《老霜的烦恼》），老庄（周克芹：《晚霞》）等等。

他们身上既有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如吃苦耐劳、忠厚善良、宽容朴实，但更多的则表现为保守落后的一面。

他们最为突出地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堕力和封建思想、极左思想的负面影响。

在改革中，他们不自觉中充当了保守派的角色，用自
己的固执阻碍着社会的改革。

田老霜，一位诚实正直而又愚昧守旧，坚强耿介而又盲从固执的农村干部。

起先，他为自己不会赚钱贫穷而害臊，“穷怎么了？穷光荣！共产党就穷！”老区长的话鼓起了他的勇气。

之后，他凭着一种农民对国家、对党、对集体的无比忠诚热爱之情工作着。

不幸的是，这种忠诚却被极左思想扭曲了。

为了他心中的集体利益，他学会了“溜墙根”，对自己的叔辈兄弟老茂的监视竟持续达六七年之久！在农村已广泛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济热潮中，他不仅不能带领群众致富，还视赚钱为资产阶级的把戏，对劳动致富的老茂当模范不服气。

他工作积极，关心社会主义的命运，但长期泛滥的极左思潮早已将他的朴实正直扭曲成盲从，将他的诚恳热情扭曲成奴性。

这种畸形的灵魂使老霜在农村新形势下一言一行都显得那样的可笑可怜，同时又是那么的可叹可悲。

田老霜身上有两个鲜明的标志：一是满屋子的奖状，一是赤裸裸的贫穷。

二者形成鲜明对比的同时，也对他的心理世界作了最生动形象地诠释。

他留恋着过去，充满了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悲哀和苦闷，在凄凉、孤独、失落中被时代抛弃。

因为他们保守，所以面对改革大潮的冲击，他们的内心世界比别人更苦闷，失落感比其他农民更深刻。

田老霜的痛苦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要承受周围人对他的不理解、不信任：老伴埋怨他把一家人折腾得难受；儿子指责他不会赚钱，光会开会训人；乡亲们对这种可恨的做法也不乏嘲笑轻蔑；这一连串的打击让他痛苦迷茫。

但更大的苦闷来自内心：“我想不通，为什么现在啥都变了？为什么现在不批资本主义了？”[4]。

农村的巨大变化对于习惯于极“左”大“公”思维的田老霜而言，这猝然的一击是如何的撕心裂肺般的痛苦难耐！接受改革，就意味着彻底否定过去，否定自我，这巨大的矛盾困惑使他无所适从，他在失落中留恋着过去，用一叠叠的奖状作为最后的精神支柱，麻醉蔚藉着他失落的心灵。

作家在为这类人物的悲剧命运唱挽歌的时候，并没有追究他们个人的责任，因为这是时代的悲剧，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这种历史造就的性格，加重了他们身上的保守色彩，以至于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阻碍改革发展的力量。

保守心态发生变化，无异于一场灵魂深处最残酷激烈的斗争。

但在这场浩浩荡荡、不可逆转的历史变革中，又有谁能不被改变呢？他们的转变是艰难的、痛苦的，可确确实实是在发生着变化。

田大妈（浩然：《苍生》）不是渐渐理解了二
儿子保根的追求与理想了吗？二爷跟着县长参观了富裕起来的城关大队以后，不也做出了让权的决定了吗？尽管这种变化是那么微小，而且还时不时地翻翻旧账，指手划脚一番，但毕竟开始变了。

（四）专制腐败型
持这种心态的人可以说是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农村的新官僚、土皇帝。

他们表面上支持改革，甚至还是改革的带头人、先行者，可实际上却把改革当成投机取巧的机会，他们长时间居于农村权力的中心，根深枝蔓，庞大的势力渗透到乡村的角角落落，农村几十年政治运动的风雨练就了他们自私圆滑、见风使舵的性格。

在新时期的改革中，他们迫不及待地投身经济市场，以改革为名继续巧取豪夺。

在软弱愚昧的乡民中，他们高高在上，享有至高的权力，从精神上、物质上，甚至肉体上欺压凌辱善良软弱的人们。

他们是宗法统治在农村的变态延伸，对农村变革和农民命运的的改变造成巨大困难。

在新时期农村小说中，作家们以清醒的现实主义和深层的文化解剖来面对农村现实情状，怀着极大的悲怆与愤怒塑造出形形色色的“土皇帝”形象。

如张炜笔下的王三江（《秋天的思索》）、肖万昌（《秋天的愤怒》）、赵多多、赵炳（《古船》），以及邱志国（浩然：《苍生》）、汪得伍、田俊亭（矫健：《老人仓》）、田中正（贾平凹《浮躁》）等人。

在权力和金钱的诱惑下，他们的灵魂完全异化，实际上已经成为农村社会有机体上的痈疽毒瘤。

邱志国，田家庄党支部书记，几十年来摸爬滚打，经历过众多的风雨。

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由本能抵制一变而为偏激、狡猾、贪婪，迅速堕落为田家庄的“土皇帝”，“他打着经济改革的旗号，实际上像狼一样吃国家的肉，啃人民的骨头！”[5]邱志国看起来是一夜之间堕落的，实际上却有一个长期演变发展的过程。

无论他有过怎样光荣的经历，始终左右着他的是一个小生产者狭隘自私的灵魂，这肮脏的灵魂借助于政治气势和专制遗风的滋养迅速膨胀起来。

他们这种投机取巧、贪婪腐败的心态在改革中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文化、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

建国以来的政治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沿袭了“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传统，存在着权力集中、官僚主义以及政治压抑等现象。

传统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强化了人们的尊从
心理，尊从权威、尊从领导和当权者。

他们的民主意识、主体意识、平等意识往往被淡化了、泯灭了。

四爷爷赵炳就是封建宗法统治的象征，他依靠宗族辈分和阴谋权术当了几十年的村支书。

他那应对事变的从容，收买人心的狡狯，逼人自戕的阴险，造孽而能自救的手段，和谐地集于一身，村里人皆敬之如神。

他那“硕大如磐”的臀部和厚实的背影，不仅隐喻着他在洼狸镇的专制统治地位，而且暗示着他在宗法社会网络中的巨大功能，从他身上的一系列文化密码上，可以辨认出这个封建宗法文化滋生的可怕的幽灵。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专制与腐败的产生也是乡民们浓厚的依附心理的必然结果。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造就了农民的依附性。

由于缺乏独立人格，他们必须依附于一个权威才能生活下去，即使没有权威，他们也要自己造一个。

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

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

”[6]乡民们胆小软弱、畏惧权势的奴隶心态培养助长了“土皇帝”们的专制与贪婪，是他们自己亲手创造出这些现代权力与封建宗法混合成的怪胎。

因此，要想根治农村的新官僚、“土皇帝”，首先要根除他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在物质上富裕起来的农民也逐渐开始了精神上的觉醒，一直受到严重压抑的人的自尊、人的平等和民主意识正在萌发。

一些觉醒了的年轻人正以他们的勇敢、聪慧、坚毅进行义无反顾地抗争。

哪里有专制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青年老得在痛苦的思索中与王三江进行着心理格斗；李芒替大家喊出了“打倒肖万昌”的呼声；田保根想方设法去揭露邱志国的贪污腐败；金狗与巩、田两家进行着不懈的斗争……经济改革带来了精神的觉醒，在搬掉肖万昌之类的绊脚石以后，精神觉醒无疑又促进了经济改革。

社会的变革，就其最根本的意义而言，就是文化的更新和变迁，是一个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和对现代文化的再造的过程。

改革大潮中农民的四种典型心态正是传统文化在不同农民心灵深处的折射。

主动型农民是传统文化的超越者，他们以超凡的勇气和艰难的拼搏给传统文化注入清新的现代气息。

被动型和保守型农民则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社会变革中的惰性作用。

传统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再加上其深厚的基础、超稳定结构以及巨大惯力，在历史转折关头有
时会明显地转化为一种历史堕力，影响着社会的变革。

而在专制腐败型农民身上则体现了传统文化的负面作用，他们同时也是传统文化的破坏者。

被动和保守心态的变化，以及对专制心态的抗争，正是传统文化在社会变革中逐步变迁、更新和再造的过程。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3.117.
[2] 矫健.老茂发财记［A］.第七棵柳树［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124.
[3] 贾平凹.鸡窝洼的人家［J］.十月，1984（2）.
[4] 矫健.老霜的苦闷［A］.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M］.上
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409.
[5] 浩然.苍生［M］.北京：北京十月出版社，1988，29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