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土耳其凯末尔改革

评述土耳其凯末尔改革

凯末尔是世界现代史上一位有影响的人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土耳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他领导土耳其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推翻奥斯曼王朝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斗争，创立了土耳其共和国。在他任总统期间(1923—1938)，为改变土耳其的落后面貌，把土耳其建成一个现代民族主义的国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实行了广泛的改革。

一、凯末尔改革的主要内容

凯末尔认为封建神权是阻止土耳其国家进步的最大障碍，封建神权已使土耳其和文明社会隔离(这里的文明是指西方文明)，封建神权已不能挽救一个国家的生存。凯末尔从政治制度、法律、教育和社会生活等四个方面对土耳其进行了世俗化改革。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治制度的最大特点是王权与神权融为一体，素丹与哈里发集权于一身。在革命时期，土尔其于1924年3月废除了哈里发制度，正式宣告土耳其封建君主专制和神权统治的结束。1928年，伊斯兰教在土耳其的国教地位被取消。

1924年3月，土耳其政府废除了宗教法和宗教法院，确立了国民议会的立法地位。同年4月20日，又颁布了以民主共和制为指导的国家根本大法———《土耳其共和国宪法》。1926年2月，国民议会通过了根据瑞士民法草拟的土耳其民法，民法为以宗教为主导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新的行为准则。

在旧土耳其，教育被教会所把持，虽然也有一些现代学校，但宗教学校仍占多数。1924年，大国民议会颁布教育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法令，规定学校必须向教育者提供非宗教的现代化教育。在社会生活方面，1925年9月，政府

公布法令，凡是没有正式宗教职务的人，一律不许穿宗教袍服或佩戴宗教徽章，所有政府人员要穿戴世界文明国家所通用的服饰，即西服和礼帽。1925

年11月底，政府又公布一项新的法令，要求所有的男人都要戴礼帽，凡是戴费兹帽的将要按刑事论罪。1925年11月26日，废除旧历，正式采用西方的历法和纪元，还确立了以24小时的国际时钟为唯一合法的计时法。

凯末尔在打击封建神权的同时，还进行了经济改革。1923年，凯末尔在

一篇演说中提醒他的国民:“至今，我们的军队所取得的胜利不能被认为已使我们的国家得到真正的拯救，我们还应该为取得科学和经济方面的胜利而作

好准备。”《经济公约》于1923年2月在伊兹密尔举行的经济大会上通过，土耳其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支持和保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33年，土耳其开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二、凯末尔改革成功的原因

第一，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适应并推动土耳其社会前进的客观潮流。改革并不是某个先知先觉头脑中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从18世纪末叶起，土耳其人民在外国军事、政治、经济侵略渗透面前，逐步意识到

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同西方的差距，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从而

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改革运动。从苏丹塞利姆三世(1789-1808年在位).的改革到马赫穆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的改革，从坦齐马特改革运动到新奥斯曼人的立宪运动，直到青年土耳其党人推翻苏丹专制统治的运动，改革浪潮汹

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

其次，反改革的社会力量不断被削弱，有的被赶出了历史舞台，有的被迫放弃了所占有的部份阵地。1826年苏丹马赫穆德一举歼灭了反改革的顽固堡

垒耶尼切里兵团，从而为改革顺利进行廓清了道路。坦齐马特时期涌现的世俗学校、世俗法庭，打破了伊斯兰教会对教育、司法的垄断。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政治生活中突破伊斯兰教规的现象频繁。妇女开始参与公共生活，巴尔干战争时期甚至有妇女在医院担任护士，不戴面纱。报纸开始谈论妇女权利。1913年有一家报纸甚至敢于刊登一组文章，讨论先知穆罕默德是否癫痫病人的问题，竟未受到惩处。而仅仅在四年以前，首都《新报》却因在穆罕默德诞辰当天的首页未登颂扬先知的祁祷而遭封闭。这种变化意味深长，表明伊斯兰教势力确实在衰退，有利于改革的发展和成功。

再次，关于国家，政权建设等一些新的思想观念逐渐渗入土耳其社会。1839年的改革诏令第一次使用了祖国的概念，翌年官方报纸更进一步使用了“祖国和民族”的提法。当然，它暂时还是同“宗教和国家”的概念并列，并位居其后。1876年苏丹穆拉德五世的即位诏书里仍讲“祖国、国家和民族”，只是把祖国放在“国家”之前罢了。人民是国家的公民而非宗教公社成员的概念，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概念等等都在此期进入土耳其人头脑。著名土耳其史学者R·H·戴维森在探索凯末尔改革的思想渊源时，一共列举了坦齐马特时期思想观念的12种变化。

综上所述，可见凯末尔改革是18世纪末以来土耳其社会长期演变的必然结果。许多研究者都十分明确地指出了凯末尔改革和19世纪改革运动之间的因果联系，认为凯末尔改革继承了此前几代改革家和民族主义者所积累起来的智慧财富。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同样清楚的是，凯末尔改革并不仅是19世纪改革的继续，而且也是对它的否定和扬弃。不承认这点就无法解释，为

什么过往的改革，包括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改革在内，大都收效甚微，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唯独凯末尔改革成果卓著。

三、凯末尔改革的历史作用。

凯末尔在其执政期间利用他总统的权力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对土耳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生活等方面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深刻的社会改革。其改革的性质是反封建、反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这次改革使土耳其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在土耳其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巩固和发展了民族的独立，而且加速了土耳其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是土耳其民族的一次飞跃。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凯末尔所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首先是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作为行动的最高准绳的。因此他的改革难免带有阶级的局限性。他反对工人运动，镇压农民起义，他所宣扬的民主同样具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和虚伪性。但是我们不应苛求于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也不应因此就否定凯末尔改革的进步作用，他基本上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正如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所指出的，不管大家对于凯末尔所有的看法如何，“有一点总是无可争论的:在正当土耳其人民处于他们历史上最阴暗的时刻，凯末尔主义革命给他们带来了新生和希望，使他们重新获得了活力和自尊，不仅带着他们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独立的道路，而且走上了更加稀罕，更加珍贵的自由道路。”

参考文献

1、毕健康：《土耳其国家与宗教——凯末尔世俗主义改革之反思》，《西亚非洲》，200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