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祥旭考研辅导】中国古代文学之魏晋南北朝的辞赋

魏晋南北朝的辞赋、骈文与散文

魏晋南北朝文坛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其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突出：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句式结构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赋体也趋于骈化。

第一节别开生面的魏晋文坛

一、“以气质为体”与“以情纬文”。

（一）沈约将建安文风归纳为“以气质为体”（《宋书·谢灵运传论》），气质体现为个性，文学更注重个性表现。曹丕“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陆机“吐滂沛乎寸心”（《文赋》）建安辞赋、书信、诏令等的创作，既表现为对旧体载的改造，也表现为强化应用文的文学性，开其后文章创体增类、标能竞才的风尚。

（二）刘勰“气爽才丽”评魏三祖（《文心雕龙·乐府》），“气爽”与“才丽”结合，是建安群才共同特点。沈约：“二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宋书·谢灵运传论》）建安文章重“气质”，故对藻饰讲求情辞相称，为后世建立了“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典范。

三、曹操教令有通脱之风，思想无所顾忌，行文风格不拘常例。如《让县自明本志令》自述身世志愿，恳切坦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因称心而言，流动率真之气，易带个人色彩。

四、曹丕、曹植的书札。写作动因似无具体事由，内容多抒当下的悲欢契阔之情，裁书叙心，情文并茂。如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曹植《与吴季重书》、陈琳《为袁绍檄豫州》、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曹丕“元瑜书记翩翩，致足乐也”（《与吴质书》）。“乐”，透露出创作与鉴赏双方对作品文学性的瞩目。

繁钦《与魏文帝笺》、吴质《答东阿王书》、应璩《与侍郎曹长思书》增加用典和骈偶成分。从总趋势上看，建安文有从辞清志显到藻饰渐繁的过程。

五、词赋。

（一）词赋的新局面—抒情小赋，拓展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的发展方向，魏晋之际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情感表现领域扩大，作者表现力在个性化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深化。如王粲《登楼赋》。

（二）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强化，涌现体物写志佳作。如曹植《洛神赋》向秀《思旧赋》阮籍《猕猴赋》鲁褒《钱神论》刘伶《酒德颂》陶潜《归去来兮辞》。

（三）大赋体式功能的调动。

1、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与汉代不同的是，它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赋》及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山居赋》等。

2、汉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一般这类文字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魏晋后大赋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作品命题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如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

六、魏晋刑名、老庄兴盛，道佛二教发展，形成春秋战国后又一个思想活跃期。谈辩之风影响文章，赋体出现辩难之作和以思理见长作品，包括探讨玄学或寄寓佛理。

（一）但最能凸现这一时期论辩风采的，则是论辩文。论辩文至魏晋出现高潮：

1、主题广泛，有研寻哲理、衡论宗教、品藻人物，箴贬风俗、讨论礼制等内容；

2、名家辈出，并形成具时代特征的风力，嵇康《声无哀乐论》、王弼《易略例》、何晏《无为论》与《无名论》。章太炎《论式》“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达，可以为百世师”。嵇康成就最杰出，其论辩文多涉及当时重要玄学论题，析理缜密，辞喻丰博，兼宗名法家与道家论理特长，精核不失之苛察，通贯不失之虚浮。

第二节南朝美文的衍化

一、南朝文坛沿魏晋以来文章追新逐丽的趋向继续发展，并有阶段性特点。刘宋时情采魅力焕发，抒情体物的华章美文繁盛，文风密丽不乏疏朗；齐梁后踵事增华。

二、傅亮——骈俪句法的美富，如《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

三、“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鲍照。

（一）谢灵运诗歌“才高词盛，富艳难踪”（《诗品序》），赋与文也是如此。

1、山水题材—《岭表赋》、《长谿赋》、《山居赋》，状物写景巧似，选字修辞清新，与其山水诗呼应。如《岭表赋》“顾后路之倾巘，眺前磴之绝岸；看朝云之抱岫，听夕流之注涧”。

2、《山居赋》以汉大赋规模铺写隐居生活，文体上创新：以散体笔调作自注，对后世散体山水游记有导源滋养之功。

（二）颜延之骈文以典丽缜密见长，用典繁博，修辞巧丽，代表作《赭白马赋》、《陶征士诔》等。《赭白马赋》序及正文几乎全为偶句，有雕缋过甚性情隐没之憾；《庭诰》通体骈丽，文风整饬。

（三）鲍照以奇峭之风运妍丽辞，《芜城赋》、《登大雷岸与妹书》是奇丽风格代表。

四、史传文学。

（一）晋陈寿《三国志》和宋范晔《后汉书》。陈寿叙事议论，高简有法，质而不野，如《诸葛亮传》末“评曰”。

（二）范晔有心合史职与文才于一体，尤其纪传论赞部分，对偶工稳，辞采润泽，声律协畅，富篇翰之美。

五、“深得文理”—《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具议论文性质，采用骈文体裁。东晋葛洪《抱朴子》有骈偶成分，但不完全。刘勰汲取魏晋来以骈俪偶语论事析理的经验，使骈文说理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文学实践与其折衷通变文学思想相合，而其理论建树也植根于创作心得。如《物色》篇赞：“水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纲。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纪昀：“诸赞之中，此为第一。”

六、齐梁时，文学“新变”意识对文章体貌的影响：

（一）永明声律说兴起。《南史·庾肩吾传》：“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其“新变”的意义是揭示四声协调的规则，并自觉运用到诗文创作上，变以往自然巧合为人工声律，开启诗文格律化道路。永明声律说对诗体转变影响，形成“永明体”；对文章韵律之美也强化，写作更重声调谐和美。

（二）文笔之辨的深入。文笔之辨发生于宋齐。

1、颜延之：“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文心雕龙·总术》引）肯定“笔”的文学性，将经典与文笔分别对待，反映文学自觉意识；

2、文与笔如何区分：“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有韵与否是标准；梁萧绎：“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篇》）对原来文笔之辨纯形式标准有所超越，由于追究的是“文”的实质，因而兼容文笔。

（三）不拘常体的呼声。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张融：“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门律自序》）“常体”从前代作品中归纳出的定式，而好“不阡不陌，非途非路”及“不文不句”的创作方式。

1、齐梁文章善于在题材风格上翻新出奇。

（1）江淹《别赋》与《恨赋》抒情小赋。《恨赋》“孤臣危涕，孽子坠心”《文选》李善注：“心当云危，涕当云坠，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

（2）任昉文虽多出于应酬，但措辞得体，骈文技法高超，与沈约并称“沈诗任笔”之誉，如《奏弹刘整》。

（3）孔稚珪《北山移文》在俳谐性杂文中有代表性。

2、诗体赋是对赋的抒情化或诗化的进一步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