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和中国古诗的意象分析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和中国古诗的意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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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格式塔心理学美学是国外学者用心理学方法分析文艺作品的一种美学理论，本文试图把这种文艺批评方式和中国古代诗歌意象分析方法联系起来，找到二种理论可以互阐互释的结合点，作一些比较。

关键词：格式塔；异质同构；顿悟；意象

1 格式塔心理学美学

格式塔心理学是当代西方从心理的角度研究文学、美学等的一个重要流派。“格式塔”是德文（Gastalt），意译为“完形”。所以格式塔派，也称“完形派”。其早期代表人物为韦特默（Max Warthaimer,1880～1943）、考夫卡（ Kurf Koffka ， 1886 ～ 1941 ）和苛勒（WalfgangKohler,1887～1967）。他们提出文艺心理学的整体论观点，整体不等于部分的总和，整体先于部分而确定部分的性质和意义，如果作家不能把握事物整体，不了解全貌，就不能创造或欣赏创作。格式塔心理学美学认为，艺术作品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经过作者准确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与暗示，却能与读者的心理结构形成某种微妙的联系，从而让读者看到整座冰山的真实面目。以后还有格式塔派的信徒和支派的创始人勒温（Kurt Lewin,1890～1947）提出“场”的理论。他认为人的生活空间有纵有横的范围，有历史和社会的情境，人生活中的整个情境就是由自我和他的心理环境构成的。环境中的人也就是含有相互作用的部分的场，也就是影响创作的情境。美国学者鲁道夫·阿恩海姆是格式塔心理学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格式塔心理学派的两大基本要义：“异质同构(同型)论”和“整体论”，对我们进行中国古代诗歌之意象分析是有帮助的。

2 “异质同构”与意象选择

诗歌的创作十分讲究含蓄、凝练。诗人的抒情往往不是情感的直接流露，也不是思想的直接灌输，而是言在此意在彼，写景则借景抒情，咏物则托物言志。这里的所写之“景”、所咏之“物”，即为客观之“象”；借景所抒之“情”，咏物所言之“志”，即为主观之“意”，“象”与“意”的完美结合，就是“意象”。

它既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又是诗人审美创造的结晶和情感意念的载体。诗人的聪明往往就在于他能创造一个或一群新奇的“意象”，来含蓄地抒发自己的情感。意象选择的准恰与否直接关系到一首诗歌的写作，并将影响到它的成功。我国古代诗歌尤其是抒情诗当中包含了无数意象，而不少意象又在历代诗人中间不断重复使用，沿袭旧意，另出新意，显示出意象的递相沿袭性和歧解多变性。那么，就一些相当有代表性的诗歌意象来说，它受到长久不衰的青睐的根由何在呢?格式塔心理学独具匠心的“异质同构”说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异质同构”，字面义就是不同内含的事物具有相同的结构式样。最初，它在格式塔心理学创始人韦特默、考夫卡、苛勒等人那里不过是一个心理学名词，标指客观物理性的结构力场、大脑中的生物电力场与心理活动过程中的心理场之间相互对照、感应和转化的关系。

这种说法初步指出心、物之间相互沟通的可能以及创造力的发端，但是却未能更进一步，尤其是没有就文学艺术间题深人，仅仅限于一般心理的研究。在后继者阿恩海姆那里，他着重强调心灵的作用和事物的表现性，发展“异质同构”为外部事物、艺术式样、人的生理知觉(尤其是视知觉)以及心理情感之间存在着某种根本的统一(如前引文所述)。阿氏以此来解释审美经验的形成，他在《艺术与视知觉》当中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谈“表现性”，认为“只有具有表现性的视觉对象，才可能成为艺术创造的媒介。”“事

物的表现性，是艺术家传达意义时所依赖的主要媒介，他总是密切地注意着这些表现性质，并通过这些性质来理解和解释自己的经验，最终还要通过它们去确定自己所要创造的作品的形式。”[1]格式塔心理学认为艺术知觉过程是知觉对象与知觉主体互动的结果，在对象的刺激和主体的能动感知相互作用达到契合交融时，表现性就产生了，艺术创作的大门也就徐徐打开了。

我们知道，中国古人特有的文化心态决定了他们不同于西方擅用逻辑理性思维达到认识事物目的的外向性特质，而倾向于认同主客同一，天地万物圆融不分，物各有性，也即万物于人的感受之外自有其生香活意。此一生香活意显然与阿氏的“表现性”不谋而合，这就为中国古代诗歌意象的选择、共鸣的产生提供了必然性的前提。审美心态由是生发，在实际创作中，意象的选择又充满了偶然性，即诗人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即景会心”、“遭际兴会”、的结果，而并不是理性分析、比较后的谨慎选取。另外，意象一经使用成范例以后，又往往具有沿袭性、继承性，从而在历史发展中积淀为某种思维定势和心理习惯，于是出现同一意象在文学史上屡用不倦的情况。

诗以“梧桐”这个典型意象为例分析，在古典诗歌中它往往是离忧、乡愁、相思和闺怨的寄托物。如王昌龄《长信秋词》：“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写的是被剥夺了青春、自由和幸福的少女，在凄凉寂寞的深宫里，形孤影单、卧听宫漏的情景。诗歌的起首句以井边叶黄的梧桐破题，烘托了一个萧瑟冷寂的氛围。元人徐再思《双调水仙子·夜雨》：“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以梧桐叶落和雨打芭蕉写尽愁思。还有更熟悉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李清照《声声慢》）写尽了作者生活的孤独。

可以说梧桐树的自然生长过程，尤其是落叶的场景，与人世间的孤独、离散在人心中引起的心理力的延伸与收缩显然是可以相互沟通、吻合、同一，所以特别容易勾起文人对孤独的处境抒发相思、愁怨的情绪来。类似的意象像月、黄昏、落日、晚钟、夜雨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国诗歌感伤美学的柱石，皆可拿来作为“异质同构”的佐证。

需要指出的是，意象的选择笼统说来虽然是由于相同力的结构图式在特定情景下的心物契合，但是意象是具有偏义性的，外部世界的多样性、主观心灵的限时性和文化自身的制约性决定了诗人对意象的发掘往往只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兼及一面而不及其余，也就是说意象具有感受局限性、思维定向性和历史积淀性。我国古代诗歌中大量以松、竹、梅为中心意象的诗篇偏于用来表达伦理志向、胸襟抱负而缺乏纯审美体验的现象就不能仅用“异质同构”来说明，恐怕还有更为重要的民族文化心理因子。

3 “顿悟”、“直觉”与意象生成

如果说以表现为基础的“异质同构”只是对美感的产生提出了一种比校有说服力的假设的话，那么有必要对意象生成的深层心理机制作进一步探讨。结合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实践，我们把眼光停留在格式塔心理学家苛勒、考夫卡所提出的“顿悟”理论上，这一理论从思维方法着眼解释人(包括动物)的创造性的起源，却不料与中国传统的文学思维方法狭路相逢。苛勒的“情景一顿悟”理论建立在大量人猿实验的基础之上，最早见于他的《人猿的智力测验》(1927 年)一书。他认为，客观的条件与主观的愿望之间的差距与障碍构成了充满张力的“紧张”情势的格局，主体的心理趋向因此被激发，并急于释放。在对整个情景做直接考察和审视之后，“突然，一种新的完形过程完成了，在大脑的电火光石中，一切关系被重新调整和改组，一幅新的图景闪现出来，一种合目的的新的格局被创造出来。主体的心理能量在这重建过程中得到了释放。”[2]这里的“突然”之根据即在于“顿悟”。顿悟乃是相同或相似的力的结构图式急于去适合所产生的迫切要求，在诗人那里表现为思维的高度紧张与情感的高度激活。苛勒的思想在阿恩海姆那儿得到进一步发挥，他的《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讨论中心即在此。他将人在特定情景中的思维称作“直觉认识”:“直觉认识发生在一个各种‘力’之间发生自由相互作用的知觉领域内。”[3]阿恩海姆还从苛勒“心理行为”概念引导出“心理意象”这个概念，强调知觉形象并不是对物理对象的机械复制，而是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