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思潮讲义——第四章

第四章变法维新思潮的发展

一、康有为和变法维新思潮的高涨

（一）甲午战败和变法维新思潮的兴起

梁启超言：“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甲午战争中，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为“蕞尔岛夷”的日本所击败，割地赔款，创剧痛深，战时的虚骄自大，被惨败带来的震惊和耻辱所代替。《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各种显而易见的灾难更引起人们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担忧。甲午战后，列强通过政治借款、金融投资和在华设厂，加深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随着经济附庸地位的加强，中国政局日益为列强所控制。以掠夺矿产和铁路主权为中心而掀起的瓜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更是置中华民族于火薪之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民族危机空气严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统治者的麻木不仁和加倍的奢侈腐化。而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广大老百姓，尚未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铺天盖地的赔款摊派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又将他们抛入绝境。“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亡国无日的恐惧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激起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人们痛定思痛，除了抨击统治者的腐朽之外，亦引发了对甲午惨败原因的探讨，对祖国命运的思索。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标志着以富国强兵为招牌，沸沸扬扬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的破产。长期以来，对洋务派学习西方“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的批判，由此找到了事实依据，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观逻辑得到了历史证实。另一方面，日本的

获胜从反面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中国的“变法图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同时作为参照物，也反照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以及“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国”。所有这些，促使关心祖国命运的有识之士，在批判洋务运动之余，产生了对固有文化的怀疑，认为“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都应“改弦易辙”。认识到“研究西洋文化实为匡时治国的要图”。“变法图存”由此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伴随甲午战争后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以及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共识在戊戌前后逐渐汇成一股思想潮流即变法维新思潮。在民族危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嬗变、西学东渐诸多因素的推动下，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心态的驱使下，这股思潮所体现的社会要求，并没有局限于某一阶级或阶层的范围，而是与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救亡图存和追求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代表了各个阶级、阶层的爱国人士、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同样，变法维新思潮的主体借助了早期维新思想家对洋务派的抨击和已积累的思想材料，但又不像早期维新思想家那样：在提交变法方案时，仅仅是一些具体措施的简单拼凑，既缺乏坚实的历史论证，又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他们不再停留于对“变法”作一般空泛议论，也不局限于单纯的著书立说和局部改良，而是发起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变法维新和思想启蒙运动。

1895年的“公车上书”就是维新派采取的第一次政治行动。“公车上书”是在全国上下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巨大声浪中爆发的。1895年春，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时，传来了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举人们大为震惊，纷纷到都察院请愿。康有为抓住这个时机，派其弟子梁启超等邀请18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宣读由康起草的上皇帝万言书，即《公车上书》。上书中，康有为痛陈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说明只有“变法”才是“治本”的“立国自强之策”。并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以及富国、养民、教民、设议郎等主张。它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一切重要主张，并将它们从分散的孤立的形态构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不独如此，“公车上书”本身就具有开创意义，它冲破了清朝严禁知识分子干涉时政的成规。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公车上书”内容的不胫而走更引起巨大震动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以致“遍传都下，士气愤涌”。此外，经历这一事件的1000名举子，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不乏爱国热忱，作为士，他们是政府官吏的后备军，在地方上“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他们未必唯康有为马首是瞻，也不一定赞同他的主张，但传统文化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殷切期望，使他们不可能对祖国的危难漠然视之。经历“公车上书”这一非常举动的洗礼，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维新思潮直接、间接的传播者，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参与者。且不说日后执变法维新思潮牛耳的康有为及其高足梁启超、麦孟华等，像四川举人杨锐，其政治

态度虽与康梁有别，但不失为维新运动中的一员骁将，最后为维新运动献出了生命。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启蒙学者的江苏举人俞复、贵州咨议局议长乐嘉藻、曾列名保国会后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钟荣光等。俞复以“公车上书”为其一生事业的转折点。从那以后，他开始投身于近代教育和出版事业。1898年他偕同吴敬恒等在江苏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1902年又创建文明书局，培养了陆费逵、陈旋鄂、沈鲁玉等一批优秀企业、学术人才，并亲自编纂发行乐小学用的《蒙学课本》，系我国教科书事业的始祖之一，这些举动与其在“公车上书”中萌发的维新思想不无联系。贵州举人乐嘉藻参与上书后，旋即“自费去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与友人日夕探讨新学”，成为贵州近代教育、新闻事业的中坚和地方立宪运动的首脑。以上诸人投身于变法维新运动，虽与他们个人经历和所处环境有直接关系，但“公车上书”不失为一有力的推动因素。“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总之，如果说，甲午战败后，举国思变，人咸维新成为一种气氛，汇成一股潮流的话，“公车上书”无异于为这股潮流打开了闸门。从此，变法维新思潮以不可遏制之势发展起来。作为“公车上书”的组织者康有为因此而声名大振，在整改维新思潮中取得了领袖的地位。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怡，广东南海人。出生于封建官僚世家，少年曾师从粤中名儒朱次琦，朱“扫去汉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的治学路数，使康有为深受影响，以为“圣贤为必可期”，“天下为必可为”。使他摆脱了汉学的笺注烦琐，而期于“济人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