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思潮讲义——第四章

第四章变法维新思潮的发展
一、康有为和变法维新思潮的高涨
（一）甲午战败和变法维新思潮的兴起
梁启超言：“唤起吾国四千余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甲午战争中，作为泱泱大国的中国竟为“蕞尔岛夷”的日本所击败，割地赔款，创剧痛深，战时的虚骄自大，被惨败带来的震惊和耻辱所代替。

《马关条约》的签订和各种显而易见的灾难更引起人们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担忧。

甲午战后，列强通过政治借款、金融投资和在华设厂，加深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随着经济附庸地位的加强，中国政局日益为列强所控制。

以掠夺矿产和铁路主权为中心而掀起的瓜分“势力范围”的瓜分狂潮更是置中华民族于火薪之上。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民族危机空气严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统治者的麻木不仁和加倍的奢侈腐化。

而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广大老百姓，尚未医治战争所带来的创伤，铺天盖地的赔款摊派和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又将他们抛入绝境。

“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

”亡国无日的恐惧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激起了人们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

人们痛定思痛，除了抨击统治者的腐朽之外，亦引发了对甲午惨败原因的探讨，对祖国命运的思索。

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标志着以富国强兵为招牌，沸沸扬扬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的破产。

长期以来，对洋务派学习西方“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的批判，由此找到了事实依据，早期维新思想家的主观逻辑得到了历史证实。

另一方面，日本的
获胜从反面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明治维新的成功为中国的“变法图强”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样板。

同时作为参照物，也反照了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以及“故步自封的不足以救国”。

所有这些，促使关心祖国命运的有识之士，在批判洋务运动之余，产生了对固有文化的怀疑，认为“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都应“改弦易辙”。

认识到“研究西洋文化实为匡时治国的要图”。

“变法图存”由此成为社会的一种共识。

伴随甲午战争后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以及对西方文明认识的深化和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这种共识在戊戌前后逐渐汇成一股思想潮流即变法维新思潮。

在民族危机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嬗变、西学东渐诸多因素的推动下，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心态的驱使下，这股思潮所体现的社会要求，并没有局限于某一阶级或阶层的范围，而是与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救亡图存和追求国家富强、社会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代表了各个阶级、阶层的爱国人士、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

“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

”同样，变法维新思潮的主体借助了早期维新思想家对洋务派的抨击和已积累的思想材料，但又不像早期维新思想家那样：在提交变法方案时，仅仅是一些具体措施的简单拼凑，既缺乏坚实的历史论证，又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

他们不再停留于对“变法”作一般空泛议论，也不局限于单纯的著书立说和局部改良，而是发起了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变法维新和思想启蒙运动。

1895年的“公车上书”就是维新派采取的第一次政治行动。

“公车上书”是在全国上下反对签订《马关条约》的巨大声浪中爆发的。

1895年春，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参加会试时，传来了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举人们大为震惊，纷纷到都察院请愿。

康有为抓住这个时机，派其弟子梁启超等邀请18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宣读由康起草的上皇帝万言书，即《公车上书》。

上书中，康有为痛陈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说明只有“变法”才是“治本”的“立国自强之策”。

并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以及富国、养民、教民、设议郎等主张。

它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早期维新思想家们所提出的一切重要主张，并将它们从分散的孤立的形态构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不独如此，“公车上书”本身就具有开创意义，它冲破了清朝严禁知识分子干涉时政的成规。

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

“公车上书”内容的不胫而走更引起巨大震动和广泛的社会影响，以致“遍传都下，士气愤涌”。

此外，经历这一事件的1000名举子，既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又不乏爱国热忱，作为士，他们是政府官吏的后备军，在地方上“具有人们所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

他们未必唯康有为马首是瞻，也不一定赞同他的主张，但传统文化强烈的入世精神和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殷切期望，使他们不可能对祖国的危难漠然视之。

经历“公车上书”这一非常举动的洗礼，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维新思潮直接、间接的传播者，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参与者。

且不说日后执变法维新思潮牛耳的康有为及其高足梁启超、麦孟华等，像四川举人杨锐，其政治
态度虽与康梁有别，但不失为维新运动中的一员骁将，最后为维新运动献出了生命。

还有后来成为著名启蒙学者的江苏举人俞复、贵州咨议局议长乐嘉藻、曾列名保国会后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钟荣光等。

俞复以“公车上书”为其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从那以后，他开始投身于近代教育和出版事业。

1898年他偕同吴敬恒等在江苏创办无锡三等公学堂。

1902年又创建文明书局，培养了陆费逵、陈旋鄂、沈鲁玉等一批优秀企业、学术人才，并亲自编纂发行乐小学用的《蒙学课本》，系我国教科书事业的始祖之一，这些举动与其在“公车上书”中萌发的维新思想不无联系。

贵州举人乐嘉藻参与上书后，旋即“自费去日本考察学务”，归国后，“与友人日夕探讨新学”，成为贵州近代教育、新闻事业的中坚和地方立宪运动的首脑。

以上诸人投身于变法维新运动，虽与他们个人经历和所处环境有直接关系，但“公车上书”不失为一有力的推动因素。

“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举”。

总之，如果说，甲午战败后，举国思变，人咸维新成为一种气氛，汇成一股潮流的话，“公车上书”无异于为这股潮流打开了闸门。

从此，变法维新思潮以不可遏制之势发展起来。

作为“公车上书”的组织者康有为因此而声名大振，在整改维新思潮中取得了领袖的地位。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又名祖怡，广东南海人。

出生于封建官僚世家，少年曾师从粤中名儒朱次琦，朱“扫去汉宋门户，而归宗于孔子”的治学路数，使康有为深受影响，以为“圣贤为必可期”，“天下为必可为”。

使他摆脱了汉学的笺注烦琐，而期于“济人经世”。

1879年康有为游香港，感到西人治国有法度，不能再以夷狄视之，开始购读西学之书，大讲西学。

经几年探索，他的启蒙思想框架基本构成。

1888年，康有为布衣上书，要求皇帝求言图治，及时变法。

因大臣阻挠，不能上达，以狂生见斥，激愤之余，思考从经籍中觅取变法根据。

1890年康会见了今文经学家廖平，廖尊今文，突出孔子微言大义及改制思想，使康有为大受启发，认为找到了合乎国情并能够见谅于士大夫的思想表达方式，于是以西方近代精神发现今文经学的实用价值。

这次会晤的直接结果就是《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写成。

《新学伪经考》刊于1891年，该书通过对经学中今文古文两个流派的“考证”，论断古文经学是西汉刘歆为帮助新莽篡汉而伪造的，只能称为“新学伪经”，只有西汉立于学官的今文经，才是孔子的真经。

他的考证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姑且不论，但他把1000多年被统治阶级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斥为伪经，1000多年的礼乐制度，不过是伪经余绪，圣经贤传的光环被打落，从经典中衍发的治国之本——纲常名教失去了正统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在“非圣无法”之语的背后，隐藏着不仅经国之器要变，治国之本也要变的主张，这无异于思想界“一大飓风”。

如果说《新学伪经考》是“一大飓风”，那么随后的《孔子改制考》则如同“火山大喷发”一般震动着当时的思想界。

该书称孔子是“托古改制”的“制法之王”，并不是“述而不作”。

《六经》所记尧
舜之“盛德大业”都是孔子假托古圣先贤之言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同时，康用西方近世政治思想附会“公羊三世说”，用以解释历史发展趋势，冲击传统的“敬天法祖”的思想。

书中虚构了一个主张资产阶级历史进化论和民权平等思想的“改制”的孔子，康自称是孔子道统的继承人，改革也是合乎“圣人之道”的，从而为他的变法思想披上一件正统儒学的外衣。

《孔子改制考》成书于1898年，但它的内容却早已获得传播，与《新学伪经考》一起，奠定了康有为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础。

甲午战前，同治中兴和洋务派的辉煌业绩，使中国人在中法战争之后仍未从天朝大国的迷梦完全惊醒。

康有为呼吁变法，“人皆不信”，布衣上书“举国目为怪”，《新学伪经考》出版一年，即被抽版销毁。

然而，康有为并不气馁，看到“今天下治之不举，由教学之不修也”，决定以讲学形式发现和培养维新人才，为变法作进一步的理论和组织准备。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教学中，康对士流瞩目的八股、词章不屑一顾，以今文经学、陆王心学、史学、西学教授学生，纵论天下天下大事，畅谈古今政治，究其沿革得失，深得学生欢迎。

康因此而声名鹊起，“从游者岁增，动至数百人”。

这些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在康的陶冶下，迅速成长。

陈千秋、梁启超、徐勤、麦孟华、韩文举、欧榘甲、王觉任、梁朝杰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的维新志士，这批生力军住家改变了举国寂然的局面。

甲午战争的失败、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他们的崛起，变法为新思潮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

由此而起的“公车上书”，既是民族觉醒的标志，也是维
新思想从兴起向高涨发展的一块里程碑。

“公车上书”后第二天，会试揭晓，康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并没有到署上任。

过了几天，康第三次上书，提出“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策，其中以“求人才而擢（zhuo）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为关键。

6月，他第四次上书，强调变法维新的迫切性，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建议，他还注意到集会结社问题，认为“泰西国势之强，皆借民会之故”。

这次，康的变法呼声在统治阶级上层有了回声，陕甘总督陶模、户部侍郎胡燏芬同时上《培养人才疏》、《变法自强策》，指出“天下事所当变者，不止一端，而人才其尤亟”，要求“仿行西法”，“设立学堂以储人材”。

光绪帝对康的第三书非常重视，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一呈慈禧太后，一留乾清宫南窗，一份发各省督抚会议。

皇宫深院及朝廷大员的这种反应，无疑对维新思潮的兴起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康有为当时采取了知识分子的传统方式——条陈上书。

他的高徒梁启超，也开始了办报刊、开学会、兴学堂的维新生涯。

自此以后，维新思潮以两种形式开展起来：一方面借君权自上而下，速取成效；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设学堂，以推广风气、启迪民智，使其成为“继续的群众运动”。

（二）变法维新思潮的蓬勃发展
1895年至1898年，是变法维新思潮蓬勃发展的时期，维新派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和坚持不懈的组织活动，成为这一思潮蓬勃发展的标志。

1、创办报刊。

康有为第四次上皇帝书不能上达，使他认识到“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

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

”而唤起国民议论，振刷国民精神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创办维新报刊，开展宣传工作。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维新志士在甲午战后至戊戌年间掀起了一场颇有声色的宣传热潮。

据统计，维新派在1895年至1898年出版的报刊达39种。

按其性质分类，有一下几种类型：一是注重政治，以论说为主。

如《时务报》、《知新报》、《湘学新报》等；一是着重介绍推广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

如《算学报》、《农学报》等；一是侧重译介西学书书籍。

如《国闻报》、《译书公会报》等；一是提倡儿童教育。

如《蒙学报》《求是报》；一是尝试文字和文学改良。

如《演绎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

这些报刊虽然侧重点不同，它们都有一个共通的观念，即是富国强民、救亡图存。

在这些刊物里，作用最大的是《时务报》和《国闻报》。

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由于传播迅速、信息量大、知识结构层次多的特点，能够同时传播统一及标准的政治消息给众多的人民，它的标准足以产生举国一致的行为模式。

通过宣传，救亡图存、变法维新、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

2、组织学会。

维新派认为学会是“今日救亡保命，至急不可缓之上策”，学会的影响是“学以此兴，士以此联，民以此固，国以此强”，因此，他们也致力于学会的创办。

据统计，戊戌时期的学会组织有76个，散布全国13个行省。

这些学会大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种类型的学会，政治色彩比较鲜明，与时局紧密相关，有较强的参政意识，如强学会、保国会、南学会、保川会、保滇会等，这类学会是变法维新思潮的组织中坚，酝酿政治革新运动的温室；第二种类型的学会在政治上采取超然态度，以学术为主，注重介绍和讲求一门或几门具体科学问题。

如农学会、公法学会、舆算学会等，这类学会，在改变传统知识结构、扩充国人见闻、洗刷蒙昧闭塞等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第三种类型以革除封建陋俗，建立社会新风尚为主。

如不缠足会、戒鸦片烟会、延年会、女子学会等，这类学会，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移风易俗，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变法维新思潮中出现的学会虽然稚嫩，但在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观念上，它冲破了“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促进了新兴资产阶级政党的成立。

客观上，作为一种社会团体，它为游离于政府官僚机构和地方社会组织之外的知识分子提供了集体发表政见、实施政治主张的场所，促进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从而推动了维新思潮的深入发展。

3、兴学育才。

甲午战后，维新派看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认为“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咸以振兴学校为第一义”。

因此，他们在致力报刊、学会的同时，积极创办新式学堂以培养维新救国人才。

至戊戌政变前，各省已有新式学堂近百所，这批新式学堂大多中西并重，尤其注重西方文明的灌
输，主张经世致用，关心时务。

这些学堂培养了大批爱国民主将领、历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在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如长沙时务学堂就培养了蔡锷等著名人士）。

综上所述，维新派通过报刊宣传、集会结社、兴学育才为变法维新思潮的发展开拓了阵地，为变法维新思潮走向高涨准备了条件。

（三）变法维新思潮在斗争中走向高涨
亡国危机是变法维新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原动力。

1897年11月，胶州事变后，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新思潮走向高涨。

胶州事变后，康有为赶到北京第五次上书，建议光绪帝借胶州之变，发愤变法，并警告说：如果徘徊迟疑，因循守旧，一切不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

这次上书由于守旧官僚不肯代呈，没有到光绪帝手中，但却广为流传。

之后不久，康有为受到五大臣召见，就变法问题进行答辩。

稍后，康又上《为译撰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呈请代奏折》，建议光绪效法彼得，出国考察，接近人民，厉行变法。

接着，光绪皇帝决心变法，于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从而使变法维新从来自下面的呼唤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从一种社会思潮变成政治实践。

百日维新虽然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但是，广大知识分子从光绪帝的上谕中得到了力量，上书言事，全国出现了“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的局面。

总之，维新思潮的高涨导致了政治上的变革，政治上的变革反过
来又促进了维新思潮的高涨。

二、维新思潮的内容
戊戌维新思潮自甲午战后逐步走向高涨，不仅声势浩大，而且内容广泛。

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习俗等无所不包。

大体上反映了戊戌政变前先进中国人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而作出的总体抉择。

政治上，维新思潮先后主张设议院和开制度局。

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要求皇上开武英殿、分州县约10万户公举1名“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为“议郎”，“轮班入值，以备顾问，并准其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皆令会议于太和门，三占从二，下部施行”。

接着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

维新派人士还大力宣传兴民权、抑君权，盛赞议会制度能使“国家无疑决之难，言路无壅塞之患，内政既清，外侮不作”，鼓吹中国须“急开议会”，“以应天下之变”。

胶州事变之后，康有为鉴于光绪皇帝日益鲜明的维新倾向，主张以君权厉行变法，“择法俄日以定国是”。

他建议光绪“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实行“全变”、“速变”、“尽变”的变政主张。

即效法日本，走明治维新的道路。

据此，他提出三条变法纲领，一是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是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20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是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

三条之中，最核心的
是设制度局，“审定全规，重立典法”。

参与其中的“天下通才”实指维新派或赞成维新的开明人士。

“皇帝亲临折中一是”，“关涉新政者，皆发制度局议行”，“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十二局即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地方上则于每道设一民政局，每县设民政分局。

这实际上是要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总揽新政的权力机构。

这是对旧官制的否定。

康有为在采鉴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中，认识到了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指出“泰西之强，在其政体之善也。

其言政权有三：其一立法官，其一行法官，其一司法官。

立法官，议论之官，主造作制度、撰定章程者也；行法官，主承宣布政、率作兴事者也；司法官，主执宪掌律、绳愆（qian过失）纠谬者也。

三官立而政体立，三官不相侵而政事举。

”他也看到，“三权之中，立法最重”；并把议院看成是“泰西第一政”和日本变政的“大纲领”，反映了他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追求和向往。

但在政治实践上，他却反对当时就在中国设立议院的主张。

指出“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原因就是“民治未开，嗤嗤（chi讥笑）自愚，不通古今中外之故，而遽使之议政，适增其阻挠而已”。

他一方面受传统忠君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光绪变法的鼓舞，一再强调必须尊君权，“乾钢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

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

经济上，维新思潮提出了以“富国养民”为宗旨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和“以工定国”的战略目标。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即
提出“富国”、“养民”的经济主张。

他敏锐地察觉到生产方式与社会进步的内在关系。

提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

因此“非讲明国是，移易民心，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位工国，而讲求物质，不能为国”。

他还主张“恢张利源，整顿商务”。

维新派从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出发，迫切要求封建统治者承认资产者利益，任何企业“以纵民为之”。

他们还批判闭关自守的保守政策，反对封建国家干涉资产阶级经济活动，指责洋务派压制民族工商业是“中国工艺不兴之大原”，进而立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

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皆得自由始。

”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要求放任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此外，维新派就发展经济提出各种具体的主张，比如要求废除阻碍商品经济发展的厘金制度，切实开垦荒地，保护专利，奖励科学发明，“平道路，浚江河，开铁轨，通电报”等等。

军事上，维新思潮主要从“强国”入手，要求建立一支“内可弭乱，外可御侮”的近代军队。

维新派看到“中国今日，已非一统闭关之旧，而为武备政治比校之列国矣”，“稍不如人，灭亡随之”。

他们主张废止已为“博物院之古物”的“弓刀步石之武试，及旗兵习弓矢者”，要求“广设武备学校”，采用西法训练，加强军队的战斗素质和武备力量。

同时，针对“绿营防勇，老弱癖烟，凶悍骁挠，无所可用”，主张“裁汰绿营，选改营勇为巡警，更仿照东西国兵制，大练新军”。

并且提出“整顿水师、陆军、延西将，练洋操，购船炮”等具体措施。

鉴于朝廷不足以御侮和维系人心，他们主张“民间自筹办民团，以辅国家兵力之不足”，以达到上下同心，共御外侮的目的。

文化教育上，维新思潮主张大力输进西方文明，检讨中国传统文化，抨击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政治意识和伦理标准，尝试构筑一种适宜中国国情且能服务于“救亡图存”的新文化。

甲午战后，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对中西文化进行新的思考，他们运用舶来的进化论，以西方文明为参照物，重新检讨中国传统文化。

康有为指出，“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故而他从价值观念、统治方式等方面比较中西文化，认为“中国之教，所谓亲亲而尚仁，故如鲁之秉礼而日弱”。

“泰西之教，所谓尊贤而尚功，故如齐之功利而能强”。

“亲亲而尚仁”导致“守旧从昧”而“安怠不进”，长此以往“无一事能穷其本原，无一法能穷其利弊，即聋从昧，国皆失目”。

因此，他主张“治竞长之世以动，务使民心发扬，争新竞智，而后百事皆举”。

与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方式不同，严复对赫胥黎和斯宾塞的进化论进行改造和扬弃，建立他的普遍进化论观念，并藉此抨击传统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论和“好古而忽今”的价值观，并运用西方民权思想对三纲五常和封建等级观念严加批判，戳穿了君权神授的弥天大谎。

谭嗣同更是以“冲泱网罗”的勇气，以“扫荡千军如卷席”的气概，将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大胆揭露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纲常名教的虚伪性，向封建主义全面开火，并试图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

教育措施上，维新派普遍认为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封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