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教育事业也陷入；【关键词】抗战国民政府教育政策；一．引言；11937年7月7日爆发的中日战争是“近代中日关；是中日两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武力等各方面的；国民政府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战时教育方针，出于；2陈钊：《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研究》，西北大学硕；二．抗战初期中国的高等教育状况；经过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

【摘要】：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的教育事业也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战争时期中国的教育到底该往何处去，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目的阐释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在社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国民政府审时度势，从长远出发，制定了“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使中国的教育没有因战争的原因中断，反而在战火中不断的发展，较战前有很大的进步。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对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抗战国民政府教育政策

一．引言

11937年7月7日爆发的中日战争是“近代中日关系恶性发展的最高阶段”，

是中日两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武力等各方面的生死对决，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当时国家的一切方针、政策、措施都紧紧围绕“抗战”这一中心。然而，由于教育的特殊性，对于在抗战时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教育政策，当时的人们却有不同的意见，中国的教育该向何处去，在当时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之一。一些人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不应更改；另一些人的主张与此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维持正常教育就是在坚持“亡国教育”，大中学校应全面转轨，变成各种战时短期培训班，直接为前线后方输送抗战人才；也有人主张一面对整个教育事业加以整理、充实、调整、改进、扩充，一面增加一些适应抗战需要的设施。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方针，而是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权衡，于1939年3月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以蒋介石提出的“战时须作平时看”为战时教育方针，主旨是维持正常教育体系不变。

国民政府以“战时须作平时看”为战时教育方针，出于“建国”“抗战”的双重考虑，而且因教育作用的滞后性而更强调其在“建国”的中的作用。国民政府的这一方针得到教育界人士的普遍认同。战时各大学校长，无论是作为国民党中常委的罗家伦还是拒不加入国民党的竺可祯，绝少不赞成维持正常教育者。就是以自由之精神标榜的大学教授们，也明确表示办教育不可急功近利。学生中虽有强烈要求打破常轨参加抗战者，但经过劝说之后也大都能明白政府的良苦用心。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除了现实的原因，也有传统国家观和近代“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不过教育界的认同无疑为这一方针的贯彻实施铺平了道路2。“战时须作平时看”这一教育方针的实行对中国的现代化有长远影响。首先，大学教授们仍有相对安定的环境从事科学研究。这种研究当下的意义是在基础研究领域和应用研究领域均权得一批成果，长远意义则在于保证了科学知识发展的连续性。其次，正常教育体系的维持，使中国并未因八年抗战而出现人才断层，1 余子侠：《国民政府抗战教育政策的形成及决策心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年3月第37卷第2期，第71页。

2 陈钊：《国民政府战时教育方针研究》，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第2页。

反而在高、中、低三个层次上为现代化的渐次发展输送了一大批人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相比以前已有较大程度的发展，以大学为例，抗战前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9所3，其中国立大学13所，省立大学9所，国立各独立学院5所，省立独立学院8所，国立专科学校6所，公立专科学校13所，市立专科学校2所，私立大学20所，私立独立学院22所，私立专科学校11所4。虽然中国的教育有所发展，但是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有：

（一）学校地域分布布局。由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了中国的大学主要分布在沿海及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除此之外的其它地方大学资源则比较稀少，有些地方极为匮乏。从地区分布来看，上海、北平两地的高校占高校总数的37%，西南、西北只占5%，而贵州、西康、青海、宁夏、西藏、蒙古等省竟无一所专科以上学校5，学校分布之不均可见是多么的严重。

（二）文理科学生人数比例相差太大。中国的高等教育起步晚，虽说发展较快，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不免的带有一些缺陷，其中的各学校的科系设置不均衡的现象十分的突出。这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文理科学生人数比例失衡，文科人数在学生总人数中的比例太大而理科相对较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的原因是当时除极个别的学校外大多数学校的经费比较紧张，公立学校如此，私立学校更是如此，而发展理科需要大量的仪器设备，购买设备需要大量的经费，对于办学经费不宽裕的学校来说是不能承受的；另一方面也跟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尚文轻理有关，在当时学习政治、法律、文学是很“时髦”的并且毕业以后还可以在政府里找到工作，这使得大量的学生学习文科；另外理科成果出的慢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对于这种文重理轻情况，当局也有清醒的认识，早在1933年，时任教育部长不久的王世杰意识到这种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到任后调阅31年后各大学统计，全国文科（文、法、商、教育等科）大学生数额占大学生总额约百分之七十，共约二万三千人；实科（理、农、医、工）生仅占百分之三十，约九千余人”，正是看到文理科学生相差太多，所以于“五月二十日详定限制各大学（包含独立学院）招生办法，务使各校自本年招收文科新生严守一定之限制，其不遵守此限制者，教部不审定其新生之学籍”6。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教育部门对文理生人数相差太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并采取了相关的纠正措施，可惜的是，直到抗战爆发这种情况仍没有得到改善。

三．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

根据“战时须作平时看”的方针，大学教育摆脱了停顿和改组的危机，依然按照战前的体系维持着。但是，为了适应战时的环境，国民政府教育部又作了许3抗战前中国大学的数量有几种不同的统计数据，有108所、109所、110所。本文数据根据《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统计所得，如果加上当时正在筹建的中正医学院，当时的大学则有110所。

4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9辑，《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505—514页。

5 王安平：《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政府教育》，《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1月的第1期，第83页。

6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王世杰日记》，1933年5月24日

多具体的调整，战时教育政策也就因此纷纷出台。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儿方面：

（一）内迁并调整院校科系。为了避免敌人的进一步破坏，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安全和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国民政府决定“尽全力于学校迁移”到后方去重新发展。各高校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