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和李学勤对《左传》看法的比较

Vol.33No.11

Nov.2012

第33卷第11期2012年11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学，它内容丰富详实、语言简洁优美，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史学大家对其都有过较高的评价。钱穆先生和李学勤先生关于《左传》的看法较为典型，钱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左传篇》中这样说：“我认为我们要研究古代的中国史，我们便该拿这部《左传》做我们研究的一个基准。即由此上来建立我们一个基本标准的看法。”[1]47而李学勤先生在“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的观点[2]。

两先生在文章中所阐述的问题是共同的，即《左传》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他们也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一、观点相同处

钱穆先生认为《左传》是研究古代中国史的基准，李学勤先生认为《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在他们的具体论述中，笔者发现他们在对《左传》的一些看法达成了共识，如对《左传》真实性和内容丰富性的肯定，并且这两点共识构成了两先生立论的基础。

（一）对《左传》真实性的肯定

从汉代起，学者们就对《左传》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左传》传不传《春秋》的问题。对于《左传》是否可信的问题，古人很少论及，即使有人提起，也认为《左传》比《公羊传》和《谷梁传》更为可信。《河南程氏遗书》中记载：“问：‘《左传》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问：‘公、谷如何？’曰：‘又次于左氏。’”[3]吴澂：“先儒固言之，载事则左氏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详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案据之书，而公谷多是传闻之说，况人名地名之殊，或因语音，字画之舛，此类一从左氏可也。”说《左传》是伪书的，就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说《左传》是刘歆为了助莽篡汉伪造的。康有为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力是比较大的，这一说法也被很多人接受。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论述庄子所处的

时代背景，依据的是《春秋》而不是《左传》，就是认为《左传》是伪书，不可作为史料使用[1]37。《左传》是真是伪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

在疑古之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钱穆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求学精神，批评康有为、崔适对《左传》真实性的怀疑，对论证《左传》不是一本伪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29年钱穆先生写成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的论点进行讨论，他在自序中举了28个例子来证明包括《左传》在内的古文经并不是刘歆为了助莽篡汉伪造的，《左传》也自然不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1]37。这本书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于《左传》是伪书的说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1936年，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写了一本叫《<左传>之思

想史研究》，认为《左传》是不可信的。罗倬汉先生看到了津田的这部书，认为毫无道理，于是写出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一书，指出司马迁看到的《左传》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完全相同。钱先生非常重视这一成果，为其写序。在其中预言：“再过几十年之后，风气已经过去，所有人都知道《左传》是真书，《史记》是根据《左传》的，那些异说也就不存在了。”[2]从现在来看，钱先生的预言已经成真，虽然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认为，至少《左传》是真书已经在学术界成为定论，《左传》已经成为历史工作者研究的重要材料和依据。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古史辩》第6册的序中说：“中国现代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4]这种提法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公案，李学勤先生比较赞同。2002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做了《走出疑古时代》的报告，指出疑古曾经在思想史上起到起到过很大的作用，但是怀疑过度，难免会造成古史的空白。要对古代历史文化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不摆脱相关观点的束缚。现在考古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为“释古”提供了重要条件，我们可以运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考据法”或者香港饶宗颐的

钱穆和李学勤对《左传》看法的比较

赵文宇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左传》是中国史学的一本名著，许多著名的史家都对其称赞有加。本文对钱穆和李学勤先生对《左传》的观点加

以比较，发现他们理论的基础是相同的，即肯定《左传》真实性和记载内容的丰富性。区别在于两者看法的适用范围不同，由此彰显出一位通家和专家学术视野的差异。且钱穆强调《左传》的“基准”功能，李学勤强调“基础”功能，笔者认为这和疑古思潮在中国学术界势力的消长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左传》；钱穆；李学勤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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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考据法”，即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相互参证，重新研究古代历史文化[5]。

李学勤指出，早在西晋时，《左传》专家杜预就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他把地下发现的《竹书纪年》等新材料和《左传》进行比较，发现“注所记多与《左传》符同”。由此可知，《左传》并不是伪书。李学勤也确实把《左传》作为重要的依据来使用，这在他的著作中很常见。

这里笔者也可以就两位先生对“古”的态度问题做一个比较。钱穆先生既不是盲目的“信古”，也不是持有纯粹“疑古”的态度，而是先进行资料审查，然后融会贯通，将两者结合起来，这和冯友兰先生所提倡的“释古”的态度颇为相似。钱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并不排斥“疑古”，而是持兼容态度，把审查资料作为其研究的一部分。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提倡用“释古”代替“疑古”。同是“释古”，涵义却迥然不同。李先生指的是将古代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对整个中国文明做出重新估价。对待“疑古”则是持完全对立的态度。可见两位先生的“释古”是貌合而神离。

（二）对《左传》内容丰富性的肯定

钱穆说：“《左传》是中国最先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专讲历史价值，孔子《春秋》，可说还远在《左传》之下。”[1]45他认为《左传》中包含着天文历法、地理、氏族、政治制度、朝聘盟会制度、人的称呼、军事、礼俗、工商业、蛮夷戎狄这十件大事，还含有丰富的思想。研究一个时期的历史，也就要研究这些内容。所以说：“历史的大体段，《左传》都有了。”这就使得《左传》含有了极高的历史价值。因此，钱先生一再强调，研究那240年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史，一定要看看《左传》。因此，《左传》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指先秦）中国史的基础。《西周书》太简单了，再往上去的著作更为简单，而《左传》比较详细，我们能把这240年认识清楚了，根据这个认识往上推，就可以研究中国古代史。

李学勤先生并没有直接说《左传》的资料有多么丰富，他讲到了《左传》的历史价值，比如《左传》是我们建立古史系统的主要依据，《左传》是我们研究古代经典的基础。《左传》能发挥这么重要的历史作用的关键，就在于它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资料。这一点可以说是《左传》重大历史价值的重要基础。因为《左传》资料极为丰富，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的书籍，所以《史记》建立古史系统时采纳《左传》的内容最多，《左传》也就成为了我们建立古史系统的最重要最原始的依据。现在考古出土的铭文等，比如“王子午”，其他同时代的文献却无法释读，却在《左传》中找到依据。《左传》资料的丰富性由此可以呈现。

这一观点，不仅这两位学者所独有，而是古今学者关于《左传》达成的共识，无论他们认为《左传》传不传《春秋》，其言事相间的记载方式、丰富的内容都是无容置疑的。啖助说：“《左氏》比馀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义意，经义可知。”晋干宝认为《左传》要在《史记》之上，很推崇《左传》，并在《史议》中写道：“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扩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6]刘知几在其名著《史通》中《申左》篇中写《公羊》、《谷梁》有五短，《左传》有三长。其中第二长就是：“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7]

二、功能不同

两位先生讲的都是《左传》对于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强调的《左传》的具体功能是不同的。钱先生侧重于《左传》的“基准”功能，李先生侧重于“基础”功能。

钱穆先生说《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基准，也就是说《左传》能够衡量古代历史，有辨别真伪、去伪存真的功能。这一功能的具体表现为：首先，以《左传》为基准，可以检验古代典籍的真伪。我们看完《左传》就可以发现，《尧典》中所记载的政治组织要比春秋时代更为高明，《禹贡》中的“九州”观念《左传》却没有，由此断定这两部书是伪书。其次，以《左传》为基准，也可以作为检验研究上古历史的观点和《著作》是否合理。比如春秋封建说，从《左传》中所描述的社会来看，是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有显著不同的。还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周易》和甲骨文断定中国当时还是渔猎社会，用《左传》来检验的话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是违背世界人类历史演进的常轨的。最后，以《左传》为基准，可以检验秦汉以后的历史。古代史可以作为研究下面历史的一个基准观点，而《左传》又是研究古代史的基准观点；读二十四史要先读前四史，而《左传》就是读前四史的基准。因此可知，左传也是秦汉一下历史的基准。

李学勤先生说《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基础，和钱先生不同，他着重强调的是《左传》的建设和解释的作用。他是通过这两方面来说明的。首先，《左传》建立了我们古史的系统。仔细推算来，中国的古史系统是由《史记》建立的，而《史记》上古史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左传》，所以《左传》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古史的系统。其次，《左传》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包括古代经典的基础。河南的淅川下寺一号墓发现的大鼎上有长篇铭文“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的铜钟的文字“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澳门有一批流散青铜器上的铭文“竞平王之定”，这些在古书中只有《左传》有记载，要是没有《左传》，这些文字永远得不到解释。

钱穆先生突出强调了《左传》的基准功能，李学勤先生则突出强调了《左传》的基础功能。笔者认为两先生在此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与疑古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疑古思潮在学术界颇为流行，成为带有制约着学术界整体走向的一种社会思潮。“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8]。一切前人传承下来的文献资料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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