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和李学勤对《左传》看法的比较

Vol.33No.11
Nov.2012
第33卷第11期2012年11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 （Soc.Sci ）《左传》是中国第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学，它内容丰富详实、语言简洁优美，在中国史学上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史学大家对其都有过较高的评价。

钱穆先生和李学勤先生关于《左传》的看法较为典型，钱先生在《中国史学名著·左传篇》中这样说：“我认为我们要研究古代的中国史，我们便该拿这部《左传》做我们研究的一个基准。

即由此上来建立我们一个基本标准的看法。

”[1]47而李学勤先生在“2009年两岸四地‘《春秋》三传与经学文化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的观点[2]。

两先生在文章中所阐述的问题是共同的，即《左传》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和意义，他们也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一、观点相同处
钱穆先生认为《左传》是研究古代中国史的基准，李学勤先生认为《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

在他们的具体论述中，笔者发现他们在对《左传》的一些看法达成了共识，如对《左传》真实性和内容丰富性的肯定，并且这两点共识构成了两先生立论的基础。

（一）对《左传》真实性的肯定
从汉代起，学者们就对《左传》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是《左传》传不传《春秋》的问题。

对于《左传》是否可信的问题，古人很少论及，即使有人提起，也认为《左传》比《公羊传》和《谷梁传》更为可信。

《河南程氏遗书》中记载：“问：‘《左传》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问：‘公、谷如何？’曰：‘又次于左氏。

’”[3]吴澂：“先儒固言之，载事则左氏详于公谷，释经则公谷详于左氏，意者左氏必有案据之书，而公谷多是传闻之说，况人名地名之殊，或因语音，字画之舛，此类一从左氏可也。

”说《左传》是伪书的，就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说《左传》是刘歆为了助莽篡汉伪造的。

康有为在当时的学术界影响力是比较大的，这一说法也被很多人接受。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论述庄子所处的
时代背景，依据的是《春秋》而不是《左传》，就是认为《左传》是伪书，不可作为史料使用[1]37。

《左传》是真是伪在当时已经成为一个大问题。

在疑古之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钱穆先生坚持实事求是的求学精神，批评康有为、崔适对《左传》真实性的怀疑，对论证《左传》不是一本伪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9年钱穆先生写成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对康有为的论点进行讨论，他在自序中举了28个例子来证明包括《左传》在内的古文经并不是刘歆为了助莽篡汉伪造的，《左传》也自然不是刘歆割裂《国语》而成[1]37。

这本书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关于《左传》是伪书的说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1936年，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写了一本叫《<左传>之思
想史研究》，认为《左传》是不可信的。

罗倬汉先生看到了津田的这部书，认为毫无道理，于是写出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一书，指出司马迁看到的《左传》和我们今天看到的《左传》完全相同。

钱先生非常重视这一成果，为其写序。

在其中预言：“再过几十年之后，风气已经过去，所有人都知道《左传》是真书，《史记》是根据《左传》的，那些异说也就不存在了。

”[2]从现在来看，钱先生的预言已经成真，虽然不能说所有人都这样认为，至少《左传》是真书已经在学术界成为定论，《左传》已经成为历史工作者研究的重要材料和依据。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在《古史辩》第6册的序中说：“中国现代之史学界有三种趋势，即信古、疑古及释古。

”[4]这种提法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公案，李学勤先生比较赞同。

2002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做了《走出疑古时代》的报告，指出疑古曾经在思想史上起到起到过很大的作用，但是怀疑过度，难免会造成古史的空白。

要对古代历史文化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不摆脱相关观点的束缚。

现在考古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为“释古”提供了重要条件，我们可以运用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考据法”或者香港饶宗颐的
钱穆和李学勤对《左传》看法的比较
赵文宇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合肥
230039）
摘要：《左传》是中国史学的一本名著，许多著名的史家都对其称赞有加。

本文对钱穆和李学勤先生对《左传》的观点加
以比较，发现他们理论的基础是相同的，即肯定《左传》真实性和记载内容的丰富性。

区别在于两者看法的适用范围不同，由此彰显出一位通家和专家学术视野的差异。

且钱穆强调《左传》的“基准”功能，李学勤强调“基础”功能，笔者认为这和疑古思潮在中国学术界势力的消长有密切关系。

关键词：《左传》；钱穆；李学勤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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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考据法”，即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相互参证，重新研究古代历史文化[5]。

李学勤指出，早在西晋时，《左传》专家杜预就使用了这种研究方法，他把地下发现的《竹书纪年》等新材料和《左传》进行比较，发现“注所记多与《左传》符同”。

由此可知，《左传》并不是伪书。

李学勤也确实把《左传》作为重要的依据来使用，这在他的著作中很常见。

这里笔者也可以就两位先生对“古”的态度问题做一个比较。

钱穆先生既不是盲目的“信古”，也不是持有纯粹“疑古”的态度，而是先进行资料审查，然后融会贯通，将两者结合起来，这和冯友兰先生所提倡的“释古”的态度颇为相似。

钱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并不排斥“疑古”，而是持兼容态度，把审查资料作为其研究的一部分。

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提倡用“释古”代替“疑古”。

同是“释古”，涵义却迥然不同。

李先生指的是将古代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对整个中国文明做出重新估价。

对待“疑古”则是持完全对立的态度。

可见两位先生的“释古”是貌合而神离。

（二）对《左传》内容丰富性的肯定
钱穆说：“《左传》是中国最先第一部最详密的编年史。

专讲历史价值，孔子《春秋》，可说还远在《左传》之下。

”[1]45他认为《左传》中包含着天文历法、地理、氏族、政治制度、朝聘盟会制度、人的称呼、军事、礼俗、工商业、蛮夷戎狄这十件大事，还含有丰富的思想。

研究一个时期的历史，也就要研究这些内容。

所以说：“历史的大体段，《左传》都有了。

”这就使得《左传》含有了极高的历史价值。

因此，钱先生一再强调，研究那240年的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史，一定要看看《左传》。

因此，《左传》可以作为研究古代（指先秦）中国史的基础。

《西周书》太简单了，再往上去的著作更为简单，而《左传》比较详细，我们能把这240年认识清楚了，根据这个认识往上推，就可以研究中国古代史。

李学勤先生并没有直接说《左传》的资料有多么丰富，他讲到了《左传》的历史价值，比如《左传》是我们建立古史系统的主要依据，《左传》是我们研究古代经典的基础。

《左传》能发挥这么重要的历史作用的关键，就在于它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资料。

这一点可以说是《左传》重大历史价值的重要基础。

因为《左传》资料极为丰富，远远超过了同时代其他的书籍，所以《史记》建立古史系统时采纳《左传》的内容最多，《左传》也就成为了我们建立古史系统的最重要最原始的依据。

现在考古出土的铭文等，比如“王子午”，其他同时代的文献却无法释读，却在《左传》中找到依据。

《左传》资料的丰富性由此可以呈现。

这一观点，不仅这两位学者所独有，而是古今学者关于《左传》达成的共识，无论他们认为《左传》传不传《春秋》，其言事相间的记载方式、丰富的内容都是无容置疑的。

啖助说：“《左氏》比馀传，其功最高，博采诸家，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因以求义意，经义可知。

”晋干宝认为《左传》要在《史记》之上，很推崇《左传》，并在《史议》中写道：“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扩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

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

”[6]刘知几在其名著《史通》中《申左》篇中写《公羊》、《谷梁》有五短，《左传》有三长。

其中第二长就是：“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

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

”[7]
二、功能不同
两位先生讲的都是《左传》对于历史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他们强调的《左传》的具体功能是不同的。

钱先生侧重于《左传》的“基准”功能，李先生侧重于“基础”功能。

钱穆先生说《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基准，也就是说《左传》能够衡量古代历史，有辨别真伪、去伪存真的功能。

这一功能的具体表现为：首先，以《左传》为基准，可以检验古代典籍的真伪。

我们看完《左传》就可以发现，《尧典》中所记载的政治组织要比春秋时代更为高明，《禹贡》中的“九州”观念《左传》却没有，由此断定这两部书是伪书。

其次，以《左传》为基准，也可以作为检验研究上古历史的观点和《著作》是否合理。

比如春秋封建说，从《左传》中所描述的社会来看，是和西欧的封建社会有显著不同的。

还有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周易》和甲骨文断定中国当时还是渔猎社会，用《左传》来检验的话就可以发现，这种观点是违背世界人类历史演进的常轨的。

最后，以《左传》为基准，可以检验秦汉以后的历史。

古代史可以作为研究下面历史的一个基准观点，而《左传》又是研究古代史的基准观点；读二十四史要先读前四史，而《左传》就是读前四史的基准。

因此可知，左传也是秦汉一下历史的基准。

李学勤先生说《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的基础，和钱先生不同，他着重强调的是《左传》的建设和解释的作用。

他是通过这两方面来说明的。

首先，《左传》建立了我们古史的系统。

仔细推算来，中国的古史系统是由《史记》建立的，而《史记》上古史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左传》，所以《左传》可以说建立了中国古史的系统。

其次，《左传》是我们研究古代文化，包括古代经典的基础。

河南的淅川下寺一号墓发现的大鼎上有长篇铭文“王子午”，又称“令尹子庚”，湖北当阳季家湖出土的铜钟的文字“王卑命竞平王之定救秦戎”，澳门有一批流散青铜器上的铭文“竞平王之定”，这些在古书中只有《左传》有记载，要是没有《左传》，这些文字永远得不到解释。

钱穆先生突出强调了《左传》的基准功能，李学勤先生则突出强调了《左传》的基础功能。

笔者认为两先生在此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与疑古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疑古思潮在学术界颇为流行，成为带有制约着学术界整体走向的一种社会思潮。

“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8]。

一切前人传承下来的文献资料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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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确信和待审查的对象，文献是真是伪变成了学者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面对这种状况，钱穆先生论证了《左传》的真实性，并且期望历史研究者以《左传》为标杆，通过《左传》检验其他的历史知识。

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正式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口号，关于“疑古时代”的走向，他明确提出“用释古代替疑古”。

释古的意思简单的说是，“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

李先生看待《左传》的角度也和他对待古代文化的整体态度是一致的。

三、范围不同
李学勤先生说《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钱穆先生说把《左传》作为研究古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基准。

在时间段上，他们都讲古代。

把鸦片战争定为古代和近代的一个区分点已经成为现在学术界的定论，而两位先生的观点并非如此。

李学勤说：“我们学术界常常把‘古代’这个词定义太长了……这样长的‘古代’在全世界是没有的，这个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古代’或者‘古史’，就是上古史，主要讲的是秦以前的时代的历史。

”[2]钱先生说：“我可以告诉诸位，诸位定该研究一下古代史，才能懂得下面的历史。

古代史也可用来作研究下面历史的一个基准观点。

我们此刻研究秦汉以后，也多有看错的，毛病在哪里？”[1]47可见，在钱先生看来，古代史也仅指先秦的历史。

和李学勤不同的是，钱穆除了讲《左传》是研究古代中国史的基准，接下来又讲到了，古代史是研究秦汉以后历史的基准，《左传》也就是研究秦汉以后历史的基准。

读二十四史要先读前四史，《左传》又是读前四史的基准。

由此可见，《左传》的基准作用并不局限于古代，已经延伸到了整个中国史。

就领域来讲，李学勤先生偏重于古文字的领域，举例说明考古出土的难以释读的古文字唯一可以通过《左传》得到释读。

而钱穆先生所指的领域则较为广泛，包括历法、地理、氏族、政治制度、礼法、人物、军事、礼俗信仰、经济还有思想，这就几乎涵盖了历史学的绝大部分领域。

关于两先生理论范围的不同，则是与他们的学术视野息息相关的。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史学通家，在史学之外他还精通文学、哲学等多门学科；就史学研究的时段来说，他也主张研究通史、得出历史通识。

纵观先生的一生治学，少年时代，广泛习读中国古籍，尤爱唐宋韩欧至桐城派古文，后渐渐趋向学术研究。

壮年以后乃集中向史学发展，故根基广阔深厚；从先生治学发展的路径来看，先由子学入门，壮年以后成就偏于考证，中年以后以通识性的论著为重，著有《国史大纲》等。

不论考证和通识论著，涉及的范围都很广泛，如政治、地理、社会和经济。

钱先生的学生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就讲到钱先生曾经这样教育他们：“现在人们太注意专门学问，要做专家。

事实上通人之学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读书方法，要读全书，不可割裂破碎，只注意某一方面；要能欣赏领会，与作者精神互起共鸣；要读各方面高标准的书，不要随便乱读。

”[9]他在给同学们上课时也这样讲：“至少我要告诉诸位，治学要求通，学史学不能不稍通经学，治近代史不能不稍通古代史。

”[1]39钱先生求通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李学勤是我国著名的上古史专家和古文字专家。

他主要研究先秦的历史文化以及相关领域，注重用文献来解读考古和古文字的成果，他综合研究战国时期金文、陶文、货币文字等，使战国文字成为古文字领域中新的分支。

他提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倡议，主持了著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鉴定出许多先秦历史中的年代问题。

他先后完成了众多先秦史和文字学的名著，比如《殷墟文字缀合》、《殷代地理简论》、《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新出青铜器研究》、《简帛佚籍与学术史》等，李学勤先生可谓是现代先秦史和古文字学领域中首屈一指的专家。

笔者对于钱穆和李学勤两先生对于《左传》的看法做了一个比较，发现两者之间既有相同处，也有相异处。

两先生立论的基础是相同的，他们都极为肯定《左传》的价值，认其为一部伟大的历史作品，其真实性经得起考验，丰富的资料基本涵盖历史的大部分领域。

他们看法的适用范围和立论角度彰显了一位通家和专家学术视野的不同。

且前者强调《左传》的“基准”功能，后者强调“基础”功能，笔者认为这和疑古思潮在中国学术界势力的消长有密切关系，两位先生的观点正是建立在这两点基础上。

《左传》的确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历史研究工作者无论是研究哪个领域，无论是想成为一位专家还是通家，《左传》都是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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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史学名著[M]．北京：三联书店，2005.47.
〔2〕李学勤．《左传》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基础[J]．中国文化研究，2009，（4）.
〔3〕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藏书（卷二十）[M]．北京：中华书局，1981.266.
〔4〕罗根泽．古史辨第六册·冯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
〔5〕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7.1-10.〔6〕刘知几，浦起龙．史通通释·繁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63.
〔7〕刘知几，浦起龙．史通通释·申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18.
〔8〕徐旭升．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北京：科学出版社，1960.22-27.
〔9〕严耕望．治史三书·钱宾四先生与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42.
（责任编辑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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