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

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

虽然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名士”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是因为生存处境的世界化与现代化，不得不卷入现代的世界性格局之中在民族、阶级、个人等之间所发生的现世生存斗争轨道上感受其生存状态与人生变迁，也因为佐藤春夫、屠格涅夫、卢梭等外国作家的近现代小说的影响，他们不可能再重复名士的思想、追求与人生道路，其思想情感与人生追求由此突破中国古代文化的限制而具有新的现代性特征，其现代性特征集中表现为现代“知识分子”思想与品格的形成。“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现代性概念，具有如下四点特征：一，在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上，知识分子扬弃了君父至上的人伦观念，代之以个人为本位的人道主义；二，在人格类型上，知识分子摆脱了由“圣人”之“弟子”与“君王”之“臣民”的双重身份带来的依附型人格，代之以由“自由”的思想者、国家“公民”的现代社会身份而来的自由型人格；三，在社会角色上，“名士”凭借言、行合一的双重方式进入官僚系统来达成其修齐治平的人生目标与社会理想，不仅是现实社会行为的实践者，也是其批评者，现代知识分子则既拒绝了政治、经济圈的诱惑，放弃了社会实践者的角色，又放弃了代“君父”立言的代言者角色，而选择了独立于现存政治权力、商业利益圈的自由、公正的社会言论者角色；四，在生存方式与生存心态上，“名士”等传统读书人选择了以出、入世相兼的生存方式，形成了进退裕如的生存心态；现代知识分子则以入世为主，在个体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寻找平衡点，追求个体自由与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其心态的积极与否都是其在世生存状态的反应。如果以上述标准来衡量，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显然已经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与特征。

一、郁达夫小说中的“零余者”，从其足迹的世界性范围与否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留学生身份的现代知识分子，分布在《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胃病》《空虚》等留学生小说，以及《茑萝行》《血泪》《茫茫夜》《秋柳》《离散之前》《十三夜》《杨梅烧酒》《瓢儿和尚》等书写留学生归国生涯的现世生存小说中；另一类是不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知识分子，分布在《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微雪的早晨》《迷羊》《她是一个弱女子》《出奔》等描写国内漂泊的现代游子小说中。上述两类小说中的“零余者”固然生存空间有别，然而无不具备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第一类“零余者”曾经留学异国，其身份无论是学生、教师，还是作家、画家、编辑等，无不居于执政集团之外，其言论也无不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现代特征。“零余者”，在《离散之前》中是报刊编辑，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是自由撰稿人，在《茑萝行》《茫茫夜》《秋柳》等中则是教师。在《南迁》的演讲场景中，伊人不是将自己视为“君父”的代言者，也不是把自己打扮成“礼教”的化身，而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同情弱势群体的遭遇，抨击社会的贫富不公，自由、公正地发表个人意见。在《离散之前》中，“零余者”们以焚毁杂志来表达对社会恶势力的不满与抗议，同样呈现出社会文化之现代批评者的精神特征。更重要的是，这些“零余者”都曾经在日本这个已经走上现代化轨道的现代民族国家学习、生活过，亲身体验过异域的现代生活，具有深刻的现代生存体验，形成了以个体自由为本位的价值观念，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追求建立与发展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理想。《沉沦》中的“他”尽管生活在充满民族歧视的日本，却不仅没有否定其追求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而且依此为据来追求灵肉二重一致的现代爱情，追求灵与肉二重一致现代人格。《空虚》中的“质夫”虽说是个人的爱情与职业双双落空，冀望国家复兴的梦想也遥遥无期，触目之处无不令人失望，但是作者对此双重“空虚”的反复书写并非为了弃今复古，而是对个人自由与现代民族国家理想的呼唤与悲歌。《茑萝行》为包办婚姻苦闷不已，为深受传统礼教思想毒害的妻子伤心，更为知识分子的进退失据的生存悲剧向社会发出强烈的抗议。《十三夜》以日本殖民与大陆混战为背景给主人公的不懈追索画上暗淡的轮廓与色调，在理想破碎而死去的悲凉书写中抗诉了黑暗的现实，传达出为了自由，

永不停息地追求爱与美的理想的人生信念，张扬了个体自由的现代理念。第二类“零余者”虽说不曾到国外游历或学习过，然而因为身处中外社会文化碰撞与交融而走向现代化的现代文化语境里，也都养成了开放的视野、心态，形成了现代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品格。首先，其中的“零余者”属于担当思想传播重任的知识分子。《过去》中的李白时是一家报馆的编辑，《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吴一粟是一家妇女杂志的编辑，《微雪的早晨》的“我”和朱雅儒都是大学生，等等不一而足。他们置身于现代世界格局之民族危机与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时代语境中，为现代思想所激荡，希望能够凭借先进的理念、广博深厚的现代学术修养来改造人生、造福社会，实现他们的自由梦想。《微雪的早晨》中的朱雅儒困扰在包办婚姻的旧壳里不得解脱，围困在小军阀作威作福娶走心爱女人却无能为力的精神炼狱中不能自拔，为此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希望从中找到救赎自我和社会的道路。他对社会文化的批评不仅为个人而发，而且也具备了现代社会批评的视野、立场与眼光，因为他虽然不曾出国，但是所接受的也仍然是现代知识与思想的教育，所追求的爱情自由、社会公平等也是建立在现代思想系统之上的。《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吴一粟和《过去》中的李白时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不仅凭借其手中的笔讴歌恋爱、崇拜母性，而且在其生活中凭借个人的才华、思想与意志来选择配偶，尽管结果并不理想，但是吴一粟对于郑秀岳的包容、怜惜、李白时对老三的放手等都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尊重与同情，对女性悲剧命运的理解与同情，如此种种无不体现了人格平等的现代价值观念。

二、既然如此，那么“零余者”形象与中国古代小说之文人化倾向突出的小说中“名士”的相似命运、性情与颓废气息又该如何理解呢？笔者以为，这些相近相似的因素一方面体现了“零余者”形象的中国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他们在现代生存语境的制约下，在现代文化理想的照耀下，大都与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名士气名似实异，形成了新的现代特质。首先，所谓的“名士飘零”在郁达夫小说中表现为建立在现代自由理念基础上的事业、爱情的挫折与失落，然而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往往是与修齐治平的儒家治世理想联系在一起的。《西湖佳话》中的骆宾王隐姓埋名是因为讨伐武则天的失败，而讨伐武则天则是其归心大唐的臣民心态所致。《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之所以对仕途经济恨之入骨，追求以女儿为载体的“净土”，是因为恶浊的尘俗世态阻断了心中所向往的真儒境界的在世实现。《花月痕》中韦痴珠的“孤愤”也并不是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传统的压迫所造成的，而是因为不能按照孔孟传统为自己画下的道路来实现家国梦。与之相比，郁达夫小说中“零余者”的悲剧人生无不建立在现代价值系统之上，是其个人性的事业、爱情追求与社会性的现代民族国家理想的失败，可以说是一种现代性挫折。《沉沦》如是，《空虚》如是，《清烟》与《烟影》也如是，在此不赘。

其次，所谓的“名士气”尽管在郁达夫小说中依然表现为率真自然的性情、独守个性的意识，不肯与时世妥协，恃才傲物、愤世嫉俗的“狂者”与不肯阿附时人，清高自许、适性怡情的“狷者”姿态，但是，其姿态与意识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照耀下具有新的内涵。其一，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名士”的率性自然、独守个性，并非真的要立意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而是因为黑暗世道阻断了他们修齐治平的人生道路，他们进退失据，不得不佯狂，不得不狷介自守。也就是说，无论是经历了怎样的扭曲，言论是多么的偏激，其内里的本真意向大多还是维护儒教传统的，起码不是要推翻它。但是，在郁达夫小说中则更多意味着批判中国传统的人伦价值观、建构现代以人为本的现代精神诉求。《沉沦》中“他”的自我暴露

等带有挑战传统礼教的意味，其思想基础就是现代人本主义的个体自由。其二，在郁达夫小说中，“在世的恃才傲物、愤世嫉俗与避世的清高自许、适性怡情”虽说更多表现为对于“名士风度”的继承，但是也并非就没有现代性价值的新内涵。恃才傲物、愤世嫉俗来源于“零余者”的悲剧遭际，体现了他们对于个人人格构成中的才华因素的自信，其愤世嫉俗则不仅是源自个人的切肤之痛，而且也是当时转型中的现代中国的专制与不公的社会文化状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