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中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978年—2003年
摘要：本文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分别从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两方面就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规模上看，我国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的影响；结构上看，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和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效应，行政管理支出及其他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效应。

文章分析了财政支出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我国财政支出状况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一、研究综述
中国的财政已经进入了一个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时期，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推行以来，我国平均每年增加财政收入1600亿元，年均增长17%。

2001年我国的财政收入是16371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2970亿元，增幅达22.2%，这个增量相当于我国十年前财政收入的总量。

取得如此成就，与中央积极推进的财政制度改革息息相关。

另一方面，我国的财政支出也一直处于增长状态，2003年我国的财政支出是24649.95亿元，比1998年增加了13852亿元，增幅达56%。

与此同时，200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17251.90亿元，比1998年增加了38906.70亿元,增幅约为50%。

如果考虑到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我国国内生产总值
的增长速度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

关于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研究，国内外已经有许多研究文献。

从目前国内有关研究来看，龚六堂和邹恒甫选取从1970—1994年间90个国家的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数据为样本，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讨论政府花费的增长和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中发现财政支出的增长与波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邹微（2003）①指出，我国由于在财政支出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调整成本”，以至削弱了财政支出应有的增长效应；[1]马拴友(2000)②利用1979-1998年的数据，通过对政府支出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论，进一步扩大政府规模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2]
从国外研究来看，Barro（1990）建立了第一个有关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模型，他以财政支出流量为研究对象，将财政支出引入到具有固定规模报酬的企业生产函数中，从理论上证明了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确实有持久而显著的作用，并且认为具有生产性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决定于财政支出规模的大小。

若其尚未达到最佳规模，财政支出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当超过最佳规模后，会产生负的影响。

另外，国际上对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检验也是相当多的。

首先，从财政支出的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看，主要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①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并无影响。

Kormendi 和Meguire（1985）研究了二战后47个国家的政府“消费”支出，认为在实际GDP 的平均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性支出占GDP的比例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②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负的影响。

Landau（1985）使用了1960—1980年的65个发展中国家的有关样本，发现财政支出特别是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有反向作用。

③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有正的效应。

Ram 设立新古典模型，指出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强有力的支持作用。

其次，从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看，由于对财政支出的分类不同，不同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①Aschauer（1989）、Barro（1990）和 Fischer（1993）等经济学家把政府的财政支出分成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

Grier 和 Tullock对这两类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二战后包括24个OECD国家在内的115个国家的集合性横截面—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政府的投资性支出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环境，具有正的效应。

Barro利用98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会扭曲资源配置，导致人均增长率下降。

Easterlyand 和 Rebelo（1993）认为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正向关系，特别是投资于交通、通讯的支出与经济增长相一致。

Aschauer的研究结果也证明美国的基础设施支出对私人部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影响。

①邹微：《制度经济学研究》（2003）第一卷，
②马拴友：《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2000）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②Devarajan、Swaroop 和 Zou（1996）在理论上把财政支出分解为生产性的和非生产性的，他们利用1970—1990年间69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支出在最优状态下，生产性财政支出与非生产性财政支出的比值应该取决于这两项支出对生产的贡献度（产出弹性）之比。

生产性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然而当其所占的比例过高时，它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在边际上就成了负的。

而非生产性支出对平均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是负向的，由此显示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性支出过多，且以降低经常性支出为代价。

这就为揭示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量的生产性财政支出何以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增长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基本概念的界定
(二) 财政支出的内涵及其范围的界定
1、财政支出的内涵
对于现代国家而言，所谓财政支出是指以国家为主体、以财政的事权为依据进行的一种财政资金分配活动，它集中反映了国家的职能活动范围及其所造成的消耗。

就其实质而言财政支出就是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社会资源配置活动。

[3]按照功能财政的观点，从满足现代国家职能需要出发，财政支出实际上是以国家为主体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并实现其特定目的的一种行为。

2、财政支出的范围界定
西方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当代西方经济是一种由公共部门经济和私人经济共同构成的“混合经济”，他们从市场失灵中引申出了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即凡是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财政应该退出；凡是市场机制无法或者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财政才应该介入；[4]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财政活动的范围要广的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支出所涉及的领域也有其特殊性。

本文所采用的财政支出仅指预算内支出，不包括预算外支出。

（二）经济增长的内涵
经济增长最常见的有两种相互联系的定义。

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指一个经济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和劳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持续增长， [5]按照Paul A.Samnelson和William D.N ordhaus权威的定义就是指一个国家潜在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6]另一种定义认为，经济增长是指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实际产出，即人均实际产出的持续增加。

本文在构造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时，采用第一种定义，即以GDP总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具体指标；在构造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模型时，采用第二种定义，即以人均GDP作为其具体的反映指标。

（三）财政支出规模的内涵
财政支出规模自身的衡量指标有两个，一个是财政支出的总额，即财政支出规模的绝对量指标；另一个是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即财政支出规模的相对量指标。

本文采用财政支出总额作为其具体的衡量指标。

（四）财政支出结构的内涵及其分类
财政支出结构是指财政支出的各个部门的组合状态及其数量配比的总称。

财政支出结构就其现象形态表现为各类支出的集合，但实际上它是财政职能状态和政府政策的体现[7]。

在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本文以政府职能或以财政职能为标准，将财政支出分为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其他支出五类。

[7]这种支出结构，它可以明确而具体的表明，财政支出在各职能间的分配格局和各项职能实现的程度，并从动态上可以反映出各项财政职能在不同时期变动情况等。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状态分析
从规模上看，自1978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一直迅速增长（如图1），由1978年的1122.09亿元上升至2003年的24649.95亿元，增长近20倍。

但就相对规模来看，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却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变化趋势（如图2），先由1978年的31.0%下降到1994年的12.4%，在1994年实行财税综合改革后，这一比重于1997年初次出现回升势头。

1998年受我国拉动需求、积极财政政策的影响，该比重出现明显上升趋势，由1998年的13.8%上升到2002年的21.0%，2003年趋于平稳。

然而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还太低，如表2所示，1990年—2000年与澳大利亚等十个国家相比，中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是最低的。

据世界银行统计，多数国家财政支出占GDP平均比重60年代为30%，80年代为40%，且都在不断的上升。

发达国家平均比重均在30%以上，发展中国家也平均为26.4%。

从结构上看， 1978—2003年我国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和其他支出的绝对量都在增长（如图3）。

在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五项支出费用增幅较小，至90年代中期以后，五项支出费用增幅较大。

从各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来看（如图4），经济建设支出和国防支出一直处于递减状态，经济建设支出递减幅度较大，而国防支出进入90年代后，比重基本稳定在8%的水平。

社会文教支出一直处于递增状态，1980年已跃升为第二大比重的支出项目，至2003年已占财政支出的26.2%。

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除个别年份外，也一直处于递增状态，1986年占财政支出的10%，首次超过国防支出的比重，居财政支出的第三位，从90年代以来一直在12%的水平，至2003年竟高达19.0%。

四、财政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
(一)模型的建立
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此外财政支出也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

资本是投资于有形资产所形成的物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其他因素发挥作用的载体，本文分析中使用资本形成总额作为其衡量指标。

劳动力因素是生产发展中相当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因此模型分析中使用我国的从业人数作为其衡量指标。

①财政支出是一国政府为了满足其职能发挥需要的花费，在模型分析中选用了1978年—2003年的财政支出总量作为其衡量指标。

根据以上分析建立计量模型：
lnY=a0+a1*lnL+a2*lnK+a3*lnPE+e (1)
其中：Y—国内生产总值；L—从业人数；K—资本形成总额；PE—财政支出总量。

利用SPSS10.0统计软件，可得到如下回归方程：
lnY=-5.9055+0.7268lnL+0.7611lnK+0.1244lnPE
(2.2724) (0.2286) (0.0639) (0.0531)
(-2.5988) (3.1801) (11.9138) (2.3445)
R²=0.9985，F=4972.0420。

方程下面第一行数据为估计量标准误差，第二行数据为相应估计量的t检验值。

从方程的拟合结果可以看出，在显著性水平a=0.05时，每个解释变量都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结果分析
通过模型（1）的实证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在总体上起到正的作用，即财政支出每变动一个百分点，将会引起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0.1244个百分点。

这与Barro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财政支出仍未达到Barro所指的最优规模，还存在进一步加大的空间。

从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与其他国家的比较也可印证这一点。

如前所述，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都在30%以上，其中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典等国这一比重高达50%以上，即使是发展中国家有许多也要高于我国。

当然，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会影响到这一比例，但这一数据仍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且
①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历年从业人员数（国家统计局，1987、1999）计算，从业人员增长率在1990年之前始终保持在2%—3%的水平，但1990年突增15.5%，王小鲁、樊纲在提出是由于1990年人口普查将以往漏报人数包括进来的结果，说明以前年份数据偏低。

[8]为提高模型的精确程度，减小误差，对某些年份数据异常波动作了适当的平滑处理，并在模型中使用调整后的从业人员数（见表4）。

我国现实中公共品的缺少、陈旧，公共服务的落后也可以说明我国财政支出存在总量太少且结构也不合理的问题。

五、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
(一)模型的建立
在研究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本文将财政支出按政府职能分成经济建设支出、社会文教支出、国防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及其他支出五项。

具体到建立模型时，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均经济建设支出、人均社会文教支出、人均国防支出、人均行政管理支出及人均其他支出作为解释变量。

建立的模型设立如下：
pGDP=a0+a1*pEC+a2*pSCED+a3*pND+a4*pGA+a5*pOTH+e (2)
其中：p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EC—人均经济建设支出； pSCED—人均社会文教支出；pND—人均国防支出；pGA—人均行政管理支出；pOTH—人均其他支出。

利用SPSS10.0统计软件，可得如下的回归方程：
pGDP=-1485.04+10.32145pEC+14.35341pSCED+86.12348pND-38.9524pGA-4.10715pOTH (563.2643) (13.20429) (21.11437) (33.56462) (16.39294) (11.63695) (-2.63649) (0.781673) (0.679793) (2.565901) (-2.37617) (-0.35294) R²=0.977449，F=173.3757。

方程下面第一行数据为估计量标准误差，第二行数据为相应估计量的t检验值。

从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除其他支出项外，每个解释变量在显著性水平a=0.05下均通过检验。

(二)模型的分析
1、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总量分析。

从模型(2)中对各变量回归分析的结果说明，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亦即人均经济建设支出每变动一个单位，就会引起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10.32145个单位，未达到Barro所指的最优规模。

从1978---2003年，中国经济建设费用一直呈递增趋势（如图4所示）但其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却呈递减的趋势（如图3所示）。

一方面这一比重从改革前的平均60%下降到改革后的平均46.25%，与改革前相比，下降了13.75个百分点，这说明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完善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财政支出正在从盈利性领域退出，而保留在公共领域。

另一方面经济建设支出比重的持续递减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正如前文所分析，经济建设支出并未达到最优规模，对经济增长仍然会有较强的拉动作用。

而我国1978年以来经济建设支出年均递增9.8%，比财
政支出年均递增13.15%低3.35个百分点，这还没有剔除物价上涨的因素，因此实际情况可能更低。

因此经济建设支出的总量应当加大，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也需相应的提升。

(2)结构分析。

中国用于经济发展的经济支出（主要是经济建设支出，另外占比例较小的两部分分别是流动资金，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可分为两类：一类投向以盈利为目的或以市场为导向的国有企业，这一部分经济建设支出因为国企在竞争领域的错位而效益低下，对经济增长贡献甚低，另一部分主要投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或是有自然垄断性的准公共产品的部门或企业，如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农业援助、能源物资储备及高科技企业等。

由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不断降低且侧重于第一类的支出，使得投资于这部分的财政支出严重不足，从而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增长。

范九利、白暴力和潘泉在《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进展》一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综述，认为美国基础设施资本对产出的弹性基本处于0.16—0.25之间，而中国基础设施资本对产出也存在充分的弹性，这就要求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加大这部分费用的份额。

[9]
2、社会文教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社会文教支出是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支出的简称.其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都会通过提高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技能水平、精神状态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本理论”，“科教兴国战略”无不是对这一问题的反映，模型(2)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总量分析。

模型(2)的结果显示，我国社会文教支出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即人均社会文教支出每变动一个单位，就会引起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14.3534个单位，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文教支出总量偏低，并未达到应有规模，从相关数字和国际比较中可以证明这一点。

从1978—2003年我国社会文教支出绝对值上升迅速，但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1991—2003年，预算内社会文教支出总量由849.65亿元上升至6469.37亿元，绝对数增加了近8倍，但扣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则低于同期财政支出增加的幅度，从占GDP的比重来看，1990年为3.9%，1998年为2.7%，下降了0.6个百分点，而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文教支出所占比例比较大。

这里仅以教育为例，1994年我国教育支出占GNP比例约为2.18%，而同年其他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甚至印度也均大大高于4%，至近年我国与别国这一差别进一步拉大。

造成我国社会文教支出偏低的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大量的政府外收入游离于预算外，造成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偏低，且由于政府财力分散，使得在社会文教支出上难免会捉襟见肘。

②有限的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支出比例过高（和社会文教支出相比），从而挤占了一定的社会文教量。

③统计口径上的不足导致一方面是大量的制度外的政府收入虽已
用于社会文教支出，但由于未列入预算而不能在财政性科教文卫支出中反映，另一方面是预算内经费支出统计口径过窄。

(2)结构分析。

社会文教支出内部的结构，即教育支出、科技支出、文化支出、卫生支出四项支出，也存在其不合理性。

首先、公共卫生支出投入较低，未达到最优效率，2003年的非典疫情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对于科教文支出，具体以教育支出为例，在我国教育经费中人员经费所占比重过大，在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公用经费应得的份额。

根据统计，我国教育支出中约有85%用于人头费，余下的15%中，还要减去教育行政等开支，剩下真正用于投资的经费相当的少，制约了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从而影响了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3、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总量分析。

模型(2)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正，即人均国防支出每变动一个单位，就会引起经济增长同向变动86.12348个单位。

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实证分析结果也表明国防支出对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拉动作用，但还未达到最优规模，因此国防支出总量还应继续增加，其结构还应继续优化。

由表2可以看出，从1978-2003年，我国国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一直呈递减趋势，1978年为15.0%，1992年为10.1%，而2003年仅为7.74%。

值得指出的是，自改革以来很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国防支出的增长事实上几乎近于零。

尽管国防支出比例的大幅度下降，可以为其他支出提供资本，然而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军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军队发展已由人力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我国国防建设支出已呈现出严重不足的问题，客观上需要加大对国防支出的投资量。

下面一组国际军费数字比较也说明了中国国防支出偏低的现实。

2003年，我国的国防支出为1907.87亿人民币，相当于美国的5.69%，日本的37.07%，法国的75.94%，英国的56.78，而2001年国防支出按人均分担我国只有13.27美元，而西方发达国家为300-900美元，连周边国家也远远高于我国，（俄罗斯为211.4美元，韩国为333美元）。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有必要加大国防投资力度，一方面可以增强军事实力，提高综合国力，另一方面还可以有力促进经济的增长。

(2)结构分析。

中国国防支出按支出项目分，主要包括：人员生活费，主要用于军官、士兵、文职干部和职工的工资、伙食、服装等；活动维持费，主要用于部队训练、工程设施建设及维护和日常消耗性支出；装备费，主要用于武器装备的科研、试验、采购、维修、运输和储存等。

从表中可以看出，2000年中国国防支出中人员生活费、活动维持费、装备费呈“三足鼎立”之势，国防支出的大部分都用于人民生活和正常活动维持上，而根据目前世界发展的要求，国防支出应该侧重于武器装备的支出。

我国武器装备与人员生活费之比为
0.96：1，而同期美国的武器装备费与人员生活费之比为 1.26：1，显然其他国家更注重的是武器装备及技术上的研发，而不是一味的强调人员的数量[9]。

因此，一方面我国应该继续增加在国防上的支出，而另一方面也应当注重调整人员生活费、活动维持费以及武器装备费三者之间的比例，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均衡点。

资料来源：丛树海，《财政支出学》[10]。

4、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行政管理支出是财政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的费用支出。

(1)总量分析。

模型(2)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我国人均行政管理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负，即人均行政管理支出每变动一个单位，就会引起经济增长反向变动38.9524个单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目前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过大的问题。

从1978-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支出规模出现了迅速增长的局面，且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年上升。

90年代中，行政管理支出的平均增速为18.48%，比同期财政支出平均速度快了1.69个百分点。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持续上升并在2002年达到最高水平18.6%。

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而且具有历史延续性，直接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总体增长水平、财政收支规模、政府职能及其相应的机构设置和行政管理费本身的使有效率，因而规范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以及加强管理必须从多方面入手。

从长期观察，前两个因素与行政管理支出规模应呈争相管和比较稳定的关系。

否则，对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都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一般情况下，行政管理支出的弹性系数（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率／财政支出增长率）理应维持在0-1之间，而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大部分年份在１以上，1980年财政支出是负增长，行政管理支出却增长16.7%，1992弹性系数高达2.24，1994年高达1.46。

政府从GDP中集中的份额越来越少，而在集中越来越少的份额中用于行政管理支出的份额越来越大，从而必然挤占实现其他公共职能实现的财力，特别是相对减少了建设性支出和社会性支出的财力，削弱了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影响。

由此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急迫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