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九七年第一期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英]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 clellan)

一

在考察西方对马克思的解释的历史,例如考察一种有关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的来龙去脉时,一种有益的方法,就是把它视为试图同这些社会前后相继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达成妥协、甚至合流的历史。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毕竟也是在大思想家黑格尔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的晚期著作,以及更多的恩格斯的著作,也都打上了19世纪对实证主义和科学的追求的烙印。

这种科学主义的观点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著作中继续占主导地位,继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黑格尔的精神随着战后的变化而得以复苏,这在晚年列宁的著作中,特别是在青年卢卡奇的著作中,有相应的理论表现。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在赖希、马尔库塞和青年哈贝马斯的著作中都有反映。纳粹主义的兴起及其后果使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心转移到法国,并使后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模式——存在主义得以出现。 正因为如此,当我在60年代前期初次为马克思的思想所吸引时,当时流行的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西欧和北美的60年代是一个富裕的社会与对资本主义的物质享乐主义严厉批判相结合的时代,这一特征在1968年的动荡中发展到极端。作为一个对马克思将理论置于社会现实的尝试深感兴趣的天主教徒,我是通过布鲁诺、费尔巴哈、施蒂纳和马克思,通过他们将黑格尔的先验图式世俗化的斗争,而为青年黑格尔运动所吸引的。那时(直到现在)在我看来,青年马克思为人的潜能描述了一幅极为丰富的图景。而《经济学手稿(1857—1858)》(我曾翻译出版过它的节略本)则将这一潜能置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之中。

我是在法兰克福开始写作我的博士论文的,在那里,语言学上的转变(英国哲学业已接受了这一转变)已经正在影响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不过,影响更大的是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和莱维—施特劳斯,他们影响了法国以阿尔都塞的著作表现出来的对马克思的解释的核心内容。虽然阿尔都塞的著作在反对对马克思作经济主义的和简单化的理解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我发现他是反人道主义的,他的那种自我证实的概念范围内的结构,从而他的唯心主义与我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格格不入。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看法离马克思本人著作的原义和现实世界本身是这样的远,因此毫不奇怪,它预示着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的解体,后者的语言学的和唯心主义的转向在后结构主义转变为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变得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在英语国家,对马克思的研究也再次屈从了时代精神的影响。撒切尔时代蔓

延的个人主义产生出一种“分析的”或者说“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埃尔斯特和罗莫,他们在其著作中以一种严格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框架对马克思的著作做了重新的解释。至少可以这样说,这样做是荒唐的(虽然还不像萨特试图将他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结合在一起那样荒唐),毫不奇怪,这样一来,马克思的东西也就所剩无几了。

上述的所有的理论活动,其结果就是周期性地使马克思主义适应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意识形态。这里,我想简要地介绍四种当前流行的修正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第一种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这我在前边已经谈过。其他三种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的思潮;后工业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潮;以及正在蔓延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然后,我再简要概括一下马克思的思想中那些可以抗拒这些迷惑人的思潮的基本观点。

二

后现代主义对东欧国家有很强的吸引力。这一吸引力是基于西方哲学中的一种转变,即对所有寻求提出一种社会现实的模型并围绕这一模型制定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行动纲领的理论的基本前提和认识论表示怀疑。这样的理论之所以会遭到反对是因为它们被视为一种现今已经过时的现代性的产物——其理由是始于文艺复兴的现代已经被取代。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提出这种论证的人看来,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变化,尤其是消费至上的文化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对政治学的美学化,在向后现代社会的发展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还应牢记在心的是,有相当数量的后现代主义的辩护者自身在政治上已从左派的立场被卷入(例如莱塔德,他曾是法国“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这使得一些人把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影响归结为卷入60年代后期爆发的极左活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失望情绪,特别是法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在那里后现代主义产生了其最杰出的辩护者。

从实践的高度来看,后现代主义的结果表现在,首先,“非固定性已成为每一社会角色的构成方式”——产生于古典决定论的社会中既定任务和特定角色之间的任何必然联系都被取消,因而,社会角色现在只能说是有联系的。其次,业已出现的基于性别、种族、环境等问题的新的社会运动,既不能再视为本质上是必然的阶级斗争的表现,也不能再视为一种替代的革命力量,即取代通过社会主义得以解放的工人阶级的革命力量,因为“对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实现而言,并不存在任何特许的力量,它是依‘集体的意愿’为转移的,而后者又是由很多不同的力量艰难地构成的”!。再次,不能假定所有这些新的运动都首先是“进步的”——它们都要取决于居支配地位的与其他斗争的结合方式。最后,这些非全部隶属地位之间的关系不应被简单地看作是不同的、完全独立构成的因素之间的联系,而应看作类似阿尔都塞所说的“多元决定的”关系,即事物的因素是由复杂的,而且有时是相互矛盾的原因构成的。内在于支配概念中的张力同样表现在每一政治或社会实践中。这就赋予否定性一种首要的和基础的特性,并且假定了与彼此不同的运动相连的关键的和起支配作用的实践的存在。

这样一来,冲突的出现就仅仅是因为某种外在于产生它的生产关系的东西。例如,某一特定工作的工资水平是这样的低以致不能保证工人一定的生活水准;或者假设,不公正的待遇在某一工厂里是普遍存在的。其结果就是,工人在生产关系之外的“构成”方式成了关键所在。的确,工人的工资水平越低,他们所期望的东西同有关他们在现今世界的地位的特定观点之间的关系就越接近,这接下来又要取决于他们所参与的一系列领域和所分享的不断增

长的对其可以期望的权利的意识。不错,社会中有关民主—平等的理论越占优势,工人就越不愿意“自然地”接受任何对他们获得的社会或文化消费品的限制。用政治学的话来讲,这些发展的后果表现在,由于经济力量之外的作用既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也没有导致阶级结构的简化,因此没有理由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这一态度已被比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趋向一种“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即趋向背离工人阶级是社会中唯一具有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和消灭阶级本身的需要和能力的力量的观点的例证。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把阶级斗争视为一种趋向获取政治权利的目的的手段,而且甚至不是一种根本的或不是一种主要的手段。这一态度可以看作是对“欧洲共产主义”寻求公众在选举上的支持这一策略的理论上的适应。

这一态度还暗示,作为一种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以及内在于其中的剥削的结果,没有人从中或者受益或者受害,这种关系实际上对于社会结构并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虽然后现代主义者的说明是从贯穿资本主义(及其扩张)的统治和对抗的关系开始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涉及物质利益这样的内容,而只对物质利益问题提出推论—结构性的思想。否认确定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地位,把社会现实消融于论述之中并否认历史和历史过程,这样剩下来的就只是仅仅依靠论述的逻辑捏在一起的武断的观点的罗列。

后现代主义方法的最著名的辩护者德立达,最近在他的一本题为《马克思的幽灵》∀的书中重新评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但即使在这本书中,德立达所提出的东西更确切地讲只是一种非政治意义的运动,在这一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将起中心的作用,即制定“批判”。但这些批判却没有任何方向,虽然所提出的那些批判对象(民族、国家和国际法)并不使人感到奇怪。对德立达本人拒绝与自由主义的力量结盟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他与学术界很多接受解构主义的那些人不同)以及他无论以什么形式同马克思主义的结盟,人们可能表示欢迎,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由于赞同解构主义,德立达看上去仍然不情愿接受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就其主要特征来看,解构主义一直是一种对文本的释义;但在其政治宣言中,它一直包含的却不仅仅是过分的言论,而且包含过多的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以及对社会关系和不可避免地产生于这些关系的政治制度的唯意志论的见解。令人奇怪的是,在肯定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盟——或像他所说的那样,同“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精神”的结盟的同时,德立达却不同意这些批评。

三

现在我来谈谈后工业社会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安德列・高兹。高兹思考了发生于工业社会和工业经济中的变化的意义,以及处于这些变化中劳动的作用的意义。#他提出,未来的社会将基于消除我们现在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工作(雇佣劳动)和以自我决定的自主活动来取代它。这既可以通过业已存在的进程的发展,例如,通过大量的失业人员而发生;也可以通过建立一个工作时间能够自由支配的社会这样一种计划的方式发生。选择是在“一种由社会控制的对劳动的解放性的废除或对压迫性的反社会的劳动的废除”二者之间。由于技术工人总是在有组织的、与他们的工作密切相关的劳工运动中起决定作用,并且对任何应当进行变革的建议反应消极,高兹不认为工人阶级是肩负这一变革的力量。相反,高兹寄希望于一个“不是由工人构成的非阶级”,其构成人员是那些所从事的工作对他们是一种负担,因此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