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黄老思想的大背景

一、汉初黄老思想的大背景

秦二世而亡，汉初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于公元前２０２年建立了西汉王朝，西汉建国伊始，经济凋敝，百业殆兴。西汉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汉书.食货志〉〉说：“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识，死者过半”。又据〈〈史记.平准书〉〉说：“自天子不能具钩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这场社会大混战破坏了秦朝原有的经济关系，许多贫民刑徒奴婢被解放出来，开始了新的生活出路。汉处率逃亡者人口将近有一半，导致许多良田无人耕种。这种局面不利于国家财政收入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秦汉动乱之际，许多豪民乘机囤积粮食，抢占土地。有的豪民利用当地资源，逐渔盐铁之利。于是如何调整生产关系，恢复经济稳定统治成为摆在汉初统治者面前的必须着手的难题。外患是北面匈奴人的侵扰“白登山之围”更是让统治者见识到北面的危协。

此时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道家的“无为而治”自由放任的政策，正适合当时的需要。刘邦及跟随他的萧何曹参周勃陈平樊狯等，由社会下趁进入最高统治阶参，出现了汉初布衣将相的局面，他们深知百姓的饥苦，因此统治者懂得爱惜民力，实行了种种的惠民政策。

西汉初年的无为而治，是以黄老之学为理论。黄者，黄帝；老者，老子也。所谓黄老之术，就是黄帝老子的学说。黄帝之术，史书并无专书可考。最早提倡道家政策的是曹参

司马迁称黄老之术为学者共术，则变相的说明了黄老之术为华夏文化的源头。“无为”并不是“无所为”，是一种从“无为”到“有为”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民为本，清净守法，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但体现到律法和政策上就是依法治国，皇权与相权的分开，财赋政策灵活自由，税赋低，官府干预少，士农工商自由放任。

汉高祖吸取秦亡教训，废除了秦的苛政，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颁布诏书通过重农政策。重农抑商是自商鞅以来封建政权长期推行的政策。

第一，军队复员归农。对跟随他入关的关东军愿意留在关中的，可以废除12年的徭役。回关东的废除6年的徭役，依据在军队立功的大小进级加爵，按军官

爵位高低给予田庄。爵级在公大夫~公乘之上的，还赏给食邑。由于一系列

政策，所以解甲归田者大多数为自耕农，对他们的赏赐调动了其积极性，为

恢复发展农业提供了保障。

第二，对逃离家乡的流民，实行招抚。回归本地的可以得到田地和原来的爵位。

第三，下令释放奴婢。让广大的奴隶获得了人身自由，为发展农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第四，减轻农民负担。田租实行十五税一。

第五，奖励生殖人口。“民产子，复勿事二年”即免除两年的徭役。

通过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保障了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经济，对汉初政权的稳固，社会秩序的恢复具有重要的作用。

针对一些奸商发国难财，扰乱市场秩序。汉高祖实行了抑商的政策。据《汉书。娄敬传》载，汉高祖还迁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强名家，”共十余万口到关中，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同时规定商人不得作官，不得拥有土地，穿名贵的衣服，不许乘坐马车、携带兵器等，同时对商人征收多于平民几倍的赋税。虽对商贾进行了许多的限制，但允许他们自由经商，这种“抑商”政策具有相对的灵活性。

政治上，郡国并行制与地方经济的发展

扩大地方自主权，有利于诸侯国发挥治理当地的主动权，同时分而治之适当缩小了中央政府直接所统辖郡国的范围，因而适应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为全国各地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顺应了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是西汉王朝最高统治者依据社会条件进行的政治经济体制。

第一，增强了各国发展当地经济的主动性，调动了他们增加各国财政输入的积极性。《史记·吴王濞列传》说：“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

自拊循其民”就是说各国安抚百姓，安置流亡人口，让他们积极从事农业生

产，发展各诸侯国的经济。又据《汉书、淮安王传》：“淮安王安……亦欲以

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同时各国又同中

央郡县展开了一场争夺生产劳动力的竞争。中央政府的人要到边疆去屯役，

而诸侯国的人只需在本国内服役，所以许多人逃到了诸侯国，同时诸侯国对

服役人员给以工钱等一系列优待。这样招徕流亡，奖励开荒，增加了地方诸

侯国的税收收入，使诸侯国人户迅速增长。由于地方政府的积极主动，使全

国形成了上下努力发展社会生产的情景。

第二，便于各国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经济。吴国东面有富饶的海盐，章山有铜矿，有三江五湖的便利。吴王刘濞为了开发当地的资源，用铜来铸造钱，用海水

煮盐，国家变的非常富饶。齐国东面有琅琊山，南面有泰山，西面有浊河，

北面有渤海。因此“齐带山海，膏攘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鱼盐”

②。南方各国，雨水充沛，可以广设水田种植稻谷。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丝

织物，说明了在当时已经有很高的水平。

第三，郡国并行有利于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各诸侯国独立生产各个地区有优势的经济，实行多种经营。开发本地经济资源，多种多样的手工业促进了地区间

广阔的市场交换。经济成份的发展使王侯具有雄厚的资本，长期扶持多人在

全国各地经商，使本诸侯国商业繁荣，行成许多繁荣的商业都市。可见郡国

与多种经济的并存为商品经济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总之，西汉初的郡国并行制极大的推动了汉代经济的发挥，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调动了当地经济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为以后中央对地方经济发挥能动作用，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二、惠帝、吕后时期从抑商政策到利商政策的转变

惠帝、吕后时期，全面实行放任自由的经济，对商人的限制有所改变。文帝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出现了商人周游天下，商品交易使人们都能买到想要的东西。景帝时设置关口，用传（即通行证）出入，对商人的政策仍就比较宽松。

在无为的大环境中“利商政策”促进商业发展，首先兴起一批兼营盐铁的大商人，盐铁是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必需品，而文帝只对其征收少量的顾税（即开发山林川泽的承包税）。许多盐铁商人垄断铁和盐的生产和销售，牟取了暴力，积累了财富。当时还有许多农业、渔业、牧业、林业等产品上市，“利商”政策促进了农牧产业的繁荣，还直接造就了更多专门从事商业买卖的行商坐贾。

“利商”政策的形成，使“人各任其能，地尽其力”，西汉前期的商业全面走向兴旺。

三、社会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1)农牧工商业的协调发展(2)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无为政策的推行也逐渐体现出一些弊端

第一，当时诸侯国的快速发展，对汉朝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郡国官职的重复设置又增加了食禄阶层，“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经济上的富足成为导致地方分裂的一个因素，渐渐成为割据一方的政治势力。《盐铁论·错币篇》记载：“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属因邓币，吴邓钱币天下”。吴王积累的大量财富，为其发动“七国之乱”奠定了物质基础。许多诸侯国甚至富可敌国，觊觎帝位。

第二，面对外患的骚扰和掠夺，西汉自高祖到景帝时，对匈奴一直是“侵扰”、“和亲”、“再侵扰”、“再和亲”的无为政策，这只是暂时的和亲对长期的安定无济于事。

第三、汉武帝雄才大略，常年大兴战事，向外进行扩张战争，内则迷信神仙，多次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