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

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

摘要：“依经立义”是古代惯例，几千年来却隐而不彰。从个人来讲，“依经立义”是借引经典以证明自己正确的话语言说方式；从学术来讲，它是借助社会公认经典进行学术创新和阐发的意义生成方式。因此，从横向上看，经史子集的学术构建是在“依经立义”话语方式下展开的，从纵向上看，汉学到清学的学术流变是在“依经立义”话语方式中演进的。所以，“依经立义”话语方式是中国学术生成的奥秘所在。

关键词：依经立义；话语言说方式；意义生成方式；经典；权威金克木先生说：“按照古代惯例，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得依傍并引证古圣先贤，最好是利用古书作注，好比新开店也要用老招牌，不改字号。中国儒家是‘言必称尧舜’，其他家也多半这样标榜祖师爷。外国古代也不是例外。从印度到欧洲古代总要引经据典，假借名义，改窜古籍，直到‘文艺复兴’还要说是‘复兴’（再生）。其实古书的整理和解说往往是已经‘脱胎换骨’了。柏拉图的‘对话集’中的苏格拉底已是柏拉图自己了。中国汉代‘抄书’整改了一次，宋代‘印书’又整改了一次。”①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上篇谓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而此旧瓶，直至最近始破焉。”②

刘泽华先生说：“‘五经’与圣人之言被普遍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引经据典，联系实际便成为普遍论述问题的方法和套套。许多人的聪明才智用来进行两者的结合。”③

金先生说是“古代惯例”，刘先生说是“套套”，其实也就是“俗套”，有“套路”、“惯例”的意思，只不过是更为口语化的表达。冯先生没有说是什么，但他“旧瓶装新酒”的比喻与金先生的“新店老字号”差不多，都是指儒家“言必称尧舜”之“古代惯例”。金先生讲这个“古代惯例”，应用很广，不仅是儒家，其他各家，乃至外国，从印度到欧洲古代都是如此，“言必称尧舜”与“言必称希腊”异曲同工；冯先生讲这个“古代惯例”，历史悠久，从董仲舒到康有为，从汉代到清朝，整个经学时代都是如此。刘先生讲这个“古代惯例”影响很深，许多人的聪明才智都耗费在上面去了。

那么，它叫什么名字？这是最有意思的，诸位先生都没有给它命名！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存在却无从指称。不过，诸位先生就自己的理解给出了他们的解释。金先生说是“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得依傍并引证古圣先贤，最好是利用古书作注”。冯先生说：“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

收稿日期：2012—07—19

王庆，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成都610064）。

以发布其所见。”刘泽华先生说是”引经据典，联系实际”，并认为这是我们“普遍论述问题的方法”。可是绕来绕去，我们究竟有没有名字来指称它呢？“依经立

义”一词，可以准确地指称这个“古代惯例”。

在20世纪90年代，笔者就试图从文化范型和话语方式构建的角度重审孔子的地位与影响，以“儒家‘解经’话语模式及其‘依经立义’意义建构方式的奠定”为题论述孔子的地位和意义。“孔子以‘述而不作’的解读经典的方式，建立起了中国文人的文化解读方式，或者说建立了中国文人的一种以尊经为上、读经为本、解经为事、依经立义的弥漫着浓郁的复古主义气息的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并由此产生了‘微言大义’、‘诗无达诂’、‘婉言谲谏’、‘比兴互陈’等等话语表达方式，对中华数千年文化及文论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和极为深远的影响。”④近年来的思索使笔者更加认识到“依经立义”对中国文化构型影响至深，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依经立义”一词是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拈出来的。它来自于汉代以来关于屈原的论争。两汉时，如何评价屈原是文化界的大事。班固说屈原：“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离骚序》）而王逸却说：“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楚辞章句序》）两人对屈原的评价立场相反，态度迥异，但都以是否合乎经典为标准，这就有意思了。刘勰总结汉家论《骚》各派：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文心雕龙·辨骚》）

刘勰援引王逸对屈原的评价，将“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简化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这是“依经立义”最早的出处。屈原是否真的是“依经立义”有待商榷，但汉人评论屈原却是“依经立义”，以经典为依据的。刘勰概述各家言论之后，试图做个公断，提出要回到屈原那里，“将核其论，必征言焉”，举出《离骚》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最后称赞屈原：“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辨骚》）。无疑还是在围着经典转，以经为准绳来审视屈原。可见，“依经立义”话语方式已经成为“古代惯例”。然而这个古代惯例，用得多，说得少。日用而不知，熟稔而不觉，“依经立义”作为一种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是大家都默认并参与的游戏规则，却鲜有人对这个规则进行过梳理和探讨。金克木与冯友兰先生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却都没法指称它，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将“勾三股四玄五”的经验表述提炼为a2+b2=c2的表达公式，是从经验模糊状态上升为定理规律；将不言自行的中国学术话语言说方式乃至意义生成方式提炼为“依经立义”的表达方式，亦是从经验到理论的一种把握，甚至是对中国文化规则的一个归纳。“依经立义”，提纲挈领，把千年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提炼出来，其意义可想而知。“中国传统的固有文化规则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二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⑤以“道”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