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

中国传统学术生成的奥秘：“依经立义”
摘要：“依经立义”是古代惯例，几千年来却隐而不彰。

从个人来讲，“依经立义”是借引经典以证明自己正确的话语言说方式；从学术来讲，它是借助社会公认经典进行学术创新和阐发的意义生成方式。

因此，从横向上看，经史子集的学术构建是在“依经立义”话语方式下展开的，从纵向上看，汉学到清学的学术流变是在“依经立义”话语方式中演进的。

所以，“依经立义”话语方式是中国学术生成的奥秘所在。

关键词：依经立义；话语言说方式；意义生成方式；经典；权威金克木先生说：“按照古代惯例，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得依傍并引证古圣先贤，最好是利用古书作注，好比新开店也要用老招牌，不改字号。

中国儒家是‘言必称尧舜’，其他家也多半这样标榜祖师爷。

外国古代也不是例外。

从印度到欧洲古代总要引经据典，假借名义，改窜古籍，直到‘文艺复兴’还要说是‘复兴’（再生）。

其实古书的整理和解说往往是已经‘脱胎换骨’了。

柏拉图的‘对话集’中的苏格拉底已是柏拉图自己了。

中国汉代‘抄书’整改了一次，宋代‘印书’又整改了一次。

”①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把中国哲学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上篇谓自孔子至淮南王为子学时代，自董仲舒至康有为为经学时代，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以发布其所见。

其所见亦多以古代即子学时代之哲学中之术语表出之。

此时诸哲学家所酿之酒，无论新旧，皆装于古代哲学，大部分为经学，之旧瓶内。

而此旧瓶，直至最近始破焉。

”②
刘泽华先生说：“‘五经’与圣人之言被普遍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因此，引经据典，联系实际便成为普遍论述问题的方法和套套。

许多人的聪明才智用来进行两者的结合。

”③
金先生说是“古代惯例”，刘先生说是“套套”，其实也就是“俗套”，有“套路”、“惯例”的意思，只不过是更为口语化的表达。

冯先生没有说是什么，但他“旧瓶装新酒”的比喻与金先生的“新店老字号”差不多，都是指儒家“言必称尧舜”之“古代惯例”。

金先生讲这个“古代惯例”，应用很广，不仅是儒家，其他各家，乃至外国，从印度到欧洲古代都是如此，“言必称尧舜”与“言必称希腊”异曲同工；冯先生讲这个“古代惯例”，历史悠久，从董仲舒到康有为，从汉代到清朝，整个经学时代都是如此。

刘先生讲这个“古代惯例”影响很深，许多人的聪明才智都耗费在上面去了。

那么，它叫什么名字？这是最有意思的，诸位先生都没有给它命名！大家都意识到它的存在却无从指称。

不过，诸位先生就自己的理解给出了他们的解释。

金先生说是“无论什么新思想都得依傍并引证古圣先贤，最好是利用古书作注”。

冯先生说：“在经学时代中，诸哲学家无论有无新见，皆须依傍古代即子学时代哲学家之名，大部分依傍经学之名，
收稿日期：2012—07—19
王庆，女，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成都610064）。

以发布其所见。

”刘泽华先生说是”引经据典，联系实际”，并认为这是我们“普遍论述问题的方法”。

可是绕来绕去，我们究竟有没有名字来指称它呢？“依经立
义”一词，可以准确地指称这个“古代惯例”。

在20世纪90年代，笔者就试图从文化范型和话语方式构建的角度重审孔子的地位与影响，以“儒家‘解经’话语模式及其‘依经立义’意义建构方式的奠定”为题论述孔子的地位和意义。

“孔子以‘述而不作’的解读经典的方式，建立起了中国文人的文化解读方式，或者说建立了中国文人的一种以尊经为上、读经为本、解经为事、依经立义的弥漫着浓郁的复古主义气息的解读模式和意义建构方式，并由此产生了‘微言大义’、‘诗无达诂’、‘婉言谲谏’、‘比兴互陈’等等话语表达方式，对中华数千年文化及文论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的和极为深远的影响。

”④近年来的思索使笔者更加认识到“依经立义”对中国文化构型影响至深，有必要进行深入的研究。

“依经立义”一词是从中国古代文论中拈出来的。

它来自于汉代以来关于屈原的论争。

两汉时，如何评价屈原是文化界的大事。

班固说屈原：“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离骚序》）而王逸却说：“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

”（《楚辞章句序》）两人对屈原的评价立场相反，态度迥异，但都以是否合乎经典为标准，这就有意思了。

刘勰总结汉家论《骚》各派：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

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

然其文辞丽雅，为词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

”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

《离骚》之文，依经立义。

驷虬乘鹥，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

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

”及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

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

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文心雕龙·辨骚》）
刘勰援引王逸对屈原的评价，将“夫《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简化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这是“依经立义”最早的出处。

屈原是否真的是“依经立义”有待商榷，但汉人评论屈原却是“依经立义”，以经典为依据的。

刘勰概述各家言论之后，试图做个公断，提出要回到屈原那里，“将核其论，必征言焉”，举出《离骚》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最后称赞屈原：“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辨骚》）。

无疑还是在围着经典转，以经为准绳来审视屈原。

可见，“依经立义”话语方式已经成为“古代惯例”。

然而这个古代惯例，用得多，说得少。

日用而不知，熟稔而不觉，“依经立义”作为一种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是大家都默认并参与的游戏规则，却鲜有人对这个规则进行过梳理和探讨。

金克木与冯友兰先生都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却都没法指称它，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将“勾三股四玄五”的经验表述提炼为a2+b2=c2的表达公式，是从经验模糊状态上升为定理规律；将不言自行的中国学术话语言说方式乃至意义生成方式提炼为“依经立义”的表达方式，亦是从经验到理论的一种把握，甚至是对中国文化规则的一个归纳。

“依经立义”，提纲挈领，把千年儒家思想，乃至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提炼出来，其意义可想而知。

“中国传统的固有文化规则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以‘道’为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

二是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

”⑤以“道”为
核心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方式，让我们理解了中国文化艺术性的一面，亦如古琴的韵，围棋的气，书法的计白当黑，国画的虚空留白；而儒家“依经立义”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解经”话语模式，则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根脉与特质。

因为，中国文化根在儒学，而儒学之根，又在经学，而经学的衍生方式，就是依经立义。

从依经立义，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子曰”、“诗云”的言说方式与引经据典的写作习惯；可以看到中国学术经史子集的基本布局；可以看到中国学术从先秦到晚清的学术脉络；可以看到文学的“文以载道”、史学的“一字褒贬”；可以看到君君臣臣的政权模式以及忠臣孝子的思想理念；可以理解古人何以“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⑥。

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依经立义”在中国历史上所起到的作用远非话语方式那么简单。

作为一种话语言说方式，“依经立义”着力于话语表达的策略。

言说者和接受者都不仅关心说什么（立义），而且关心怎么说（依经立义）。

对于个体而言，“依经立义”是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它就是一种意义生成方式。

如埃德加所说：“由于各种社会实践和机构（如政治、教育、宗教和法律）既由话语形式组成，同时也是话语形式之内的东西，因而一种话语就成为了在社会语境之中生产和组成意义的方式。

”⑦意义积累起来，构成了知识。

意义生成方式也决定了知识样态的构成形式，因此，对于整个学术发展而言，“依经立义”也是学术谱系的生成方式。

如保罗·博韦说：“话语生产关于人类和社会的知识。

既然这些话语的‘真理’与学科结构有关，即与学科形成体制化的逻辑框架有关，于是，除了那些源自正统合法的学科，这些学科权力无论是通过体制化话语赋予的还是获得的，均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

”⑧这是从横向上看，从纵向上看，学术的流变、学术的创新是从经典阐释中生发出来的，学术的发展是伴随着经典阐释的进一步深入，甚至于学术转向的标志也是经典的转换：如汉学以“六经”为依据，而宋学以“四书”为鹄的。

总之，一句话，中国传统学术的演进奥秘在于：“经”可以换，“义”可以变，但“依经立义”之话语方式不变。

一、依经立义是一种话语表达方式
依经立义首先是一种话语表达方式，它表现为我们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和愿望，而是通过引用他人的话来曲折表达自己的意思。

请看下面例句：红灯亮的时候不能过马路。

老师说：“红灯亮的时候不能过马路。

”
第一句话，言说者直接给出一个观念陈述。

第二句话，言说者不直接说出自己的意思，而是转述权威（老师）的观点，虽然这正是他本人想表达的观点。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依经立义”话语方式，用于观念陈述，而非事实陈述。

事实陈述只关乎真假，而观念陈述则关乎对错。

事实陈述是客观的，可以根据是否符合事实来检验；而观念陈述则是主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是非标准，怎样来判断对与错呢？“红灯亮的时候不能过马路”，那没车可以过吗？或者他人都在过，为什么我不能过？或者自己注意点就行了，管什么灯亮不亮呢……当你给出你自己的看法或者观点的时候，别人也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在这些并行的观念中如何辨别是非对错？这个时候如何说服他人，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有一个常用的办法就是，借用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如交通法规），或者是引用他人，特别是权威（如老师）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

”老师说”如何如何，这在小朋友心中还是蛮有分量的。

因为有了权威的支撑，老师支持的观点立刻就从各种平行的观点之中凸显出来，获得不言自明的权威性与正确性。

而这个时候，我们其
实就是不由自主地在运用“依经立义”的话语方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依经立义”是一种很有效的话语言说方式。

因为，把权威搬出来之后，争论一般都会止歇，大家都会认同它，并照着这个去做。

因为如果有人还要质疑，那就不止是质疑言说者，而是在质疑权威，这个难度就大了。

权威的建立是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因此，一般人不去冒这个险，就默认了言说者“依经立义”话语方式下言说内容的正确。

即使有人不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引用相反的权威观点加以驳斥，这使得双方的论战都在“依经立义”的话语方式下展开了。

因此，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依经立义”话语方式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它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且是一种社会行为。

它不仅是我们常用的话语方式，还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意义生成方式。

二、依经立义是一种意义生成方式
英国哲学家怀海特说：“两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学不过是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

”⑨波普尔也说：“柏拉图著作的影响（无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

可以说，西方思想不是柏拉图哲学的就是反柏拉图哲学的，但很少是非柏拉图哲学的。

”⑩如果把柏拉图替换成孔子，把“西方哲学”置换成“中国学术”，我们同样可以说：“两千五百年的中国学术不过是对孔子的一系列注脚。

”“孔子著作的影响（无论好坏）是不可估量的。

可以说，中国思想不是孔子哲学的就是反孔子哲学的，但很少是非孔子哲学的。

”
雅斯贝尔斯提出人类发展的“轴心时代”的概念，就是因为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到如今仍然吮吸着“轴心时代”的母乳。

虽然每个时代都在对“轴心时代”进行注释、解读、阐释、感悟，但每个时代也在这些注释、解读、阐释、感悟中创造出新的意义。

这两千多年来，中西思想发展史上对“轴心时代”咀嚼回顾的过程，也是思想和意义演进、发展的过程。

因而，“依经立义”不仅仅是话语言说方式，也是意义生成方式。

朱熹说：“大抵圣贤之言，多是略发个萌芽，更在后人推究，演而伸，触而长，然亦须得圣贤本意。

”“依经立义”就是“后人推究”之方式，“触”即“依经”，“演”即“立义”。

它一方面是“我注六经”，对经典进行阐释与解读，另一方面也是“六经注我”，将我的主体意识加之于经典之上，赋予经典以新的意义。

孔子“述而不作”，整理删述六经，赋予传统典籍以新的意义。

“孔子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来建构意义，实现文化导向的。

因而，这种经典文本的解读模式，是儒家文化的生长点和意义建构的基本方式，对中国数千年文化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这种解读模式对中国文化而言是真正奠基性的、决定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