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_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_赵志耘

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
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3
赵志耘　吕冰洋　郭庆旺　贾俊雪
内容提要:我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投入型经济
增长,技术进步率低,是低效的。

为研究这个结论是否成立,本文构建一个区分设备资本
和建筑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提出判断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三个基本命题。

结合这三
个命题,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过去和目前都存在着明显的体现在设备资本
中的技术进步,1990—2005年间该形式的技术进步率至少在511%—610%以上,并且中西
部地区这种技术进步并不必然低于东部地区。

这充分说明,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
动态融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高投入式增长并非一定是低效增长。

关键词:技术进步　资本积累　动态融合　生产函数
一、问题的提出
近十余年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一直是我国决策层和理论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究其原因在于,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速经济增长,各界似乎已形成一个基本的先验判断,即这种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特别是资本的高投入,技术进步率偏低,因而是低效的、不可持续的(金碚,2003;卫兴华、侯为民,2007)。

的确,这种高投入驱动型增长方式往往会造成大量物质消耗,带来巨大的资源和环境压力(李德水,2005),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在必行。

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要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有其客观规律的。

第一,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近300余年的历史长河来看,大规模资本投入阶段或资本积累阶段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第二,这一阶段的完成大致需要经历100年左右的时间。

②因此,高度重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分必要,但要真正转变增长方式并非一日之功。

我们暂且不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规律,仅就我国目前存在的高投入式增长意味着技术进步率太低这一论断提出质疑。

首先从我国的两个重要的经济现实来看。

刘世锦等(2006)就曾发问,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仅仅是“粗放”和“低效”的,那么为什么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会位于全球前列?同时,白重恩等(Bai Chong2En et al,2006)以及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经济观察课题组”(2006)通过对中国1978—2005年间资本回报率的估算(结果见图1),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平均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

如果说这其中
3　赵志耘,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邮政编码:100038,电子信箱:zhiyunzhao@;吕冰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084,电子信箱:lvbyang@;郭庆旺、贾俊雪,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guoqw@。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财政金融安全”(05&Z D008)和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公共产品的供给研究”(2006X NZ D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十分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①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数不胜数,本文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②　波特(2002)曾将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要素驱动阶段、投资驱动阶段、创新驱动阶段和财富驱动阶段。

我国过去几十年和目前正处于投资驱动阶段,而所谓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从投资驱动阶段转变到创新驱动阶段。

没有大量的技术进步,上述现象不可能出现。

图1　1978—2005年间中国资本回报率　
其次从技术进步率的估算方法来看。

目前,学术界估算技术进步率的普遍做法是基于索洛模型测度全要素生产率(TFP),即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以外得到的残差,即索洛残差。

大量学者借助索洛残差法对中国经济TFP增长率进行估计,结论一般倾向认为中国经济TFP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低(谢千里等,2001;黄勇峰、任若恩,2002;W oo et al,1994,p.410—437),并据此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要素投入,技术进步程度有限。

但是,基于索洛模型估算的TFP是否能很好地度量技术进步水平呢?依据新古典生产理论,TFP应该是仅限于非体现的、外生的、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并且在具体测算中常常包含着要素替代弹性等于1的假定。

这些假定对处于工业化水平迅速上升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显然过于严格,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技术上无法对要素特别是资本投入质量加以区分,因而基于索洛模型估算的TFP增长率仅仅反映了非体现的技术进步率(郑玉歆,1999;易纲等, 2003;郭庆旺、贾俊雪,2005;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

所以,在我们看来,之所以会产生“高投入式增长意味着技术进步率太低”这种与我国经济现实明显不符的论断,关键在于人们把“资本投入(积累)”与“技术进步”完全割裂开来,忽视了资本投入(积累)中本来就蕴涵着技术进步———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这一重要事实!那么,如何观察和判断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我国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率到底有多大?这正是本文聚焦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二、简要的文献综述
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来看,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到底主要归因于物质资本积累(以下简称资本积累)还是技术进步(或称知识积累)。

在古典经济学家当中,除斯密指出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外,李嘉图、穆勒等人更着重强调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主要推动力。

特别是发展经济学家,他们在寻求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出路时,不论是“大推进理论”(R osenstein2R odan,1943)、“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Nels on,1956),还是“临
“经济增长阶段理论”(R ostow,1960),都认为要摆脱贫困、实现界最小努力理论”(Leibenstein,1957)、
经济增长,就必须大幅度提高投资率,从而不可避免地凸显出经济增长“唯资本论”的特点。

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罗默(R omer,1986)、卢卡斯(Lucas,1988)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创立和发展的且在国际学术界盛行的内生增长理论,更多地强调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很可能是相互融合的,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其实,马克思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有机构成(即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范畴。

当然,最为直接地研究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相互融合关系的是S olow (1960),他明确提出了“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概念,①从而掀起了“体现的技术进步”与“非体现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研究热潮(比如,Phelps ,1962;Denis on ,1964;Johansen ,1966;Bardhan ,1969;Hall ,1971;T riplett ,1983)。

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家越来越意识到体现的技术进步在提高生产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主要得益于C ole 等(1986)和G ordon (1990)提供的关于机器设备价格中质量成分的大量证据。

特别是G reenw ood 等(1997,p.363—382)进一步构建了一个包含在资本积累中的技术进步的两部门最优增长模型,充分揭示了体现的技术
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②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内生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当中,H owitt 和
Aghion (1998)也认识到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融合关系,他们构建的“垂直创新”增长模型表明,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不应当被认为是增长过程的两个不同驱动因素,而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为新的技术几乎总要附着于新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要使用这些新技术,就必须积累这些资本。

可是,在现实中,如何准确度量附着于新的物质资本的技术进步?这是国际学术界目前面临的一大难题。

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目前主要有两种做法。

第一,通过考察资本价格变化来测度资本
质量的改善,进而估算出体现的技术进步水平,如Hulten (1992)和Pakko (2002)。

③第二,以包含体
现的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数值模拟估算出体现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如G reenw ood 等(1997,p.363—382)和Licandro 等(2001)。

④在我国,虽然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对中国TFP 增长率进行了测算,但对中国体现在资本迅速积累
进程中的技术进步的研究还比较欠缺。

⑤为此,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区分设备投资和建筑投资的内
生增长模型,在此框架下提出判断资本积累中的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程度的三个基本命题,然后对中国设备资本中体现的技术进步进行实证分析,阐明中国高投入式增长并非就是低效增长。

三、资本积累中的技术进步:三个基本命题
可以看出,本文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衡量资本积累中的技术进步。

为此,我们从数理分析角度,确定现实观察中能反映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并且能够很好量化的经济变量。

(一)资本积累中技术进步与资本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
假定t 时刻投资品分为建筑投资品i s 和设备投资品i e 两类,并且它们的生产率不同。

进一步,我们假定存在着一类基准资本品i (t ),它的生产率水平最低。

按照Fisher (1965,p.263—188)资本品“好即是多”的思路,资本品内在技术含量高低可以用资本品数量的多寡加以度量,则两种形式的投资品的生产可以表示为:
①②③④⑤黄先海、刘毅群(2006)曾估算过我国工业的物化性技术进步,即本文所强调的体现的技术进步。

他们分别用这种方法估算出体现的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为58%和69%。

他们同时还利用传统的增长核算法估算出体现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事实上,G reenw ood 等(1997)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考察具体投资中体现的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K rusell ,1998,p.131—141;W ils on ,2002,p.285—317;K ogan ,2004,p.411—431)。

技术进步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分别为“不体现的技术进步”(dis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 )和“体现的技术进步”
(embodied technical change )。

“不体现的技术进步”是指在没有任何新投资情况下,利用不变的投入生产出更多的产出,也就是说,技术进步没有体现在新生产出来的资本品或新训练、教育出来的工人上。

不体现的技术进步的典型是Hicks 中性生产函数。

所谓体现的技术进步,是指它能对产出增长率起作用之前,它必须在物质上被包括在新生产出来的资本品之中,或者同新训练和教育出来的工人结合在一起。

因此,资本和劳动力都不能再假定为同质的(郭庆旺,1994,第132—135页)。

对各种技术进步类型的分类可参阅巴罗、萨拉伊马丁(2000,第19—20页)。

i e (t )=q e (t )i (t )
(1)i s (t )=q s (t )i (t )(2)
其中,q e (t )和q s (t )分别为设备投资品和建筑投资品相对于基准资本品i (t )的生产率①。

如果生产投资品的技术是线性的,那么可以将i (t )视作是投入,q e (t )和q s (t )则分别表示生产这两类投资品的技术。

提请注意的是,按照技术的分类,这种生产技术是资本体现的技术,即技术进步表现为资本品的质量提高。

假定t 时刻建筑投资品和设备投资品的价格分别是P s (t )和P e (t ),那么当市场处于竞争均衡时有:
P s (t )i s (t )=P e (t )i e (t )(3)
由(1)式、
(2)式和(3)式可得:i e (t )=q e (t )q s (t )i s (t )=q (t )i s (t )=P s (t )P e (t )i s (t )(4)
因此,设备投资品相对建筑投资品的技术水平q (t )可以用它们之间的相对价格来表示。

进一步,可以给出设备投资品相对建筑投资品的技术进步率(γq (t ))为:
γq (t )=γP s (t )-γP e (t )(5)
(5)式为我们度量设备投资品体现的技术进步水平提供了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

由于生产建筑投资品的技术水平相对比较固定,因而设备投资品的技术进步率几乎可以代表整体经济的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率水平。

如果将建筑投资品的技术进步率与国民经济其他部门技术进步率视作一致,那么也可以通过比较设备投资品价格与其他物品的价格来计算设备体现的技术进步率。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观察设备投资体现的技术进步水平的命题1。

命题1:设备投资中的相对技术进步率等于建筑投资或产出价格变动率与设备投资价格变动
率之差。

②在经济学界,将资本价格与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水平联系在一起经历了一段认识过程。

早在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推出不久,G riliches (1961,p.137—196)和Hall (1968,p.34—46)就曾观察到资本质量变动影响着资本价格水平,但当时经济学界正热衷于运用“索洛残差法”计算TFP ,对此回应较少。

进入20世纪90年代,Hulten (1992,p.964—980)从理论上考察了资本质量变动与资本价格之间的关系,G reenw ood 等(1997)进一步将资本分解成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两部分,加之TFP 核算结果往往与现实不符,人们才对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引起足够重视。

目前,从资本相对产出、消费品等的价格变动入手已成为经济学界观察资本体现技术进步水平的一个重要手段。

例如DeLong 和Summers (1991,p.445—502)指出,那些具有最高经济增长率的国家通常都是设备投资最高的国家,而且也正是在这些国家,设备的相对价格下降得最快。

Bakhshi 和Larsen (2001)在对英国信息和通信部门技术进步研究中,发现信息和通信部门价格下降速度很快,整个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的20%—
30%可归因于信息和通信设备体现的技术进步。

(二)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路径
在(4)式中,我们将设备投资体现的技术进步与资本价格变动联系在一起,但是并没有给出它们在经济增长中的变动路径。

下面通过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来说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路径。

假定经济中一个具有无限生命的典型行为者的一生效用贴现总和为:
①②G reenw ood 等(1997,p.363—382)、Hercowitz (1998,p.217—224)在不同的设定下,也有类似的表述。

上式可有不同的表述方法。

如按G reenw ood 等(1997,p.363—
382)的说法,i s (t )=(1Πq (t ))・i e (t ),1Πq (t )代表着用建筑品衡量的生产单位设备投资品的生产成本。

而按照Cumm ins 等(2002,p.243—284)的定义,上式表述形式为:i e (t )=q (t )i s (t )。

其含义是设备投资品i e 可以用建筑投资品i s 生产出来,其生产函数为:i e (t )=F (i s (t ))=q (t )i s (t ),q (t )代表着生产技术。

U =∫∞0u (c ,l )e -ρt d t (6)
其中,u (c ,l )=θln c +(1-θ
)ln (1-l )为对数效用函数,c 为消费,l 为劳动投入,0<θ<1为消费的边际效用,ρ为贴现率。

假设典型行为者利用劳动投入l 、建筑资本k s 和设备资本k e 进行生产,且采用的是规模收益不变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技术:
y =F (k e ,k s ,l )=Ak αe e k αs s l 1-αe -αs ,0<αe ,αs ,αe +αs <1
(7)其中,y 为产出,A 为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参数。

典型行为者面临的资源约束方程为:
y =c +i e +i s (8)
其中,i e 表示设备投资,i s 表示建筑投资。

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的积累方程为: k s =i s -δs k s ,0<δs <1(9)
k e =qi e -δe k e ,0<δs <1
(10)其中δs 、δe 分别为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的折旧率,假设均为常数,且在一般情况下有δe >δs 。

①在
(10)式中,我们引入了一个核心变量q ,并用它来度量目前设备生产技术状态,进而决定单位产出可购买的设备数量,因此不妨假定q >0。

q 的提高意味着设备生产技术提高,从而使得单位产出能够购买的设备增多。

在内生增长模型中,通常假定消费、投资以及政府支出等变量的相对价格保持不变,G reenw ood 等(1997)最早引入了变量q 。

此后,K rusell (1998,p 1131—141)和K ogan (2004,p 1411—431)等纷纷采用这种方法分析投资中存在技术进步时对其他经济变量的影响。

进一步,由(4)式可知,1Πq 也可视作是设备投资品相对产出或建筑投资品的价格,简称为设备投资品的相对价格。

现定义一个汉密尔顿函数:
H =u (c ,l )e -ρt +λe (i e q -δe k e )+λs (i s -δs k s )+v [F (k e ,k s ,l )-c -i e -i s ]
(11)
其中,c 是控制变量,k s 、k e 是状态变量,λs 和λe 为汉密尔顿乘子,v 为拉格朗日乘子。

求解典型行为者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得一阶最优条件为:
1c ・e -ρt ・θ-v =0(12)
q λe -v =0(13)
λs -v =0(14)
λe =λe δe -vF k e
(15)
λs =λs δs -vF k s
(16)T VC 条件为:
lim t →∞λe k e e -ρt =0,lim t →∞λs k s e -ρt =0
由(12)式、
(13)式和(15)式可得:γc = c c =qF k e -δe -ρ(17)
上式意味着经济增长率由设备投资中技术进步率和设备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决定。

与其他内生增长模型得到的结论不同,经济增长的源泉来自设备投资体现的技术进步水平。

下面我们进一步分析设备投资中技术进步的路径,由(13)式可得:
①例如,依据我国的有关规定,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为10年,房屋的折旧年限为20年,则年均折旧率分别为10%和5%。

γ
q =
q
q
=
v
v
-
λe
λ
e
(18)
由(13)式和(14)式可得:
λe
λ
e =δe-qF k
e
(19)
由(14)、(16)式可得:
v v =
λs
λ
s
=δs-F k
s
(20)
合并(18)式、(19)式和(20)式可得:
q q =qF k
e
-δe+δs-F k
s
(21)
整理上式有:
q=q2F k
e -(F k
s
-δs+δe)q(22)
上式是一个二阶线性微分方程,也称贝努利方程,可求得:
q=
1 me(F k s-δs+δe)t+
F k
e
F k
s
-δs+δe
,m是待定系数(23)
不妨假设t=0时,设备生产和建筑生产技术水平相同,则有q=1,待定系数m=1-F k
e
F k
s -δs+δe
,于是q的表达式为:
q(F k
e
,F k
s
)=1
1-
F k
e
F k
s
-δs+δe e
(F
k
s
-δ
s
+δ
e
)t+
F k
e
F k
s
-δs+δe
(24)
由5qΠ5F
k
e
>0可知,设备投资中技术水平与设备资本的边际收益成正比。

这比较直观,技术进步的
一个自然结果就是提高要素边际收益水平。

进一步,求q(F
k
e ,F k
s
)关于F
k
e
的二阶导数可得:
q″F
k
e
>0(25)
上式含义是当设备资本边际收益提高时,说明新设备中技术进步速度加快。

于是我们得到有关设备投资中技术进步的命题2。

命题2: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速度与设备资本的边际收益成正比。

命题2的意义在于,由于设备中的技术进步无法直接观测,我们需要寻找其他能够分析出来的变量来间接观察它。

在命题1中,我们找到价格变量,但由于价格变动受多种因素影响,为便于经验研究,我们需要寻找其他变量以进行综合判断,这就是命题2给出的设备资本边际收益变量,通过分析它的变动可以发现设备投资中技术进步趋势。

在命题1中,通过简单的市场均衡分析,得出设备投资品中相对价格变动与投资中技术进步有关的结论,但是考虑设备投资品的相对价格是个比较值,它的变动自然不能仅由设备投资品的技术水平决定,因而需要进一步分析影响其相对价格变动的因素。

令a=F
k
e -δe,b=F k
s
-δs,则
a和b分别为扣除折旧后的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的净边际收
益,一般有a>0和b>0。

现令
r=a+δe
b+δe
=
F k
e
F k
s
-δs+δe
(26)
由于aΠb代表着设备资本净边际收益与建筑资本净边际收益的比,为研究方便,我们将r表述为“调整后”的设备资本净边际收益与建筑资本净边际收益的比。

这是因为δ
e为常数,r的大小仍由设备资本与建筑资本之间边际收益的差距决定。

由于1Πq也可视作是设备投资品相对产出或建筑投资品的价格,于是根据(24)式,我们得出设备投资的相对价格为:
P(r,b)=(1-r)e(b+δe)t+r(27)
对r求偏导可得:
P r=(1-e(b+δe)t)<0(28)
可见,调整后的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的边际收益差距与设备投资品的相对价格成反比,其差距越大,新投资的设备相对价格越低。

于是我们进一步可以得到命题3。

命题3:设备资本与建筑资本的边际收益差距和设备投资品的相对价格成反比。

命题3的意义在于从生产函数中发现影响设备投资品相对价格变动的因素。

它隐含的意思是说,如果用设备投资品相对价格变动来分析其中的技术进步,其重要前提是假定建筑投资技术水平保持不变,否则观测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就会被低估,Bakhshi和Larsen(2001)以及Cummins等(2002,p.243—284)的经验研究就忽视了这一点。

上述三个基本命题的关系密切,各有侧重角度。

命题1是从设备投资品的相对价格变动角度分析其中蕴含的技术进步水平,比较直观,但是由于经济运行中价格受供求关系、经济周期等多种因素影响,短期内用价格变动来分析存在一定的误差。

命题2是从设备资本的边际收益角度观察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水平,它可以通过不同时期的设备资本边际收益率比较,动态地观察资本体现的技术进步速度是在上升还是下降,但是该方法需要进行生产函数估计。

命题3进一步指出用设备投资品相对价格来分析其中的技术进步应注意的前提假设,说明如果建筑投资技术水平上升,设备投资中实际技术进步水平应高于用设备投资品相对价格估计的值。

四、中国资本积累中的技术进步水平
在得到判断设备投资中技术进步的三个基本命题后,我们就可以结合中国的资本积累状况,具体考察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

(一)中国资本积累中存在技术进步的现象观察
11设备资本与建筑资本的存量增长率比较
本文的理论分析表明,从设备资本存量增长状况入手是观察资本积累中是否含有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手段。

首先,从行业角度来看,黄勇峰和任若恩(2002)曾对我国1978—1995年制造业15个行业中全民所有制企业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存量进行估计,根据他们的估算结果,我们推算出两种资本在各行业的增长率情况。

在图2中,1984—1995年各行业设备资本存量增长率年均为1411%,远高于建筑资本存量年均713%的增长速度,也远高于年均1017%的经济增长速度,说明在此期间这些行业都在大量地购置设备。

其次,从地区角度来看,吕冰洋(2007)最近对1993—2005年各省建筑资本和设备资本的存量进行了估计,根据他的估计结果推算,这一期间各省平均设备资本存量增长了917倍,而建筑资本平均增长了611倍。

一般来说,与旧设备相比,这些新增设备将具备更多的技术含量,设备资本占总资本比重的上升将推动工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高。

但是,在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TFP时,由于很难对新增设备和旧设备进行质量上的区分,一般会忽略掉新增设备的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

21设备引进中的技术引进
对中国这样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许多技术是不需要独自进行研究开发的,从国
图2　1984—1995年全民所有制企业设备资本存量和建筑资本存量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黄勇峰、任若恩(2002)提供的数据绘制。

　
外发达工业化国家引进成熟的生产技术更能节省成本。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的规定,技术引进的内容包括:(1)工业产权的转让或许可合同;(2)专有技术许可合同;(3)技术服务合同;(4)至少含有前三项之一的合作生产合同和合作设计合同;(5)含工业产权的转让或者许可、生产线、关键设备进口合同;(6)其他。

实际上,前四种引进方式在历年技术引进中所占比重并不高,从建国初期开始,设备引进就一直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要方式①。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采取鼓励软件技术引进的政策等原因,以技术为主的合同有了较大发展,但是总体而言,在中国的技术引进中,设备引进仍是主要方式。

如1988—1995年中国技术引进的结构中,有6年设备引进保持在83%以上,纯技术进口(许可+咨询+服务)所占比重在大多数年份不足15%。

1996年后技术引进的统计口径变动较大,且统计数据没有连续性,无法与前期比较,但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5)》,在2003年和2004年国外技术引进中,设备费支出占总合同金额的比重仍达到2913%和3015%。

显然,在大量的设备引进中,必然含有明显的技术进步因素。

我们注意到,亚洲“四小龙”在经济高速增长期内,都曾将设备引进作为技术引进的主要途径。

韩国1962—1976年设备进口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率达到了3218%,在1987—1991年仍达到3311%。

在Y oung(1993)、K im和Lau(1994,p1235—271)的研究中,结论是东亚新兴经济体技术进步增长缓慢,但是在他们对技术进步的测算中,基本没有考虑这种体现在资本积累进程中的技术进步程度,所以他们的结论难以让人信服。

通过上述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设备资本积累速度明显高于建筑资本积累速度,并且广泛采用以设备引进为主的技术引进方式,因此我国资本积累中必然蕴涵着大量技术进步因素。

下面,我们将结合设备资本价格和边际收益的变化,进一步详细考察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程度。

(二)设备资本的相对价格变动分析
11总量资本的相对价格变动
从命题1可知,观察技术进步是否体现在资本积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是观察设备的价格是否处于下降趋势。

鉴于目前学术界主要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技术进步水平的高低存在着明显争议,且由于数据限制,因此我们考察的样本期为1990—2005年。

以1990年为起点,我们分别通过以下两个指标来判断设备投资中的技术进步:
①1950—1959年,中国的设备引进主要有与前苏联签订成套设备引进合同304项,与东欧国家签订的成套设备引进合同为116项,耗费外汇总额约27亿美元。

1963—1966年,随着中苏关系的日趋紧张,中国转向与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的技术引进,共使用外汇约3亿美元,其中成套设备218亿元,占90%以上(陈慧琴,1997,第2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