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弼的玄学思想对魏晋山水美学的影响

论王弼的玄学思想对魏

晋山水审美风尚的影响

韩国良

摘要：王弼的玄学思想对魏晋山水审美风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离开了他的“贵无论”哲学，我们对魏晋时期的山水审美思潮以及当时的一系列审美观念就不可能有一个圆满的诠解。山水美的发现是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它的成因及蕴含再加研究无疑仍是很有意义的。

关键词：王弼；玄学；魏晋；山水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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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美的发现不啻是中古审美史上的一件大事，甚至整个东方美学也因它的介入而得别开生面。山水所以由先秦两汉的道德比附一变成为客观的审美对象，此与魏晋玄学的盛行无疑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对此认识并不到位。众所周知，魏晋玄学依其思想特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左中右三派，它们分别以嵇康、王弼、郭象为代表。可是历来的研究者对于王弼的“贵无论”和郭象的“独化论”贬斥甚多，他们总是习惯于从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出发，去探索魏晋学风的变化。但是实事求是地讲，对于魏晋学风的影响，王弼的“贵无论”要远较“独化论”、“自然论”为大，王弼的玄学思想可以说早就奠定了魏晋玄学的框架，嵇康和郭象只是在某些方面对王弻的玄学思想有所发挥罢了。王弼玄学仍是魏晋学术的灵魂，它在士人心中的地位并未因郭象、嵇康理论的出现而发生动摇。王弼玄学的影响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对魏晋山水美学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的。

一

对于王弼的玄学思想我们往往有一种偏见，似乎王王弼的“贵无论”就是一味地强调“无作为”。事实上王弼否定的“有”乃是虚假的“有”，对于由“无”而生的具有真实生命的“有”他是并不反对的。请看以下两条记载：

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甚精，钟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1]。（《三国志〃魏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

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荡失真，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2]（P631）？（《论语释疑〃阳货》）

可见王弼重点强调的乃是“性其情”，对于因性而起的真实情感他是并不排斥的。孝友慈爱只要发于至诚，不是为了适应某些固定化的礼路，讨得某些人的欢心，并由此博得美名和虚誉，求得高官与厚禄，那么这样的情感即使再为丰富也是无妨的。“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这实可以说是对王弼社会、政治、家庭、人伦观念最明确的展示。

那么王弼这种政治伦理观念与其本体论思想是否相矛盾呢？对此我们不难作出回答。在王弼看来：

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2](P195)。

（《老子指略》）

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无形无名”的“大道”，又必须通过“有形有名”的“万物”才能得到体现：

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五音不声则大音无以至。四象形而物无所主焉，则大象畅矣。

五音声而心无所造焉，则大音至矣[2]（P195）。（同上）

在这段文字里，“大象”、“大音”都是“道”的别名，“四象”、“五音”都是天地万象的借指。显而易见，大象必因四象而畅，大音必因五音而至，这也是王弼“贵无论”玄学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大道”若永远处在“至虚至无”的状态，那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大道”所以能成万物之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它虽然“无形无名”，但万物却无不因它而生，无不因它而来。依王弼的观点，“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形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 [2]（P195），（《老子指略》）一切有形有名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天地万物的共主，能够成为共主的只能是一个超感绝象、无所拘限的“无”。所以天地万象的化生不仅显现了“大道”的伟大，同时也显现了它“无形无名”却又无所不生的奥秘。王弼之所以讲“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最根本的道理正在这里。

“四象不形则大象无以畅”，由此，我们必然得出“五情”不生则“真性”无以显的结论。王弼的“情”、“性”之说只不过是“有”、“无”理论的具体运用（“情”与“有”对应，“性”与“无”对应），因此只要肯定了有形可见的“四象”也即天地万物的合理性，那么对于人类因性而起的真实情感也就同样不能作出否定。不难看出，王弼的学说虽然较前人有很大发展，但是也同样没有摆脱前人所习染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王弼的全部社会思想应该说都是以他的宇宙本体论思想为基础的。然而遗憾的是不少论者在谈及王弼的“贵无”学说时，总是过分强调它的贵“无”的一面，而对它的“无”不能畅“无”，必资于“有”的一面则认识不足，这对我们全面把握王弼学说的“生动气韵”显然是很不利的。我们只有对王弼的“无”不能畅“无”，必资于“有”的本体论思想有一个深切的体验，如此才能对他的哲学体系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作出客观评价。

二

弄清了王弼玄学的内在本质，那么再来探讨它与魏晋山水审美风尚的联系就简捷多了。正是由于王弼哲学在本体论思想上的这种独特的思辩性，由此也决定了它在认识论思想上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虽然在王弼现有的著作里我们还没有发现类似“假有得无”一类的言简意赅的说法，但是毫无疑问王弼在这方面认识也是非常深刻的。

请看以下两则材料：

王辅嗣（弼）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耶？”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3]（P175）（《世说新语〃文学篇》）

王弼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故常于有物之极，而必明其所由之宗也。”[2]（P547-548）（韩康伯《周易〃系辞注》引）

“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简而言之就是“假有训无”。“夫无不可以无明，必因于有”，简而言之即“假有明无”。由此足见，尽管王弼在他的现有著作里并没有明确说明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