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出头”和元小说

“作者出面”和元小说

阅读交流语境中有以下诸主体对称：现实物理时空中的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对称；文　本语义空间中叙述者与受述者通过叙事话语对称；阅读虚拟地进入的想象性时空中，读　者的观察视角与叙述所创造出来的主体性存在者的“现实”视角对称。(注：S.查特曼也区别出了真实作者与真实读者、“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受述者六个　主体的双双对称。他的“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实际上是现实时空中真实读者的建　构，他的叙述者与受述者对称实际上是文本虚拟四维时空内部被“作者”创造出来的对　象性主体，参见Seymour Chateman,Story and Discource(Comell Univ.Press,1978),1　51页。本文不取查特曼的辨认。参见拙文《文本双层时空与主体对称》，载《西南师范　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88—89页；《阅读交流语境中的主体对称》，载《外国语》2　000年第5期，1—9页。)在诸对称的主体之间分

布着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乃至整个　“阐释学的宇宙”。常规阅读对于不同时空位置上不同对称主体之间的分辨一直模糊不　清，“元小说”所追求的特定艺术效果就利用了这一模糊。

我们从文本的标题和署名入手来讨论。

任何文本的署名和标题都必须符合某种规则。标题和署名首先是存在于物理时空中的　文本身体(text body)上的记号。这个记号是某种社会组织制度的标识，是特定历史背　景下一个客观建制的标记。

署名的真值由现实中对称主体关系的性质决定，并受到一定　制度的规范。这一层面上的制度与规范对真实文本和虚构文本的所有权一视同仁。一般　来说，虚构叙事文本的作者、译者、注释者所写下的序跋注释等类文字，与标题和作者　署名所确定的主体对称一样，需要符合真实文本的符号学规则。

其次，标题和署名又是一个语言事实，这一事实是一定现实主体的语言行为的结果，　但所产生的意义不仅服从于现实制度，也服从于语言本身的客观规则。

对文学创作来说，以上两点性质有着相当可观的利用价值。从僭称历史的16-18世纪的　英国小说开始，利用作者署名来混淆真实与虚构的手法一直演化到元小说。

以茅盾的《腐蚀》为例。小说开头交代“作者”在防空洞里拣到一本日记，接着声言　以下内容就是这本日记的原样。有些天真的读者信以为真，写信给茅盾询问小说是否真　的是茅盾先生拣到的日记。然而，拣到日记的“我”与写日记的另一个“我”生存在同　一个虚构时空之中，两个“我”都是人物，二者之间的关系符合的是虚构叙事文本的符　号学规则。小说单行本有一交代创作过程的后记，提到了读者的询问。这篇后记是真实　文本，文本外物理时空中的作者与读者通过这样的文本话语现实地对称。真实文本的特　征就在于文本话语指涉文本外的事实，指涉现实物理时空中的事件，一如文本的标题和　署名标识文本外的个体存在一样。假设茅盾在后记中继续肯定“日记”的“真实性”，　继续将虚构伪装为真实文本，那么后记也就成了虚构的一部分，利用暑名所标识的现实　物理时空来追求“真实性”的手法也就更加彻底。又假设《腐蚀》的后记在小说的情节　中间出现，即在虚构的同时交代创作过程，那么“拣到日记”这样的情节就成了小说虚　构性的自我暴露(当然，批判现实主义不能接受这种处理)，进而可能

过渡到元小说。对　应以上假设情况的文本，分别属于不同的类型。

类型一：求真叙事的“作者出面”。最简单的手法是以“作者”——“我”的名义同　小说中的人物建立时空同一关系，混淆现实物理时空与文本虚拟四维时空之间的界限以　追求“真实性”。伪托什么手稿、记录、当事人自述等等均属此类。如《鲁宾逊漂流记　》，笛福在小说“编者”序言中交代了“我”和鲁宾逊其人之间的“现实性”关系。这　里的“我”实际上不是标题和署名关系中的笛福，而是虚构世界上的一个对象性存在。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这种手法的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性阅读程式对真实与虚构两个时空的　相互混淆程度。《红楼梦》第一回交代此书来由，表面言“幻”，实际上意在“真”，　归根结底连接到“作者”的真实身世上去，其操作程式本质上与《鲁宾逊漂流记》是一　回事。如果严格分辨文本内外时空关系，以“我”字自指的这类“作者”一旦与人物处　于同一虚拟四维时空之内，“我”就是与人物一样的对象性存在。我们将这类对象一律　称之为“形式叙述者”。(注：形式叙述者是叙述者叙述的对象。叙述者通过其虚构叙　事符号操作行为创造出一个对象世界，其自身先于该世界的存在而存在并外在于该世界　。叙述者只能在文本内定义，因此也不是文本外物理时空中的真实作者。一般所谓“作　者出面”的“作者”实际上兼指文本外的真实作者、叙述者和形式叙述者三类本质迥异　的主体。参见拙文《叙述者界说》，载《文艺理论与批评》1996年第3期，127—131页　；《寻找叙述者》，载《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33—39页。)形式叙述者往往以　“作者”名义讲话，借用作者署名与文本外现实世界的关系混淆文本外的物理时空和文　本内的虚拟时空以制造“真实”幻觉。鲁迅的《阿Q正传》有“我给阿Q作传……，”字　样，文本中的“我”历来被认为是“作者”(鲁迅)的自称。其实“我”存在于阿Q生存　的那个虚拟空间之内并且与阿Q有事后性的“现实”关系，概念上是形式叙述者而不是　文本外的“作者”。又如雨果在《悲惨世界》中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作者”自称：

追源溯流是讲故事的人的一种权利，假设我们是在1815年，并且比本书第一部分所说　的那些事情开始的时期还稍早一些。

滑铁卢战役是史实，而“本书第一部分所说的那些事情”则纯属虚构。两件事通过虚　构的人物德纳第偷窃战场死人财物的情节连接在一起，史实在小说中转变为虚构叙事符　号的所指，战场成为虚构人物活动的空间。从这样的“连接”和“转换”看，上句中的　“我们”作为“讲故事的人”首先是叙述者的人称。但是，既然故事中的人物不存在，　“讲故事的人”的“追源溯流”只有在虚构世界之内才可能，“我们”的时空位置就只　能处在虚构事件发生之后的那个世界上，因此同一个“我们”又是形式叙述者的人称。　叙述者可以利用这样的人称形式躲藏在形式叙述者背后，将其事前性的虚构叙述符号操　作行为混同于形式叙述者的事后记述行为。

梅里美的《嘉尔曼》1845年出版时沿用了标准的混淆手段。小说中的“历史学家”竭　力将真实文本的成分引入小说，但是从空间关系上我们可以明确，“作者”梅里美处于　文本外的物理时空之中，历史学家“我”则是虚构世界上的一个存在。由这个人物转化　而来的第一叙述层上的“叙述自我”仍然是文本内的对象性存在。这里并没有什么“作　者出面”。容易引起混淆的是的是梅里美在《嘉尔曼》1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