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殷商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殷商文化蕴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甲骨学研究、商史研究和殷商考古。她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问，其研究的内容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时代的历史文化，而研究的历史至今才100余年。一百年来殷商文化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睥国际性学问。百余年来殷商文化历史，目前根据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基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甲骨文的非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草创时期；殷墟的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发展时期；殷墟科学发掘的持续开展和甲骨学深入研究时期；殷商文化全面深入发展时期。

一、甲骨文的非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草创时期（1899-1928）

从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开始对安阳殷墟进行科学发掘，这一时期经历了文字的识读、断句、初步的考释和研究，并进行了对甲骨文的出土地探寻，确定了甲骨文所处时代和安阳小屯为殷墟所在地。

1899年，王懿荣患病欲服服龙骨，识读了龙骨上的刻划，乃是殷商时代的文字，从此“龙骨”身价倍增，小屯居民、古董商人、文人学士，竞相挖掘贩卖、收售收藏甲骨文。据董作宾、胡厚宣《甲骨年表》记载：从1904年冬至1928年春，有名有姓并知动身的甲骨私人发掘就有十余次。

与王懿爬山同时识读、收藏甲骨文的还有王襄（1876-1956年）、孟定生、刘鹗（1857-1909年）等人。刘鹗收藏甲骨约5000余片，1903年他选录刊印《铁云藏龟》一书，这是甲骨文资料著录的第一部著作，扩大了甲骨文资料的流传范围，使古文字学家获得了研究甲骨文的机会，标志着甲骨文从学者书斋中的“古董时期”进入了“金石时期”，有着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从事甲骨文收集和研究的还有不少外国人，如日本人林泰辅、英国人金璋、其中成绩最突出的当属加拿大人明义士。明义士（1885-1957年）原名詹姆斯·梅隆，是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1910年来华、1914年到安阳传

教。他利用地利之便，“游于洹水南岸，考察殷墟出土甲骨文字情形。自此以后，频往调查搜求，所获颇多”，自称有甲骨5万片，实际有3万5千余片。1917年他编印出版《殷墟卜辞》，同时还出版了《商代文化---殷墟甲骨》，系统介绍了殷墟的甲骨文。

1904年，《铁云藏龟》出版仅一年，著名学者孙怡让据以研究，写出了第一部研究著作《契文举例》。今天看来，书中多有谬误不确之处，但毕竟是第一部考释著作，仍有重要意义。

“甲骨四堂”中的两堂：雪堂罗振玉（1856-1940年，江苏淮安人）、观堂王国维（1877-1927年，浙江海宁人)在这一时期为甲骨学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罗振玉收集了大量甲骨文，并探明了甲骨出土地是安阳小屯，而非其它地区，并派他的弟弟罗振常等亲友长年驻守安阳从事收集，后来他曾亲自到安阳小屯实地考察。1911年他出版了《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等著作。1914年，罗振玉在王国维的协助下，出版了《殷墟书契考释》，该书考定了帝王22位、先妣14位、人名78个、地名193处、文字485

个，在甲骨学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甲骨文研究进入了“文字时期”。

在文字考释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把甲骨文作为史料研究商史，这一时期成就最突出的当为国学大师王国维。他不仅在文字考释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还对商周的礼制、都邑、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1917年他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把甲骨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标志着甲骨文研究已由“文字时期”进入了“史料时期”。在这两篇著名论文中，他考证甲骨文中出现的先公先王和父、兄之名和《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基本相同，这就证明了甲骨文乃殷代之物，不仅大大提高了甲骨文的学术地位，也证明安阳小屯乃是湮没了三千多年的殷墟。

二、甲骨文的科学发掘和甲骨学的发展时期（1928-1949）

所谓“科学发掘”，是指政府派出学术机关采用近代科学方法的发掘。1928年至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言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组织了15次科学发掘，是我国学者首次在独

立自主的基础上，对古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其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收获之丰富，在我国考古学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考古史上也不多见。国外有学者曾这样评论：“安阳殷墟发掘工作堪与苏利曼（Hernrieh

Schliemam)的特洛伊（Troy）遗址发现媲美。因为这一不朽的发掘所得到的证据，使传说中的商朝成为信而可证的史实，正如苏利曼使希腊神话中的人物由虚构成为真实。”殷墟发掘不仅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轨，奠定了我国现代考古学基础，也使甲骨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规范了甲骨学未来发展道路，从而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15次发掘通过西方近代考古学和中国传统金石学相结合，从而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开始形成。与此同时，由于近代考古学的科学方法引入了甲骨学领域，使甲骨学研究突破了传统石学和史料学的局限，进入了科学发展时期。

15次殷墟科学发掘，共得甲骨24900多片。由于科学发掘有明确的坑位和层位的记载，并伴有出土物，因此比传世的甲骨文更具有史料价值。殷墟科学发掘还发现了殷都的王宫区、平民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殷王陵和众多的一般墓葬，并获得大量的青铜器、石玉器、陶瓷器、骨蚌器

等珍贵文物，为搞清殷墟的布局、研究殷商的历史奠定了基础。因此，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曾指出：“安阳殷墟是中国考古学的发祥地。70年前开始的殷墟发掘，是我国学术机关第一次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并且证实，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经存在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为因疑古思潮而陷入迷茫的中国古史研究开辟了广阔天地。”（李铁映《殷墟发掘70周年学术纪念会贺信》1998年10月20日）

据胡厚宣《殷墟发掘》，石璋如《殷墟发掘简表》，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等资料统计，从1928年至1937年的15次殷墟发掘中，先后参加的人员有董作宾、郭宝钧、李济、斐文中、梁思永、石璋如、尹达、许敬参、马非百、胡厚宣、夏鼐、高去寻等40多人。

三、殷墟科学发掘的持续开展和甲骨学深入研究时期（1949-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