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壮族铜鼓舞的文化蕴涵与翻译策略

一、铜鼓及其铜鼓舞的起源

相传铜鼓是由壮族祖先布罗陀所创，目的是为了驱邪辟凶。“据考证:全世界现存铜鼓2400面,而中国保存有1460面，是全世界铜鼓收藏最多的国家.壮乡广西全境几乎处处分布铜鼓,其民间实物藏量有1400多面,这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几乎与全国馆藏量相等。”[1]尤其是坐落在桂西北地区红水河畔的东兰县，更是被誉为铜鼓之乡。据记载，铜鼓的发祥地在云南。“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相互交往频繁,铜鼓便沿着三条路线逐步向外发展:一条向广东,一条向百色,另一条向越南北部。”[2]由此可以推算，随着百色这条途径，铜鼓在广西这片沃土迅速生根发芽，并深受大众喜爱。壮族人民自古便有饮酒之风，又普遍能歌善舞。铜鼓扎根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以铜鼓为打击乐器的铜鼓舞了。铜鼓舞在桂西北地区历史悠久，由于壮族没有书面文字，起源的具体时间无法考证。“可以肯定的是，铜鼓舞的起源绝对不是单一的，既源于祭祀，又源于娱乐，也源于礼仪。……从发展的动向看，铜鼓舞开始是源于祭祀，后来用于娱乐和礼仪活动。”[3]

二、铜鼓文化及其铜鼓舞的文化蕴涵自古以来，文化和传说休戚相关。壮族的先祖们没有创造壮族自己的文字，壮族的铜鼓文化很多时候都蕴藏在那些生动的传说之中。对于这

些文化的研究，有人曾经做过归纳“……本人（张东茹）将壮族铜鼓传说分为‘征服自然’‘社会斗争’与‘道德、伦理与信仰观念’三个主题。”[4]在“征服自然”的主题下，归纳出《布洛陀造铜鼓》《铜鼓护水源》《铜鼓战水鬼》等八个情节类型；在“社会斗争”主题下，归纳出《红铜鼓》、《邕江铜鼓峡》两个情节类型；在“道德、伦理与信仰观念”主题下，归纳出《铜鼓吓雷王》《公铜鼓》等四个情节类型。”[5]这里所说的“征服自然”主题，反映了铜鼓作为神灵，护佑壮族人家人畜平安，风调雨顺的画面；“社会斗争”主题，描绘的是铜鼓宛如仗剑走天涯的侠客，帮助穷苦百姓反抗当地土司以及封建君主的联合压迫的场景；“道德、伦理与信仰观念”主题，反映了壮族人民逐渐开化，伦理观念上受汉文化洗礼，信仰逐渐趋于稳定的现象。作为铜鼓文化的载体，铜鼓舞文化基本上承袭了铜鼓文化，展示出自己独特的文化蕴涵。在《论铜鼓舞的文化蕴涵与传承路径》中，作者万千指出“……壮族铜鼓舞是用艺术方式体现和保存了壮族古代文化，富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它根植于壮族生活的土壤，体现着对劳动者的讴歌、对丰收的祈求、对神的膜拜、对生命的赞颂，它渗透着壮族人民的精神和品质，成为壮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少数民族舞蹈

论壮族铜鼓舞的文化蕴涵与翻译策略

□覃赓

（河池学院外国语学院，广西河池546300）

［摘要］笔者探讨了壮族铜鼓舞的文化蕴涵与翻译策略选择的关系。一开始，简单介绍铜鼓及其铜鼓舞的发祥；然后进一步阐释了铜鼓舞的文化蕴涵；最后，从传播学视角提出来壮族铜鼓舞的文化翻译选择应该遵循“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并且，笔者认为，只有这样的策略，才能使得富有壮族特色的铜鼓舞文化走出去，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

［关键词］铜鼓舞；文化蕴涵；传播学；归化；异化［中图分类号］J722，G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71（2019）03-0047-03

【收稿日期】2018-09-30

【基金项目】河池学院校级科研平台“桂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对外评价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之一。【作者简介】覃赓（1986～），广西东兰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第40卷第3期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Vol.40No.3

2019年JOURNAL OF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 ）

47

DOI:10.13792/45-1300/z.2019.03.010

文化艺术遗产的宝贵财富。”[6]从中可见，铜鼓舞文化的文化蕴涵具有地域性，图腾性以及民俗性。

从地域性来看，广西，尤其是铜鼓舞文化鼎盛的桂西北地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这对农牧业的发展极为不利，靠天吃饭的情形极为普遍。铜鼓舞的表演能够极大地鼓舞壮族人民，激发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壮举，集中反映了壮乡人民上下团结、精诚协作、坚毅无比的精神风貌。

从图腾性来看，壮族人特别崇拜蛙，有关蛙的意象随处可见。无论是在壁画上还是铜鼓鼓面以及铜鼓的传说中，有关蛙神救人普世等故事不胜枚举。壮族文化中，“蚂拐”是他们的青蛙之神。壮族的先祖们通过模仿“蚂拐”的样子，在铜鼓乐器的指挥下，翩翩起舞。铜鼓舞的表演形式比较灵活，一般为4人敲打4面铜鼓(2人两鼓亦可)，配舞者一般为3人一组，组数不定，其中1人拿皮鼓，边敲边舞，敲点也变化多端，由缓而急，循环反复；1人拿竹筒边敲边舞；另一人手拿雨帽或簸箕边耍边舞，集体舞蹈动作模仿猴子及各种动物的动作，舞蹈的节奏由鼓点控制，每次都可持续数小时。“鼓声时轻时重、时缓时急，音调和谐，浑然一体，体现了农耕文化的“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文化思想。”[7]

从民俗性来看，“民俗是群体的生活文化，有生活的地方就有民俗，有群体的地方就有民俗存在。民俗对人们生活和群体存在如此重要，是因为民俗包含着人们相处、互动以及相互理解的最基本的文化指令，包含着人生最基本的行为方式。”[8]民俗作为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基因和文化记忆，千百年来不断的传承发展，渗入到该民族各个成员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壮家人大大小小的节庆时分，随处可见翩翩起舞的铜鼓舞蹈。譬如说，传统的“三月三”山歌节，南宁都成为山歌和铜鼓舞的海洋。还有，在地处桂西北的东兰县，蚂拐节里，壮乡儿女都会载歌载舞，祈求风调雨顺、吉祥如意。

三、铜鼓舞文化的翻译策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

对于铜鼓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翻译在其中

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翻译的目的来看，该翻译属于文化翻译的范畴，涉及到文化传播领域。在大众传播中，“没有传者，就没有受众；没有受众，传者的存在毫无意义，最终也会不复存在。节目传播环流是靠传者传播的内容和受众的接受、反应共同完成的。在节目传播环流初始阶段，传者是创作主体，决定传播内容的取舍，是传播主体，而当节目内容“及于受众”，受众则会对内容进行“选择”，还会将对内容的意见“反馈”给传者，对下一轮传播产生重要作用。”[9]文化传播也是如此。当前，“文化自信、文化优先”的观点已经深入党和政府保护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伟大实践中。无论是人力、物力还是财力，党和国家对文化传者的扶持力度是空前绝后的。广西各地有关壮族的文化习俗复兴便是佐证。然而，仅仅依靠传者的摇旗呐喊远远是不足的。初始阶段的任务已经接近尾声，而下一个环节仍需努力。壮语和汉语虽然同属汉藏语系，但两者的差别可谓天地有别。如果受者不能很好的理解和融入铜鼓舞文化中，铜鼓舞文化的文化蕴涵就无从谈起。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汪庆华博士认为，“在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视异化为中国文化译介良策的观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讲尚待商榷。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种两厢情愿的接纳与包容。与当前美国等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文化尚处于弱势。我们既需要有中国译者偏向异化的翻译，更需要国外汉学家偏向归化的翻译，异化和归化“两条腿走路”，归化的步子迈得更大一点，更有利于中国文化走出去。”[10]同样的，在国内，壮语也属于弱势语言，孕育在壮文化中的铜鼓舞文化也处于弱势。如果只强调异化，单纯地要保持所谓的文化纯洁性，对于铜鼓舞文化蕴涵来讲，是百害而无一利，只能使铜鼓舞文化处于日益边缘化的危机之中。笔者认为，时下，我们的翻译策略应该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让受众更好地接纳和喜爱铜鼓文化，循序渐进，只有这样，才能让壮族铜鼓舞的文化蕴涵更好的传承下去。

2019年玉林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48